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陳平原:中文教育最困難時期已過
中國青年報報道 2010年，是北京大學中文系建系100週年。1910~2010年，是一個系的歷史，更濃縮着中國文學、漢語言文字的百年變遷。從京師大學堂的“中國文學門”開始，歷經五四運動、西南聯大時期、五十年代初院系調整、“文革”時期，再到改革開放、21世紀……人才濟濟的北大中文系，秉承“鐵肩擔道義，妙手着文章”的信念，給中華民族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下一個百年，在商業社會背景下發展的中國文學、中文教育，又會給後世留下什麼？
在10月23日舉辦的建系100週年慶祝大會上，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平原教授，特意澄清了社會上對中文系當下“生存困難”的誤解。卻又引發了一輪新的熱議。不少人依然認爲，包括中文在內的人文學科在當今社會普遍遇冷。近日，身在香港的陳平原教授接受了中國青年報記者的郵件專訪，“筆談”中文教育在當代中國的地位和價值。
中國青年報：回顧北大中文系的百年曆程，幾乎每一階段都出現了許多名家大師。在您看來，哪段歷史最令人神往？
陳平原：北大中文系的精神氣質植根於五四新文化運動，至於學術底蘊，則主要得益於1952年的院系調整。新文化運動確立了北大及北大中文系在中國社會的巨大影響，尤其是其救國救民、捨我其誰的精神氣質，直接影響了中國歷史進程。新中國初期大規模的院系調整，對各大學、各院系影響不一，有造成嚴重傷害的，也有因此大大獲益的。北大中文系呢，雖然楊振聲、馮文炳等教授被調出去，但吸收了不少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的教授，還把王力領導的中山大學語言學系連鍋端過來了，那是當時全國唯一的語言學系。
你問“哪段歷史最令人神往”，我更願意談談上世紀80年代。一方面，我對那段歷史有切身體會；另一方面，那十年的北大中文系，就精神風貌及學術成績而言，是前兩個“關鍵時刻”（指新文化運動和院系調整——編者注）的結合。
上世紀8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跟那時的整個中國學界一樣，剛從“文革”陰影中走出來，有精神、有共識，意氣風發，沒多少瑣碎的利益糾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比較單純，也有激烈爭論，但很真誠；理論資源有限，學術功力不深，但很執着。我曾經說過：“獨立的思考，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超越學科背景的表述，這三者乃80年代幾乎所有着名學者的共同特點。”當然，這跟那時學科界線不明晰、學術評估不嚴格也大有關係。那時候，你可以特立獨行，堅守民間學術立場，不太理會官府決策以及商家利益。現在，教授和學生比那時富裕多了，聰明多了，着述也多多了，但精神狀態不行。這麼說，有懷舊的意味，但絕非危言聳聽——起碼對於“人文學”來說是如此。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發生了一次學術轉型，舞臺上挑大樑唱主角的，由“人文學”變成了“社會科學”。現行的這套政府強力主導、以項目申請和學科評估推動的學術制度，對社會科學家或許還行，但對人文學者絕對不利。崇尚獨立自由、擅長單打獨鬥的北大中文系師生，就精神氣質而言，與80年代更爲契合。
中國青年報：在您看來，北大中文系過去100年給我們留下的最珍貴的遺產是什麼？
陳平原：北大老校長蔡元培有句名言：“愛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愛國。”既反對閉門讀書，也反對盲目干政，如何理解這句話，就看你在什麼語境中引說。強調大學乃“研究學理的機關”，是蔡先生的一貫主張，並非應付輿論壓力的權宜之計。對於學生因政治熱情高漲而放棄學業，蔡元培其實是憂心忡忡的。現在有些文章說蔡校長支持乃至鼓動“學潮”，那是不合適的。北大百年校慶期間，我專門撰寫《北大傳統：另一種闡釋──以蔡元培與研究所國學門的關係爲中心》，就是刻意表彰蔡校長的學術眼光。
