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詩全編》：“討原”與“溯流”兼具並重的理念與實踐

【編者按】

（2024年12月7日）今天上午，由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復旦大學中文系、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及上海古籍出版社共同主辦的《唐五代詩全編》暨唐代文學文獻學研討會於復旦大學光華樓召開，本文爲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徐俊在會上的發言，澎湃新聞經徐教授授權全文發佈。

奉尚君先生之命和上海古籍的邀請，在《唐五代詩全編》全書發行前，我曾兩次參加了座談活動，作了兩次粗淺的發言。前者以三人談形式發表於《中華讀書報》，我所講的題爲《成如容易卻艱辛》（2023年8月31日）；後者以《不只是“全唐詩的升級版”》爲題發表於《中華讀書報》（2024年1月20日）。有關公號多有轉發。今年上海書展獲得第一冊贈書，回校後認真拜讀了長篇前言和凡例，感佩之情充盈於心，獲益之多自不待言。所以參加今天的研討會，首先還是要向尚君先生致敬、致謝，祝賀尚君先生爲中國文學研究作出的巨大貢獻，爲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作出的巨大貢獻！

作爲尚君先生唐詩纂輯著作最早的責任編輯，從1986年接手《全唐詩補編》責編工作起，我在工作中學習，在書稿中體會，逐漸走上唐詩文獻研究的道路，完成了敦煌詩歌的輯校整理。我曾在多個場合說過，是《全唐詩補編》的責編工作，引導我去普查敦煌寫本，輯錄研究敦煌寫本唐詩。雖然復旦大學不會給我文憑，但尚君先生確確實實是我的老師。追隨尚君先生學習垂四十年，最後稿子跟丟了，沒能在中華書局出，十年來我一直感到遺憾，但看到上古同行的努力，把這麼大的書出得這麼好這麼精，特別高興，同樣要向上古的通行致敬、致謝！

去年在蘭州召開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40週年學術研討會。研討會保持了近十幾年的格局——歷史、宗教、考古、石窟藝術等學科佔據了論文的大部分，語言文學合二爲一，勉強能夠湊出兩場報告會，而且還是語言文字爲主。僅就提交大會的敦煌文獻研究而言，敦煌文學論文可謂屈指可數。所以在結束時的大會發言中，作爲1980年代以來敦煌文學研究的主要參與者的柴劍虹先生說，近十年敦煌文學的研究寂寞了。柴先生的話值得深思，我想到三點：一、敦煌文學是百年敦煌學的領頭學科，在基本完成分類整理之後，最先遭遇了發展瓶頸；二、所謂的寂寞是傳統整理研究方式對當下學術潮流的不適應，換言之是傳統方式的敦煌文學文獻研究的式微；三、與敦煌語言文字學科對照，語言文字研究更是百年敦煌學的領頭學科，但始終保持了高水平的發展狀態，說明敦煌文獻最基本的整理研究仍然是要堅持的方向。一句話，如何看待我們遇到的瓶頸？如何突破瓶頸？敦煌文學研究在各類敦煌文學體裁作品分類整理基本完成後，如何推進接下來的研究？我想遇到瓶頸的不只是敦煌文獻、敦煌文學研究，唐代文學、唐代詩歌研究是否也遇到了研究瓶頸，我不敢說，但可能都面臨着研究範式的轉型、研究面向的拓展。要特別說明的是，我不是說我們原有的研究範式失靈了，我也相信在新的學術條件下，傳統研究範式仍有長足的發展空間。

今天選擇講這個題目，除了讀尚君先生鉅著的感受之外，還受到另一本小書的觸動，這本書是倪健的《有詩自唐來——唐代詩歌及其有形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這本書的主旨是鮮活再現詩歌在唐朝的生產與流通，既使用了大量寫本資料，也包括唐人詩集、文集和詩歌本事，重構了詩歌生產與流傳的物質背景。宇文所安教授爲本書作序，序中說：

它讓我們對唐詩文本的源起和流傳產生一種鮮活的體認，也讓我們看到，在唐代，人們如何整理、構思和安排知識的，它提醒我們，唐詩從它的衆多源頭到今天奇妙地出現在我們的電腦和手機屏幕上，經歷了多麼漫長的路程。我們必須記住，我們生活在一個物質的世界中。

我整理過全部敦煌詩歌，整理過程中，我感到敦煌詩歌寫本的兩個特徵——相對於刻本時代的典型寫本時代的特徵，相對於經典文本的典型民間文本的特徵。但是因爲傳統文獻學追求還原作品原貌的原則，我的整理目標自然還限定在廣搜敦煌寫本、廣校傳世文本，以寫定每一首詩歌文本爲目標。我意識到了敦煌詩歌寫本的原生態認識價值，但無力進行新的研究和呈現。

在這篇序中宇文所安教授還說：

一首詩在一個完全依靠手和筆的世界裡所開始的最初的旅程，……這些詩是如何來到這裡的？我們可以從一個版本追溯到另一個版本，有時可以上溯到宋代，但它們剛離開家時的路程是怎樣的？

