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國家要挺起腰桿，總得有人甘於獻身
文稿 | 崔玉賢
採編 | 章劍鋒
拍攝 | 杜碩
出品 | 本站科技《科學大師》欄目
他是誰
杜祥琬，應用核物理、強激光技術和能源戰略專家，跨界科學家，曾和鄧稼先、于敏、王淦昌等“兩彈一星元勳”共事數十載，從事核武器理論設計與核試驗診斷理論研究工作，是核武器中子學與核試驗診斷理論領域的開拓者之一；又是國家863計劃強激光技術專家組首席科學家，新型強激光技術的開拓者，將中國強激光技術帶入世界先進行列。也是中國氣候變化、能源戰略和可持續性發展領域的重要智囊之一。
杜祥琬院士接受本站科技《科學大師》專訪 攝影：杜碩
1993年，他擔任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長，這是中國唯一的核武器研製生產單位。1997年，當選爲中國工程院院士；2002年擔任中國工程院副院長。此後，杜祥琬還出任了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主任、國家能源委員會專家諮詢委副主任等職務。
精彩集錦
“這廣袤無垠的戈壁荒漠，爲一批批爲國奮鬥的人們提供了廣闊的用武之地，穿軍裝和不穿軍裝的幾代人，隱姓埋名，歷盡艱辛，在曲折磨礪中成熟，卻也享受着一次次成功給予的無可比擬的激動和興奮。爲民族的興盛和老百姓揚眉吐氣，做成一點有用的事。這種精神享受是無可替代的。”
2007年，杜祥琬寫了一篇題爲《享受遼闊》的散文，回顧自己當年的科研經歷，在文中，他寫下了上面這些話。
杜祥琬參與氫彈科研，是上世紀60年代的事情。1964年，從蘇聯留學回國後，他進入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工作，基於“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的最高戰略指導思想，杜祥琬與鄧稼先、王淦昌、于敏等著名的“兩彈一星”功勳一道，開啓了中國首個氫彈實驗的研究。
這一批人，隱姓埋名秘而不宣搞科研，一度連自己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們的工作內容。
杜祥琬的獨子、優客工場創始人毛大慶在文章中曾對幼年生活有過回憶，當時他們住在保密大院裡，辦公區戒備森嚴，門口哨兵荷槍實彈。如周光召、鄧稼先、朱光亞、于敏等大科學家，都是前後院的鄰居，他親眼見識過他們買菜打醬油的生活日常。
杜祥琬與他的妻子兒子 圖片來自網絡
“大院是父親工作的地方。我當時不知道他們具體做什麼，但有一種本能的敬畏，知道他做的是很神聖的事情。”
親眼見過活生生的人，親身經歷過的具體可觸摸的生活，對於犧牲、奉獻、國家利益、人生價值這些崇高遠大的詞，毛大慶自言，他比其他人更易於理解。
當歲月流逝，爲兩彈一星精神曾經奔走科普的杜祥琬，卻也會疑惑自問：我們這一代人是不是已經落伍了，當年的故事對孩子們還有用嗎？他們真感興趣嗎？
有一次，在杜祥琬講完過去老故事的時候，有學生向他提問：您講的這些都很崇高，可是我們是普通的學生，我們離崇高太遠了。
“我說那我們把‘走向崇高’換四個字，叫‘品行端正’，這四個字離你們不遠吧？他說不遠。我說你就先從品行端正做起，以後在工作當中積累自己的貢獻，爭取走向崇高。這樣可以嗎？他說這個可以接受。”
杜祥琬瞭解現在的社會形勢，知道社會上各種各樣的人都有，價值觀也很多元，但他對本站科技《科學大師》的記者說，他堅信一點：“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有希望的話，一代人裡頭必須有一些人選擇爲這個民族、爲這個國家進步去獻身，如果都是想着自己的蠅頭小利，這個國家就沒有希望。”
杜祥琬的站位和視野，與他的出身、閱歷不無關係。他成長在河南一個革命知識分子家庭，其父杜孟模，解放前是北京大學的黨支部書記，既使解放後以知識界代表的身份擔任了河南省政府的副省長，一直到去世，他也沒有透露過自己的黨員身份，直到文革後平反昭雪，家人才得知。
1938年出生的杜祥琬，經歷了建國前最災難的動盪歲月，八年抗戰，兵荒馬亂，他跟着父母一道逃難到陝西，國弱民貧的景象，看在眼裡。日後成年了，學識積累越來越多，事理也越來越通，“就明白國家一定要改變這個狀態，所以後來搞國防爲什麼有動力呢？也就是因爲了解國家過去受過的災難、屈辱。我要把她建設好，這個觀念還是很強的。”
