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中國居住用地和工業用地的比例失衡
市場的過激反應，是人們對經濟增速乏力、以往增長模式走到盡頭的擔憂的集中體現。而此次央行的態度變化，既給了那些不守規矩的銀行一個警告，又向市場發出了逼迫中國經濟轉型的強烈信號。
南方週末本期專題，詳解這場“錢荒”鬧劇的來龍去脈，以及其間展現的中國經濟深層次隱憂。
中國金融體系的眼前小考是涉及製造業的信託風險；中考是銀行業的不良資產處置風險；大考是資本項目可兌換和能否維持匯率穩定的風險。
貨幣化、城市化和人口遷徙的最高潮已經過去，這是房地產業的現狀，進而將深刻影響地方政府償債能力。
地方政府公司化、債務子孫化、執政當下化是中國經濟增長質量不高的根源。
自2010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行。人們普遍意識到，過去十年年均10%的高速增長態勢已經難以爲繼。
儘管中國經濟轉型仍有相當大的斡旋空間，但若無實質性改革，很可能將延誤爲一場危機式深度調整。
增長質量不高的根源
過去5年，中國宏觀政策乏善可陳，增長質量嚴峻。儘管人力資源的數量和質量有改善，資本形成也尚可，但全要素生產率幾無提高，顯示了增長的粗放性。
中國人口占全球18%，產出和貿易佔全球10%，但所消耗的石油、煤炭、鋼鐵、農藥、化肥的全球佔比遠高於此。人類有工業和城市文明以來，目前人均GDP在1萬美元以上、享受到文明生活的人口，包括歐美日加俄羅斯、巴西等，總人口約12億。若中國在2020年超越人均GDP1萬美元，則稱中國經濟發展爲奇蹟並不過分，中國使享受到現代文明生活的人口翻番。但如若中國增長質量無法有效顯著改善，則未來對自身和全球都構成挑戰。
如何改善增長質量？這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經濟問題的範疇。目前中國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和部委辦局的績效考覈，以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爲核心。在這樣的政績觀下，纔有地方政府的相互競爭，財政約束軟化、投資衝動和數據追求。地方政府公司化、債務子孫化、執政當下化是中國經濟增長質量不高的根源。
地方財政困境
中國歷史上較大規模的經濟改革，幾乎都和財政困難有關，甚至改革開放也不例外。中國上一次財稅改革可追溯到1994年，構建了粗略但不完整的財政聯邦制框架。此後，地方財政逐漸陷入困境，由於政績衝擊和地方競爭，地方財政在1994年到2002年期間拖累銀行，在2003年到2010年依賴土地，此後至今青睞平臺融資。自營業稅改增值稅之後，地方政府已喪失所有主體稅種，這在大國治理中是極其罕見的。
目前的地方債務中，銀行貸款約9.3萬億，比較常見的一種估計是影子銀行系統融資可能在6萬億-9萬億之間，債務餘額大約15萬億-18萬億。2012年底，地方稅費收入6.1萬億，其中稅和土地出讓收益各半，不難看出地方政府償債能力有限，越是經濟欠發達的基層政府財政困難越嚴重。中央向地方的轉移支付規模並不小，2012年約有4萬億，但其中1/3是相對透明的，2/3是欠缺透明度的專項轉移。地方政府的國有資產比較充裕，但低流動性低收益的資產，能否有效抵禦高成本負債，值得懷疑。如果中央和地方、官和僚之間的激勵約束不順暢，新一輪改革就難以啓航。
如何緩解目前的財政困境？一是重啓分稅制改革，在大致明確事權的基礎上分配財權。事權既有收也有放，例如軍隊和外交事權應上收。可考慮囯稅地稅機構合併、稅費徵繳後再分賬入庫；二是轉移支付應一般化和透明化，大幅削減專項轉移；三是將增值稅合併爲單一稅率，並部分轉爲價外稅；四是國債餘額管理，改善國庫現金管理模式；五是加速針對電子商務的電子稅票系統建設，擇機推出遺產稅；六是將國債市場的對外開放，置於比股市和衍生品等更優先的位置。