1921年11月28日，蔡元培向北京大學評議會提出《北大研究所組織大綱提案》，獲得了通過。次年1月，研究所國學門正式成立。以蔡元培爲委員長的研究所國學門委員會，包括顧孟餘、沈兼士、李大釗、馬裕藻、朱希祖、胡適、錢玄同、周作人等，研究方向集中在考古研究、歌謠研究、風俗調查、明清檔案整理、方言調查等若干很有發展前途的新學科。在這一現代學術體制建立的過程中，無論人員還是研究方向，中文系都是唱主角的。
這個研究所的創設，凸顯了北大傳統的另一側面，即“明其道不計其功的氣概”，以及“彷彿有點迂闊似的”的“北大的學風”。談及北大中文百年的精神遺產，除了人所共知的文人軼事與家國情懷，我認爲還應該突出學術上的進取與貢獻。
中國青年報：從前的榮耀似乎也給今天的師生帶來巨大壓力，北大中文系的很多人都在問“下一個百年，我們應當並且能夠做些什麼？”您有壓力嗎？
陳平原：對於北大中文人來說，壓力確實很大。做得好，人家說那是應該的；稍不如意，各種批評排山倒海。相對來說，我們的條件是比較好的，包括國際交流的機會、學術發表的空間和獨立研究的時間等。因此，“士不可不弘毅”。我只能說一句：希望我們的工作能對得起北大這塊金字招牌。
今年6月25日，我在全系教師大會上作了題爲《北大中文系的下一個五年或十年》的演說，原來題目就是《北大中文系的下一個百年》，後來覺得太誇張了，改成現在這個樣子。很多我們面臨的實際困難，以及必須採取的對策，不足爲外人道也。對於國家來說，從經濟崛起到文化復興，有個時間差；談北大中文系的未來，關鍵是找對方向，而不是快出成果，以量取勝。或許，放長視線，不爭一時之短長，從眼下亂哄哄的狀態中抽身，逐漸沉澱下來，方纔可能催生出大學者、大作家、大作品。
第二頁：人文學者最困難的時刻過去了
人文學者最困難的時刻過去了
中國青年報：您在建系百年慶祝大會上專門澄清了社會上對中文系“生存困難”的誤解。但我們感覺，“生存困難”對於北大中文系是誤解，對於全國院校的中文系來說，可能就不是誤解。您覺得呢？
陳平原：媒體報道北大中文百年慶典時，好多引用我關於中文等人文學科“觸底反彈”的說法。私下議論，有人同意，有人不以爲然。其實，我的判斷不是一時一地，更不是隻針對北大中文系，而是基於我對近二十年中國學界演進軌跡的理解。從1991年撰寫《學者的人間情懷》、1993年發表《當代中國人文學者的命運及其選擇》起，我一直在觀察“人文學”在當代中國的位置變化以及功能轉移。在我看來，人文學者最困難的時刻過去了。此前是“堅守”，此後可以更多考慮“進取”與“創新”。
“觸底反彈”的說法，是對20年這樣的中等時段的觀察，若以百年這樣長時段的眼光看待中文等人文學科，我承認，中文系現在有點“邊緣化”，但也不該被“悲情”籠罩。在今天這麼個喧囂的時代，需要理解我們的真實處境和發展路向，有所堅持，也有所創新。我堅信，當眼下五光十色浮華侈靡的大幕退去，學術重歸平靜，人文學科應該是最能站得住的。大學作爲一個知識共同體，需要專業技能，也需要文化理想。對於營建校園氛圍、塑造大學風貌、體現精神價值，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人文學科。這一點，我們不能妄自菲薄。
中國青年報：目前一流人才還會不會大規模地學習中文？
陳平原：問題在於什麼是“一流人才”。好多年前我就聽說“一流人才經商，二流人才從政，三流人才做學問”。要真是這麼認定，那倒好辦，反正職業決定位置。不過，現在考公務員很熱，似乎從政與經商要換位子了。以錢多錢少、官大官小爲衡量人才的標準，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的。比如，我就更看重職業與個人性情及興趣的關係。作爲人文學者，我很高興中國沒有文科院士，諾貝爾獎也不顧盼這邊，讓我們得以從容讀書做學問。至於是三流還是一流，因評價標準不一，壓力不是很大。其實，成爲“政要”或“巨賈”，除個人努力外，有很大的偶然性，不該作爲選擇所學專業的重要指標。如果哪位北大中文系學生日後“發達”得不得了，那也是他個人的造化，與中文這個專業基本無關。