通過科研實踐摸索，杜祥琬和他的同事們一道發展出中國自有的核試驗診斷理論，上世紀80年代梳理成書，這是中國在該科研領域的一項自主知識產權理論成果。
氫彈研製的成功，代表了當年一個國家在硬實力上實現了世界級競爭力的躍升，一代科學家貢獻青春改變國家的命運，但從內心來講，杜祥琬更贊同無核化世界的終極發展目標。
在一個公開場合上，有小朋友好奇地問杜祥琬，還有沒有可能造出更厲害的氫彈？杜祥琬回答：現在的氫彈不是需要更厲害的，而是需要更理智的人類把它禁止掉，永遠不要使用。
杜祥琬對《科學大師》說，當年進行氫彈科研，出發點就“不是爲了用，而是爲了不用”，“實際上我們從第一次原子彈試爆成功，中國政府發表的聲明就說得非常明確，要全面禁止並徹底銷燬核武器，這是我們的宗旨，並且中國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這兩句話是非常經典的。”
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圖片來自網絡
55年的科研生涯，杜祥琬不光只是參與了氫彈的科研，由於國家戰略發展的需要，此後他還跨界到激光技術科研和能源、氣候戰略領域。81歲的他，至今還擔任着國家能源委員會專家諮詢委副主任職務。
核、激光、能源和氣候變化——不管怎麼轉換崗位和領域，用杜祥琬的話說，基本上沒有離開物理學的範疇。
“我體會到學好物理學對人是很有幫助的，它是一個對各個部門、各個行當都有幫助的學科，有一定的普適性。”
以下爲《科學大師》專訪正文：
一、希望天下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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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大師》：目前來講，是不是全世界最厲害的核武器還是氫彈？
杜祥琬：當然，氫彈已經足夠厲害了。幾百萬噸TNT當量，是一個什麼概念呢？炸藥，一噸炸藥在這屋子裡（指當時專訪的房間）可以堆一大堆了，這是一噸TNT當量，一萬噸，那就是一萬個這樣的房子。當時，美國原子彈的當量是兩萬噸，那就把日本廣島炸成那樣了。一個氫彈是幾百萬噸，所以需要的不是要更大的威力了，而是能不能用它？它已經足夠破壞人類自己、破壞這個地球了。
《科學大師》：這是不是個悖論，就是科學家既要不斷地去研發它，又要考慮怎麼樣限制和禁止它。
杜祥琬：從國際形勢發展來看，原來一開始大家研究核彈，並不是要不用它，它是在二次大戰的背景下誕生的東西，也可以說對日本的投降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中國後來不得不也發展核武器的原因，的確不是爲了用它，而是爲了不用。實際上我們從第一次原子彈成功，中國政府發表的聲明就說得非常的明確，全面禁止、徹底銷燬核武器，這是我們的宗旨，並且中國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這兩句話是非常經典的。
全面禁止、徹底銷燬，這個無核武世界的思想，我就說知識產權其實是中國的，奧巴馬後來上臺，提了一個“無核世界”的主張，爲此還得了一個諾貝爾和平獎，我說這簡直是大玩笑，這是中國人先提出來的。
可惜人類的覺悟和理智，還沒到這個地步，一些大國不願意放棄核武器，還在不斷的有國家想擁有核武器。這是人類面臨的一個挑戰。
《科學大師》：聽您的意思，還是要靠人類的覺悟，才能達到一個天下無核的終極目標？
杜祥琬：這個覺悟，跟人類的文明水平有關。如果真正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思想建立起來了，大同世界建立起來了，要核武器幹什麼？大家應該都把它銷燬了。但是現在這個充滿矛盾和衝突的世界上，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不肯放棄。互相不肯放棄，所以現在是個問題。
對一些國家來講，實際上擁有數量已經是太多了。現在已經成包袱了，其實用不了那麼多，因爲現有的量已經可以毀滅地球好幾倍了。而擁有太多的核武器，要保護和維護這些東西，要庫存，要花代價的。他們也希望少一點，少花點代價。