在財政體制改革方面，有三點值得斟酌，一是關於市政債的發行，如果沒有類似地方倒閣這樣的硬性約束，還不如中央財政代發成本更低和對地方的制約更可信。二是資源稅改革問題。提高資源稅和環境稅的稅率並無疑問，但是否應提高對地方的資源稅返還則應謹慎。中國是大國，各省資源丰度差異大，資源開發有早有晚，機制化的財政轉移支付，比高額資源稅返還更重要。三是目前企業稅負已無法再加重，住戶部門對財稅的貢獻度不足15%。隨着中國經濟越來越向消費型、內需型轉變，如何對住戶部門實施有效的稅收徵管將成爲重中之重。
國企負債率偏高
相當多的研究顯示，過去10年，國有企業一直在加槓桿，而民營企業在逐步去槓桿。粗略估計，目前央企國有資產約47萬億，2012年實現利潤1.2萬億，稅收1.9萬億。此外，地方國企的規模和央企大體相當，一些富裕省的地方國有資產超過2萬億。或者說，目前國有企業總資產近百萬億，負債率估計在80%-83%之間，已超過了國企三年脫困期間的槓桿水平。國有金融資產的規模與此相當，槓桿率更高。
依賴行業競爭優勢，依賴資金等要素獲取優勢，國進民退不斷上演，產能呈整體過剩，過剩行業不僅僅涉及鋼鐵、煤炭、水泥、化工、有色等傳統領域，也涉及光伏、裝備製造業、造船等新興領域。這不同於1990年代末期家電、紡織、印染等產能的結構性過剩，目前問題更爲嚴峻。結構轉型很大程度上就是國有企業去產能、釋放其佔用的要素資源、培育新經濟增長點的過程，也就是優化市場競爭秩序。
改革需要從以下方面入手，一是財政資金安排，逐步壓縮和公共產品無關的生產型項目投資，加速公共財政轉型；二是落實政府的出資人角色，將出售國有資產的收入，以及國企的紅利逐步撥入社保體系，彌補歷史欠賬並緩解現有缺口的擴大；三是逐步切斷官員和國企負責人之間的雙向流動機制；四是明確限定國企的戰略佈局行業和範圍，加速收縮和退出。當下可暫從如下兩方面入手，一是壓縮央企的參控股層級，壓縮乃至杜絕相互持股；二是壓縮地方國企獲得資金等要素的渠道。沒有國企的合理定位和精簡佈局，對私營企業而言，加強行業壟斷和規範市場競爭秩序，就可能是句空話。
房產泡沫將衝擊中國
目前中國尚處於中等收入階段，城市化率略高於50%，人口總量仍略有增長，似乎不具備樓市泡沫的總體條件。但如果謹慎地觀察，貨幣化、城市化和人口遷徙的最高潮已經過去。就貨幣化而言，過去10年，M2餘額增長約5倍，未來增長將逐步放緩。從2010年開始，房地產的銷售面積已進入個位數增長。假定未來商品房施工和銷售面積年均增長6%，那麼到2020年，需完成商品住宅的銷售逾1億套，2020年當年房屋施工面積可能超過80億平方米。如果考慮到保障房和非住宅建設，問題更嚴重。中國房地產行業已進入供求大致平衡、三四線供應過剩、僅在京滬等一線城市核心區仍有供求矛盾的階段。
房產泡沫將全方位衝擊中國經濟，例如對地方財政的衝擊：很難想象地方政府失去接近3萬億的土地出讓金之後，收支如何再平衡。同時，目前銀行系統涉及房地產的貸款餘額約爲13萬億，通過信託等房地產相關融資餘額可能爲4萬億-5萬億，很難想象房產泡沫不衝擊金融穩定。
如何應對房產可能的泡沫化風險？一是應當意識到，不能將京滬深廣核心區的房價上漲，視同全國普漲的信號。同時也應看到，一線城市核心區房價和房租的上漲，是供求矛盾使然，並無行政良方可治。二是集約用地，中國居住用地和工業用地的比例失衡，工業用地用量過大，開發園區過多過濫的勢頭有所回潮。目前中國居住用地和工業用地比例爲1.5∶1，其中工業用地約爲5萬-6萬平方公里，用地佔比爲26%，遠超出了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水平。三是保障房建設層次過多、過於複雜，宜簡化爲可售和公租兩類，減可售，增公租。四是一些城市的建築綜合體已有明顯的過剩跡象，應予警惕。五是對開徵房產稅要慎重，至少在我看來，加強個稅和開徵遺產稅，較之房產稅更現實和平穩。
隱藏的金融風險
經濟增長下行和實體經濟盈利能力弱化，自然帶來金融風險。結構轉型的痛苦意味着銀行體系要維持在2%以下的不良率不太現實。