所謂“大規模地學習中文”，是指作爲專業，還是作爲修養或技能？那是很不一樣的。倘若是選擇中國語言文學作爲畢生的“專業”，那不可能是“大規模”的。若談“修養”或“技能”，則多多益善。現在專業分工越來越細，考生趣味五花八門，完全可以各取所需。如果以爲考上熱門專業就是“一流人才”，那大錯特錯。大學裡根本就沒有“最好的”專業，只能問適不適合自己。
我對中文學科有信心，是因其學科邊界模糊，彈性較大，允許自由馳騁，同時技術性不強，轉而更多關注人的性情、趣味以及全面發展。
中國青年報：您說過，中文系師生有責任介入當前的社會改革與思想文化建設，這也是北大中文系的一項傳統。在您看來，如今的中文系師生在這方面比前輩做得如何？
陳平原：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北大中文系師生曾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俞平伯詩“同學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竟成三”，說的就是當年引領風騷的《新潮》、《國故》和《國民》這三個刊物的主要編輯，都是北大中文系的學生。這樣的“光榮”可遇而不可求。也正因此，後人很容易指責當前的北大中文系師生不如前輩有出息。這沒辦法，也沒必要辯解。
我想說的是：第一，時勢造英雄，時勢也造大學風氣，北大中文系自然不例外；第二，今日中國大學，無論教授還是學生，趣味及立場都已分化，不能強求“介入社會”；第三，爲紀念百年系慶，北大中文系學生製作文化衫，正面就是“鐵肩擔道義，妙手着文章”。那是學生們投票決定的，系主任並沒引導或干涉。這當然只是表明“志趣”，能不能實現，還得看現實條件是否允許，還有當事人是否足夠努力。
中國青年報：中國經濟儘管高速發展，但向世界輸出的主要還是“中國製造”，很難輸出價值觀和文化。對此，您怎麼看？中文系的師生在這裡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陳平原：在我們設想中，北大中文系在學術界的位置是“立足國內，溝通兩岸三地，背靠東亞，面向歐美”。不滿足於在國內學界引領風騷，還希望在國際學界佔有一席地位。藉助舉辦國際會議及學術講座、外出講學或互相訪問等，讓我們的老師和學生有更多直面歐美主流學界的能力與機會。另外，還有我們引以爲傲的留學生教育（目前北大中文系在讀學生中，留學生所佔比例是23%%）。但所有這些，都無法打消大家的疑慮——我們到底有多少成功的文化輸出？我只能這麼說，相比文化輸入，實在是不成比例。
我們的着作或論文被譯介出去，在國外學界流通，這樣的例子也有，但只是作爲“地方性知識”被引用，根本不能跟中國人閱讀德里達、薩義德、哈貝馬斯的熱情相提並論。這有賴於整個中國政治、經濟及文化實力的大力提升，但也與當前中國學術的實際水平有關。
2006年，我和十幾所着名大學的教授合作，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支持下，創辦了英文雜誌《文學研究前沿》（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在《主編寄語》中，我談及：“選擇若干近年中國學者所撰關於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學理論與批評史、比較文學及世界文學等學科的專業論文，將其譯成英文，奉獻給西方學界，既可幫助散落世界各地的中國學家更好地瞭解中國同行的工作，在良莠不齊的大量論着中，迅速發現潛在的對話者；又可爲那些並非專門從事中國研究、無法閱讀中文的海外學者，提供若干中國學者對於‘文學’的想象。此舉表面的理由是，展現當代中國學術的最新進展；而潛在的動因則是，‘要出而參與世界的事業’（魯迅《而已集·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即便就像魯迅說的，把範圍縮小，就談‘文藝之業’，我們也都渴望着與世界各國學者對話。”五年工作下來，我最深刻的體會是：好論文並非遍地都是。“同志仍須努力”，沒有理由過分膨脹，也別一味嘲諷人家“霸權”。
第三頁：英語八級的，不一定比不懂英語的人更有國際視野
英語六級八級的，不一定比不懂英語的人更有國際視野
中國青年報：漢語與中文已延續五千年。能否談談在當前商業社會，當代語言文學如何繼往開來？
