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元典追尋傳統文化的精神密碼

《典籍裡的中國》大年初一播出，引發了關注和熱議。這個把中國典籍通過創新的電視形態展現給中國觀衆的節目，可以說是把典籍的精神內涵和文化價值和獨到的電視“綜藝”成功地結合起來，讓典籍的魅力通過電視綜藝的形態對於普通的觀衆做了獨到的展現，讓綜藝別開生面，傳遞了傳統文化的精神密碼，同時讓典籍獲得了一種從書齋和學術研究的視野之外的獨到的觀照。

可以說，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的新的形態。這種獨到的形態是我們在電視傳播中極少見到的，既是別出心裁的創新，也是意味綿長的開掘。它突破了傳統的電視節目的限制，也不拘泥於人們熟悉的固定形態。中華民族代代傳承的典籍獲得了在電視文藝的形態中展現的機會，而電視文藝也獲得了傳統文脈延伸所帶來的獨特的力量。以這樣的方式來接觸中國的歷史典籍，讓典籍“活”在電視屏幕上，讓觀衆能夠感受和接觸中國典籍的魅力，這是難得的探索和開拓。

從第一集《尚書》就可以看出這個電視節目的獨到的創造。《尚書》可以說是中國典籍中極爲重要，但也相對來說比較難懂和當代人接觸相對較少的典籍。一方面它是中國文化的彌足珍貴的元典，具有重大的價值和意涵。我們常說的“飽讀詩書”就是從《詩經》和《尚書》引申出來的，這其實也說明了這部典籍在中華文化中的重要的位置。

另一方面，由於它和當下相隔久遠，是上古流傳的文書文獻，就不容易爲當下的一般公衆所瞭解，比起《論語》《詩經》等更爲難懂，和當代人有更多的“隔”，不易理解，不易傳播，似乎更難以被電視文藝所呈現。

選擇這樣一部中華先民的歷史文獻的彙集作爲電視節目展示的對象，讓這部文辭古奧，和當下有着相當距離的典籍活在屏幕上，確實是會被人認爲是“不可能的任務”，但事實證明，這一集是很好地讓不可能化爲了可能，讓《尚書》活在了二十一世紀的電視屏幕上，讓普通觀衆能夠一窺這部中國文化的元典的內涵和了解這部典籍的傳承和流佈的歷程，在得到關於《尚書》的諸多知識的過程中也獲得了對於中國傳統精神的感悟和理解。可以說，這是以“活”化“隔”的成功探索。

做到這一點，首先是這個節目有生動而別開生面的形式。通過古今對話，也是以“今”入“古”，跨越歷史時空，讓古代的歷史通過現場演繹的片斷來得到呈現，知識的介紹和中國文化精神的傳播融匯於節目中。節目精心選擇了在《尚書》傳承過程中最關鍵的人物伏生作爲節目中最關鍵的人物，讓他在漢朝時將今文《尚書》傳承下來的歷程作爲這期節目的關鍵點。通過展現節目組的探究和排演的過程，讓一個活的伏生在屏幕上得以呈現。

國家話劇院演員的精心演繹，讓歷史場景得以再現。同時讓主持人撒貝寧作爲一個二十一世紀的當代人和伏生有了穿越古今的對話。這種對話的過程當然是想象的，但由於歷史情境的真切，讓這想象也獲得了一種可信的力量。觀衆彷彿就是被撒貝寧一同帶入到歷史情境之中，讓伏生在艱難中保存和傳承經典的狀況得以展示，從而對於中國文化那種“天不能死，地不能埋”的文明的延續和傳承的力量得以展現。從總體上把握了《尚書》傳承對於文化傳承的巨大的意義。

伏生作爲這個節目的核心人物的形象通過倪大紅的演繹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開。讓我們通過伏生感悟歷史，對於《尚書》的意義和價值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同時，這個節目也做到了將《尚書》的內容和意義做了生動具體的介紹，這可以說是以“小”見“大”。一方面是通過對於專家學者的訪談，呈現了《尚書》的基本的面貌和傳承的歷史。這種介紹簡明而不單調，通過介紹也能夠讓人們對於《尚書》的理解有了深化。

同時，通過對武王伐紂的一段場景的再現，將“天命”就是“民意”，以民爲本纔有國之強盛的思想內涵得到展現，讓我們能夠得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對於《尚書》的一個方面的思想有所領悟。

這種介紹的形態生動，歷史場景的搬演讓人們得以進入《尚書》的內容之中。這也會吸引人們尤其是年輕人去更多地瞭解《尚書》的思想和精神內核，從而獲得更多的啓悟。這些介紹就是不求將古籍的所有內容都呈現給觀衆，而是從一個角度和側面入手讓人獲得感悟。這就是以“小”見“大”的魅力所在。

這些努力就是要讓中華文脈在電視節目之中得到傳承和展示，傳文脈也是傳播中國的精神和文化的內核，《典籍裡的中國》突破了電視文藝的傳統形態，讓中國的歷史典籍有了一個在屏幕上展現其巨大精神魅力的空間。這種以“活”化“隔”，以“今”入“古”，以“小”見“大”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是難能可貴的，也爲電視文藝表現中華文明提供了獨到的方式和路徑。（張頤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