金融資產去向大致可歸結爲四塊，一是地方債務，餘額15萬億-18萬億；二是房地產，銀行信貸約13萬億，影子銀行系統的涉及房地產融資大約4萬億-5萬億，加總也有近18萬億；三是製造業，銀行業對製造業的貸款佔比超過25%，因此製造業的金融債務至少在20萬億以上；四是基建和居民戶，金融債務不會低於製造業，且融資期限更長。從銀行系統看，目前中長期貸款的佔比仍然超過52%。
和地方債務、房地產、基建融資相比，製造業埋伏的金融風險更迫在眉睫，其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和持續下行沒有趨勢性扭轉。
和上一輪國企攻堅戰不同的是，這次去產能帶來的衝擊更持久，去產能化和產業結構調整不太可能在3年內完成，在此進程中也不太可能有廣泛的失業下崗浪潮，也不太可能導致銀行不良率上升到1998-2003年間25%那樣極其危險的水平，但不良率可能升至4%-10%的溫和水平，相應的不良餘額約爲3萬億-7萬億，和目前的不足2萬億的撥準餘額以及每年1萬多億的利潤相比，中國的銀行業和金融體系需要做好迎戰艱難歲月的準備，銀行業整體維持兩位數利潤增長的時代已終結。
金融資產質量是實體經濟質量的折射，地方債務、房地產和製造業三大風險，背後都離不開政府的影子。此外，全盤考慮高達近140萬億金融資產的管理體系，從中央層面看，證監、保監所監管的資產份額加起來，可能還不及銀監的一個司局，金融控股集團仍然缺乏牽頭的監管者；從地方層面看，地方金融辦膨脹迅速，和一行三會的地方機構逐漸平行。這樣的金融資產管理體系，爲未來系統性風險埋下隱患。
中國金融體系的眼前小考是涉及製造業的信託風險；中考是銀行業的不良資產處置風險；大考是資本項目可兌換和能否維持匯率穩定的風險。
羸弱的社保體系
中國從1999年開始步入老齡化社會，目前60歲以上的人口接近2億，到2020年可能達到2.5億人。這將考驗中國的基本養老和醫療體系。對養老金的缺口，說目前尚有約2萬億結餘的有之，說養老個人賬戶空賬逾2萬億的有之，說目前已有18萬億缺口的有之。這本身就反映出中國養老體系碎片化，對缺口的定義和計量不一的問題。
養老一直問題重重：一是中國民衆過於依賴基本養老，通過企業年金和商業保險等其他支柱的補充養老嚴重不足，必然導致基本養老獨木難支，歷史欠債長期未補。二是中國的公職人員、企業職工和城鄉居民基本養老體制條塊割裂，不同省份的勞務輸出和輸入特性則加劇了碎片化和差異化的現狀。三是替代率逐步下降和繳費率名實不符，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由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兩部分組成，前者現收現支，用於支付已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後者封閉積累，原則上不調劑借用。目前替代率很快將低於50%，繳費率也僅15%，和28%的名義值差異很大。四是公職人員養老空賬、個人賬戶空賬嚴重，難以做實。城鎮職工社平工資和實際收入差異也大。五是城鄉居民的基本養老體系建設需要鉅額財政投入。六是基本養老保險的可攜帶性差，抗通脹能力弱。養老保險不能足額賬隨人遷，省級社保基金的收益率很少跑贏通脹。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尚未完成社會、政治和經濟三重轉型，中國經濟體制恐怕尚處於大廈未成階段，而不是處於大成之後的修修補補階段。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政府積累了龐大的國有資產，這既給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提供了強力支持，但也可能弱化了政府對釋放改革紅利的緊迫感。在未來5-10年，我們需要有更強烈的危機感，中國已不是居安思危，而是居危思危。
作者：鍾偉 系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