所謂“最初的旅程”，換個詞來說就是“文學現場”、“文學的第一現場”。這樣可能就需要我們更加關注那些比較多地保留了文學原生態的樣本，比如敦煌寫本、吐魯番文書、唐長沙窯瓷器題詩，還有日本古寫本，甚至明清文學稿抄本文獻。回到“文學現場”，與陳尚君先生在講述《唐五代詩全編》的學術追求時多次提到的“讓唐詩回到唐朝”，在各自的研究實踐中有一定差距，但理念與目標是一致的。

以我1986年以來追隨尚君先生以及對他工作方式和學術追求的體會，在前兩次座談《唐五代詩全編》的時候，我談到幾點認識，歸納起來就是兩點：一、體大思精，是以唐詩彙編爲依託的一代文學總庫；二、《全編》完整呈現了唐詩產生、傳播和接受的全過程，不只是“全唐詩的升級版”。茲再做申說：

《唐五代詩全編》體大思精，體現了多方面的學術追求。“體大”不能簡單以篇幅大來理解，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唐詩基本文獻的數量巨大；唐詩研究學術史信息量巨大；詩人詩作數量巨大。多方面的學術追求，則充分體現在全書結構和體例的設計之中，至少有以下四個突出方面：總集編纂的求全與求真；詩人傳記的刷新；詩歌文本的溯源；詩歌本事的附錄。因此我認爲《唐五代詩全編》是以唐詩彙編爲依託的一代文學總庫。所以我不贊同尚君先生和出版社用“清編《全唐詩》升級版”來定義《全編》。我認爲清編《全唐詩》作爲一代詩歌總集，主要完成了網羅放逸的目標，就此而言1992年出版的《全唐詩補編》已基本實現了升級版的目標。

我今天的發言要指出，“回到唐人的立場，還原唐人作品的原貌”，尚君先生一再闡明的《全編》追求，也需要補充完整。就我看來，這只是前半句話。完整言之，《全編》的追求應該包括“討原”和“溯流”兩個層面。《全編》的體例安排，除了要爲每一首詩找到最早的文獻源頭，還對從唐到宋元明清各代的文本演變作逐一的記錄，體現或者說強化了一種學術理念——全景式、全方位、多層次的呈現唐詩的原貌和流變。一首詩、一句詩，見於本人文集、後人所編選集總集，見於詩話筆記類書，見於題壁石刻……詩在流傳中的每一個着落點，都被記錄。這是一個超越前人、突破作家作品藩籬的編纂體例，所以清編《全唐詩》的文本可以說是靜態的，而《全編》的文本是動態的；清編《全唐詩》是固化的文本，《全編》是活化的唐詩生態。回到我的題目，我認爲尚君先生以其“討原”與“溯流”兼具並重的理念與實踐，使《全編》完整呈現了唐詩產生、傳播和接受的全過程，將提供唐詩研究更多新的支點。

《唐五代詩全編》“討原”和“溯流”兼具並重的理念與實踐，給我們的啓示，不但涉及到唐詩研究，還涉及到文學古籍整理的方式與目標。“討原”和“溯流”兼具並重，啓示我們當下的文學古籍整理和研究，可能要面臨一個目標轉折，即從“建立一個最終文本”轉向“重建文本形成過程”。絕大多數的文本在流傳中都會發生各種變異，這是我們需要校勘的原因；每一種變異的文本都可能有它獨立的影響，也就是說每一個文本都有它的傳播史和研究史。而僅僅回到“作者”文本“原貌”，消除了傳播中的文本變異；僅僅依靠一個最終文本（所謂的“作者”文本“原貌”），我們對這個文本的流傳和影響將一無所知，有時候反而可能會被誤導。基於以上的認識，我認爲即使不能誇張地說目標的轉向，但起碼是一個重要的選項。

最後分享杜希德先生的一段話，見於《七到十世紀的中國社會：論敦煌文書及其意義》（1966年）：

中國史撰傳統的悠久，常被認爲是中國史研究的優勢所在，其實未必如此。中國傳統史學反映的面相往往狹窄，而且是意識形態塑造下精心編織而成的產物，書寫越有條理，內在邏輯越是一致，離真實情況也常常越遠。如果想要了解中國基層社會實際是如何運作的，就必須穿透官修史撰所造成的那面宏大而單一的織物，因此具有原始資料性質的敦煌吐魯番文書是極少數能真正輔助我們窺見當時社會圖景的窗口。

穿透傳統屏障，窺見當時社會圖景。這段話是針對中國的史撰傳統說的，借用來說中國文學和研究，也具有同樣的意義。

再移過來看唐詩和唐詩研究，我們不妨說，唐詩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就被以《全唐詩》的形式固化了，三百多年後，《唐五代詩全編》以他獨特的學術追求和編纂實踐，必將指引並開拓出唐詩研究的新方向、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