陳平原：在北大中文系，語言、文學和古文獻三足鼎立，不可或缺。最近二十年，“漢語熱”在很多國外大學蔓延，形勢一片大好。但值得注意的是，修漢語課的學生很多，選擇中國文學作爲專業的，卻依舊寥寥——有的大學甚至不增反減。這反映一種大趨勢：中國在迅速崛起，國外學生渴望瞭解中國，所以熱衷於學漢語。但他們大都關注經濟的中國、政治的中國，而對文學的中國、精神的中國不太感興趣。這裡有畢業後找工作等現實層面的考慮，也與我們的文學及文化缺乏強大的吸引力有關。依我淺見，我們政府全力支持的遍佈全球的孔子學院，應儘快從單純的語言教學，轉爲兼及文學及文化。至於國內各着名大學的中文系，我的直覺是，“語言”、“文學”兩大學科，各自都在尋求突破，也都面臨某種陷阱與危機，但相對來說，語言教學及研究的路走得更順，步伐也邁得更大。
中國青年報：您說過，隨着民生的逐步改善，國人對於本國語言文學的興趣會迅速提升。但現實情況是，中文仍然受到冷落，英文卻受到極度重視，消耗學生大量時間和精力。您怎麼看這種現象？
陳平原：重視英語的教與學，那是應該的，畢竟人家是國際通用語言。只是對於外語，不同人羣有不同的需求。北京籌辦奧運期間，要求出租車司機學英語，當時我就說，不僅做不到，而且沒這個必要。怕外國遊客迷路，出租車上安個通話設備，隨時與翻譯中心聯繫，不就行了嗎？問題在於，很多人將“國際化”與“外語教學”直接掛鉤，這就有問題。前者主要是一種心態、視野與情懷，後者則是技術能力。懂不懂英語，測試很容易，對話五分鐘就明白。可你要說英語六級八級的人，就一定比不懂英語的人更有國際視野，我看不見得。
如今考研究生或晉升職稱，都要考外語，而且是硬指標。是不是人才，外語見分曉，這太誇張了。好多家長看準這一點，直接把孩子送出去念大學甚至中學，理由就是“早點出去，外語必定呱呱叫”。我擔心的是，這些太早出國求學的孩子，將來中文太差。掌握一門語言，不僅是溝通、對話的能力，還跟整個思維、表達、審美趣味以及文化立場聯繫在一起。在這個意義上，作爲中國人，如果中文不好，是很大的問題。
中國青年報：在您看來，如何提高大家學習中國語言文學的自覺性？
陳平原：能說中國話，與精通中文，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周作人謙稱自己“國文粗通，常識略具”，這可是很高的標準。我不反對學英語，只是主張加強母語教育。在寫《中文百年，我們拿什麼來紀念？》這篇文章時，我談及請中文系爲全校開設“大學語文”這一制度，在一次次的課程改革中被消磨掉了。校長看了報紙，很感動，說可以從頭來，但我知道不太可能。電腦讓我們遠離了書法，數據庫讓我們遠離了記誦，專業課則讓我們遠離了語文。無論教授還是學生，都不在意這種基礎中的基礎。其實，越是基礎的，很可能越重要，就像空氣和水。單就文化傳承而言，任何一個國家的“國文”，都相當於空氣與水。至於教授教沒教好，學生學沒學好，那是另一個問題。
中國青年報：在2009年6月“中國當代文學六十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有人憂慮今天的中國文學到底是什麼。您怎麼看這種普遍的焦慮？您如何評價當代文學的力量和高度？
陳平原：20世紀中國文學，曾經大起大落，有的作品甚至成爲政治運動的前奏或導火索，這不正常。今天的中國文學，逐漸遠離聚光燈，這沒什麼不好。所謂“風光不再”，就看參照系了，還想靠一篇小說或一首詩名揚天下，吃一輩子，那是不太可能了。有那麼多人在閱讀，在品鑑，在思考，這就夠了。真正熱愛文學，有很好的藝術品位的，永遠只能是少數人。
1942年春，沈從文在西南聯大國文學會作題爲《短篇小說》的演講，開篇不談“短篇小說”的定義、原則、技法、風格等，而是斷言短篇小說的“光榮”已經成爲過去。在作家沈從文看來，正因爲短篇小說“無出路”，才顯得“有希望”：“從事於此道的，既難成名，又難牟利，且決不能用它去討個小官兒作作。”借用這句話，目前中國文學的不太熱鬧，逼迫作家們在邊緣處探索，讓中國作家在相對冷清的狀態中生活、思考、創作，未嘗不是好事。熱衷於名利場中打滾或整天面對攝影機的，註定寫不出好作品。至於當代中國文學能達到什麼高度，我不從事這方面的專門研究，說不清楚，很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