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 | 陶淵明在人間——讀《歸去來∶不一樣的陶淵明》

《歸去來：不一樣的陶淵明》，顧 農 著，中華書局出版

宋代至今，有關陶淵明的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縱覽其間，路徑大致有二：一是偏重考據，通過文獻工作來掃清陶淵明研究的障礙；一是偏重闡釋，從各個角度來揭示陶淵明的各種特質。這兩種路徑在推動陶淵明研究的同時也存在不足：前者始終在做外圍工作，很少走進詩人內心；後者看似直面詩人，但想用一兩個關鍵詞來涵蓋詩人的思想世界，難免會以偏概全。所以魯迅先生提出，能否"用別一種看法"來研究陶淵明，使其成爲"一個和舊說不同的人物"。近期中華書局出版了顧農先生的新著《歸去來：不一樣的陶淵明》（下文簡稱《歸去來》），就展示出了一個和舊說頗有不同的陶淵明。

《歸去來》先在引言裡勾勒出舊說中的陶淵明形象——東晉王朝的遺民、政治道德的標兵。這是一部分人闡釋的結果，卻又成爲另一部分人研究的起點，如此一來，陶淵明研究就變成了對這位政治正確的道德標兵的頂禮膜拜。《歸去來》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將詩人請下神壇，迴歸人間。

《歸去來》復原了在人間的陶淵明：斷斷續續做過一些小官，他當官的目的主要在於經濟收入而不包含多少高遠的政治宏圖。這似乎有點平庸，但陶淵明在看重經濟收入的同時更看重自由和尊嚴，當兩者發生衝突時，他寧可放棄收入，這又是他不平庸的地方。最後一次做官是得到族叔陶夔的熱心幫助，出任彭澤令，但由於不肯束帶見督郵，就以奔妹喪爲由，掛冠而去，徹底歸隱。後人對此議論紛紛，其中一個影響很大的說法是認爲陶淵明預感要改朝換代，他不滿晉祚被替換，便憤而歸隱。《歸去來》不贊同這種"忠憤說"，因爲陶淵明於義熙元年（405）歸隱，離劉宋代晉的永初元年（420）還有15年的時間，一個底層的小官員未必有長鏡頭的歷史望遠鏡，能看得如此深遠吧。

《歸去來》在涵讀陶淵明所有作品後指出，他歸隱的根本原因就是"質性自然"，不能適應官場的種種；近因則是彭澤令這份差事本就是計劃外的，恰有見督郵、奔妹喪等事情發生，便藉機行事，抓緊去實現自己的"園田夢"。這樣一來，籠罩在陶淵明頭上的"忠臣""遺民"等光環就不見了，但詩人的面龐卻更清晰了。

辭官彭澤令以後，陶淵明沒有躲進深山去隱居，而是"結廬在人境"，將歸隱之志隱蔽於家常平淡之中。他在老家農村每日讀書飲酒，也會外出訪友，高興起來還乾點鋤草一類的農活。後來陶淵明經歷了一場火災，經濟狀況很受影響，不少農活非親力親爲不可，而且也得計較收成，不能一味高談審美了。從陶淵明隱居生活的變化中，《歸去來》覺察到了詩人的思想在轉變：從崇拜儒家經典轉而認同當年批評孔子的躬耕隱士。這說明陶淵明真正融入了農村生活，這在古代士大夫中非常難得。沒有這種變化，就沒有後人看到的那個偉大的陶淵明；指出這種變化，也正是《歸去來》的深刻之處。

《歸去來》爲我們還原了一個活在人間的陶淵明，隨之而來的問題是：走下神壇的陶淵明，意義在哪裡？首先，我們打開一下視野：由於人生短暫，人類一直有深重的生命焦慮；尤其當生命沒有歸屬時，焦慮感會更強烈。如何解脫？至少從《古詩十九首》開始，就提出了親情友情、及時行樂、追求功名這三種途徑。但到阮籍的《詠懷》詩又否定了這些途徑，他告訴人們：生命本就是缺失的、孤獨的，那些解脫的途徑都是虛幻的。因此，如何排解生命的焦慮便又成爲一個大問題。陶淵明的重要意義就在於，他以自在自如、不懼死亡的生命狀態重新爲人們開闢了一條擺脫焦慮的途徑，這是一種符合生命本質、而且自己就可以滿足自己的途徑。可是陶淵明被架上神壇以後，這種意義就被"孤臣孽子"的光環給掩蓋了；《歸去來》給詩人祛魅，這種人生意義才又重新得到彰顯。這對當下生活在焦慮中的人們頗有啓示。

其次，作爲詩人，陶淵明的意義當然在於創作。《歸去來》認爲陶淵明在詩歌創作上的意義主要表現爲革新題材與改換筆墨。說起陶淵明對詩歌題材的革新，多會想到他在詩中引入了田園生活。《歸去來》則進一步指出，陶淵明還改造了贈答詩、詠史詩和玄言詩，令這些詩歌的面貌煥然一新。例如贈答詩，古已有之，但逐漸流於應酬，失去了文學的價值。陶淵明寫贈答詩一般不說彼此間的細節，而以抒發自己的情愫和感慨爲主，成爲一種新的抒情模式。就如《歸去來》指出的那樣："贈答在他只是一枚釘子，各種內容都可以掛在下面。"至於改換筆墨，是指陶淵明採用平淡自然、相對散文化的句子來寫詩，像"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這樣的詩句，近乎口語，但耐人回味。《歸去來》對此大加讚賞："他好像也沒有費什麼大勁，不過緩緩道來，絲毫沒有苦吟的意思。這些其實都是爐火純青的表現。"對陶詩語言的讚賞，代不乏人，《歸去來》的厲害之處是將這種語言精髓落實到了學術寫作之中——娓娓道來，舉重若輕。像這樣給讀者以舒暢、溫暖的閱讀體驗的學術著作，着實不多。所以語言上的功力與革新，既是陶淵明的文學貢獻，也是《歸去來》的一大特點。

最後總結一下《歸去來》的學術路徑。作者在偏重考據與偏重闡釋之外走出了第三條路徑——吃透詩歌，適度闡釋。這種路徑要求作者對詩人作品作出全面解讀，所有闡釋必須在詩歌中找到依據，這樣能夠有效拒絕對文本的過度闡釋。例如《責子》詩，陶淵明說自己"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只能以"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來自慰。迷信"忠憤"者卻認爲，晉宋易代後陶淵明不僅自己不願出仕，也不願意兒子們出仕，所以表面"責子"，實則在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歸去來》根據詩中所寫，推斷此詩大約作於義熙二年（406），此時幾個孩子都未成年，詩人只是在談自己的教育思想，與十幾年後的晉宋易代無關。認爲詩人通過"責子"來不讓他們出仕，詩裡詩外都找不到證據，屬於典型的過度闡釋。《歸去來》堅持從詩歌出發，只作適度闡釋，本質上是對詩人的尊重，對歷史的尊重。

莊子曾問楚王使者，是願意做在泥塘裡曳尾的活烏龜，還是願意做被供奉在宗廟裡的死去的神龜？這個問題也可以拿來問陶淵明研究者：是將詩人還原爲一個活生生的人呢，還是將他的骸骨供奉在政治與道德的神壇上？其實，這是文學史研究常常要面對的一個問題，因爲很多研究者會神化自己的研究對象，不自覺地成爲一羣"骸骨迷戀者"。當《歸去來》將詩人請下神壇時，不僅還原了一個在人間的陶淵明，更對文學史上經典作家的研究充滿了啓發意義。（作者系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作者：曹明升

文：曹明升 編輯：蔣楚婷 責任編輯：朱自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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