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報人的實踐與困境──看近代傳播洪流（四）

胡適1922年5月7日作〈努力歌〉，乃《努力週報》發刊詞。此爲他人代抄，標題及文末日期則爲胡適筆跡。（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提供）

進步運動領袖寫文章，多刊登在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於1913年所創立的《新共和》（New Republic）。胡適留美期間最醉心於《新共和》，回國以後更積極仿效它的風格辦同人雜誌，對國事發表各種主張。他在《努力週報》宣傳「好政府主義」，不就是進步運動的中國版？話說杜威思想主導「胡適派」的自由主義，特別在實踐哲學、科學方法和實驗教育方面，但他對中國報刊的發展沒有明顯的影響。杜威不以報刊實踐聞名，他的旅俄印象在《新共和》發表；杜威反對精英政治，但他提倡的「大衆民主」在封閉而分裂的中國根本是空中樓閣，毫無實現的機會。胡適回國以後辦刊物，還得結合美英派的知識精英，其精神、路線與風格顯然受到杜威論爭對手李普曼的啓發。我們在另一篇文章問道：密蘇里新聞教育的模式移植到中國各大學，爲什麼勢如破竹，完全沒有遭遇抗拒？蓋密蘇里新聞教育（新聞道德）蘊藏進步運動的基本價值，符合中國知識界領袖（例如蔡元培、胡適、李大釗）對「德先生」和「賽先生」的追求，範式轉移自然水到渠成。

除了美國進步運動的知識領袖，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親睹蘇俄革命，前後立場發生變化，也刻畫了自由主義者左右搖擺的窘境。1917年蘇維埃革命成功，三年後（1920）羅素即實地往訪考察，時間上比胡適早六年，比杜威早八年。羅素原先在紐約的《解放者》（Liberator）雜誌撰文贊成這個革命，但身歷其境以後卻改變初衷。他說，蘇聯的共產主義理想太好了，好到簡直可以不擇手段，以致殘暴統治，剝奪自由，在所不惜，宣傳如宗教狂熱，人民生活卻貧困不堪，經濟陷入嚴重危機。羅素於1920年秋結束蘇俄之行，直接到中國訪問，盤桓了一整年，與杜威分別發表一系列哲學演講。羅素初抵華時，警告中國應該採取溫和的基爾特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謹防帝國主義的干預。不料數月後他在告別演說時轉了個大彎，建議中國應該實行俄式國家社會主義，才能振興實業，發展教育，等到實業和教育達到英美的程度，再回頭剷除資本的流毒，此外別無他途。如前所述，自由主義大師曾經左右搖擺，羅素對胡適說蘇聯的dictatorship最適用於俄國和中國，因爲在這樣的農業國家之中，若採用民治，必鬧得稀糟，愛自由的人只好犧牲一點，胡適謂「此言也有道理，未可全認爲不忠恕」。

胡適與《努力週報》

民國報業和報人走進史學研究的視界，規模初具，不僅在華人地區，即在海外的英文著作也累積了可觀的成果。《報人報國》除了提供宏觀分析，也包含意義深遠的個案研究。質言之，這些個案分屬四個主題：（一）以胡適、成舍我和陳冷做報人的經驗爲例，見微知着，以折射他們爭取新聞自由的實踐與困境。（二）王芸生、蕭乾、陸鏗和劉賓雁等人，遇到時代劇變，政權動盪，個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每個關頭都必須做出痛苦的抉擇，以致人生轉折多變，更具體而微地刻畫新聞人的代價。（三）留美的自由派報人抗戰期間出任官員，其負責檢查外國記者在華報導的心路歷程和理據。（四）另一個異常的延安革命黨報模式。先此簡介胡適、成舍我和陳冷的個案，其他且留後再敘。

五四運動以後，中共誕生，國民黨改組，軍閥跟官僚政客爭權奪利，報紙黨同伐異；南北對立，日趨緊張；戰亂頻仍，政治無望，自由主義極難生存。胡適於1917年回國，宣佈二十年不談政治，但在中國你不碰政治，政治會來惹你。他只好破戒，於1922年5月創辦《努力週報》，僅一年六個月而壽終。胡適宣佈要做一個負責任的輿論家，只問是非，不論黨派，「干預政治和主持正誼的責任必定落在知識階級的肩膊上」。

不願捲入政治漩渦

《文人論政》許多篇章以胡適爲主，特別是《獨立評論》（1932─1937）那一段。在《報人報國》，潘光哲教授再續前作，對於胡適創辦《努力週報》做了生動的分析，折射自由主義在中國如何遭受左右夾攻。胡適在美國求學就有開風氣之志，深受《新共和》的影響。胡適論政，不願捲入實際政治的漩渦，他要做中間人、公正人、評判員、監督者。他認爲，主義不能包醫百病，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因而提倡一點一滴的溫和漸進改良。他提倡「好政府」，消極上防止營私舞弊、貪官污吏，積極上替社會全體謀求充分的福利，容納個人的自由。這是個立憲的政府、公開的政府、有計劃的政府。胡適的「好政府」脫胎於進步運動。他呼籲「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顯然也源自實踐主義。胡適提出「公」的理想-講公道話，做公正人，這種「低調民主」碰到「高調革命」，自然就窘態畢露了。右派有邵力子的《民國日報》攻擊他，左派有張國燾的中共機關報《先驅》攻擊他，張申府、周恩來也在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機關刊物《少年》批評胡適妥協。當時還有別人（如成舍我、陳冷）鼓吹說「公道話」，所見與胡適略同。政治激情，導致言論白熱爭鋒，反映當時政治界和思想界的現實，本來是應有之義，然當社會共識薄弱時，不知道說「公道話」的基礎和標準何在?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