有監聽票就合法嗎
針對立法院長王金平所涉及的關說案，不僅帶來政治風暴，針對是否違法監聽一事，也引發議論，檢察總長則開記者會出示監聽票，以來回應濫權的指控。而關於此爭議的癥結，實在於偶然監聽與他案監聽的難以區別。
由於監聽涉及人民隱私權的侵害，故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1項，得向法院聲請監聽票的情況，僅限於法定刑在三年以上，或屬於貪污、金融或組織犯之類的重罪。同時，偵查機關對於監聽的手段，一定得遵守補充性原則，即監聽應是偵查的最後，而非最優先手段。至於監聽期間，根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2條第1項，每次以不超過三十日爲原則，並須在監聽完畢後，依第15條第1項的規定，將此訊息告知受監聽人。凡此規範，正在防止偵查機關可能的違法濫權。
由於監聽必然會涉及到非涉案的第三人，又具有不可預測性，因此，即便是合法取得監聽票的場合，亦可能意外獲得他案的犯罪事實，此在學理上被稱爲「偶然監聽」。而雖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5項，違法取得的監聽內容及衍生證據，不得采爲證據，惟於此種情況，偵查機關乃基於合法監聽所得的另案證據，就無法依此條文來直接否定其效力。而依美、德等國的司法實務，針對此情況所得監聽內容的合法性，須依據個案爲衡量其是否具有證據能力。至於其標準，此他案仍須限定在得爲監聽的重罪範疇，以來防止偵查機關「一票通吃」的情事發生。此外，對於他案取得的證據，是否能爲法庭證據，法官仍須於犯罪控制與人權保障間爲比例原則的權衡。
而須注意的是，若偵查機關向法院於聲請對A案爲監聽時，其目的乃在對B案的犯罪證據取得，此在學理上被稱爲「他案監聽」，由於偵查者於一開始，即爲規避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的規範，致屬於脫法行爲，因此所取得的證據，不管是A案，還是B案，皆不得采爲證據。之所以要如此嚴格的原因無他，正在於執法者的權力濫用，而須一概否定，致與偶然監聽所得者有不同的處理。
雖然在學理上，偶然監聽與他案監聽有所區別，但由於兩者的差別，僅在於偵查者的內心，於現實面，恐難以爲區分，此次關說案的監聽，正凸顯出此種困境。不過，即便認爲特偵組非爲他案監聽，但因此取得的另案資料，由於並非監聽到關說案當事人的對話，而是從他人通訊的內容中，得知立法院院長、法務部長與檢察長有關說之情事，此種證據也只能說是一種傳聞（hearsay evidence），實連提出於法庭的機會都沒有，更遑論有任何證明力可言。
沒有人會否定特偵組對貪瀆不法之訴追，輿論與民衆所質疑者，乃在於身爲伸張正義的檢察權，不能便宜行事，亦不能爲達目的、不擇手段，更應謹守法律與人權保障的界限，而非以道德家自居，自以爲是的來訓斥所有質疑程序正義的反對者。從洪仲丘案至此次關說案，已突顯出臺灣人民法治意識的提升，可惜的是，我國的最高檢察體系並未跟着提升，而仍停留在過去的傳統執法思維。
●作者吳景欽，博，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