二、“萬一死了，也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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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大師》：您講到我們當年是不得不發展核武器？
杜祥琬：就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應該說新中國成立沒幾年，百廢待興，國家經濟、科技、工業都相當的落後。但是在那個時候的中國，不止一次的遭受到核威脅、核訛詐，你沒有核，別人就拿核來威脅你。
再一個背景，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屈辱、災難，從八國聯軍一直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被叫做“東亞病夫”，中國人如果要爭自己民族的未來，那必須讓國家強大起來。雖然1949年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但是腰桿沒硬起來，所以要爲這個目標，掌握兩彈，去奮鬥。
爲什麼這些人，比如說鄧稼先從美國一回來，領導就跟他談到，讓他做這件事，他毫不猶豫。當然是隱姓埋名了。王淦昌，從莫斯科調回來，讓他做核武器，他也隱姓埋名開始做。爲什麼這些人都毫不動搖、毫不猶豫？因爲這件事情對中國的重要性，它是一個標誌，它是中國科技進步的一個標誌，它是中國國防力量的一種標誌，它是中國國家地位的一個標誌。這點太清楚了。不管多困難，要把它拿下來。
《科學大師》 ：這麼重大的成果，在那麼艱苦的條件能拿出來，是那一代的科學家智力更高嗎？
杜祥琬：現在的年輕人智力一點不差，但是那個時候，這一溜兒科學家，這個民族要振興，中華民族不能老這麼衰敗下去，拿這個當成自己的責任，當成自己一生的價值和奮鬥目標，這個思想在他們身上很一致。我們跟他們幹活，也很容易接受這個思想。所以這個思想很統一。而這個東西本身有多難，當時並不知道，因爲沒有掌握之前，你不知道它有多難，也不知道有幾年能夠突破。就下決心要把它弄出來。但是有一點，因爲當時原子彈、氫彈在國際上已經被人掌握了，像美國、蘇聯都有了。它的存在已經被證明了，大家心裡覺得這個應該能掌握。中國是自己自力更生的，自主創造的原子彈和氫彈，而沒有藉助於他們的知識和他們的技術、他們的工業，完全是自己創造的，自己摸索出來的。
《科學大師》：像您在一線工作的科學家，會遇到危險嗎？
杜祥琬：危險是有的，但是它也是有章法的，大家要避免危險，鄧稼先爲什麼最後出了問題呢？那就是實驗也會有失敗的時候，這個是始所未料的，包括投彈的飛行員（也很危險），因爲做空爆試驗，空中爆炸都要飛行員開着飛機上去，到一定的高度，把彈艙打開投下來。投下來到一定的高度，它開降落傘，讓它慢慢下降，下降到一定的高度爆炸，這個高度是有儀器控制的。爲什麼要定這個東西呢？讓飛機跑遠一點，跑到安全距離之外，但是這也不是沒有風險的。
比如有一次（試驗），彈艙打不開，那時候朱光亞（核物理學家、兩彈一星功勳）在現場指揮，飛行員報告彈艙打不開。朱光亞是個平常說話非常謹慎、思考半天才說一句話的人，但是這個時候立刻命令：再投一次。飛行員又飛了一圈，飛到這個位置再投一次，說還是打不開，並且報告說，再飛一圈飛機上的油不夠了。那你說怎麼辦？立刻決定：讓飛行員帶彈着陸。然後立刻命令全場人員撤退，他和空軍指揮員在塔上等這個飛行員回來。但是飛機肚子上帶着一個氫彈着陸，沒有人做過這個事兒，萬一碰到一個什麼東西，這個彈出了問題，那就是大大的事故。
沒出事，朱光亞一下輕鬆下來，說了一句：我們做了一次帶彈着陸試驗啊。這是故意輕鬆的話了，誰肯去做這種試驗啊。
所以鄧稼先受命時，不是晚上回去跟他夫人對話，這個你們都知道了，他最後說了一句話，這件事很重要，爲它死了都值得。這裡面不是沒有危險，我們要儘量避免危險，避免不必要的犧牲。要做好安全防護，這都是有規定的，每次操作都是有規定的。但是即使萬一死了，也值得，這個觀念太清楚了。
我在蘇聯上學的時候，看過一個紀錄片，就是他們的核科學家，核探測器放在肚子上它都能響，他自己吃了很多放射性，我當時就意識到，美國也好，蘇聯也好，都有一批科學家，爲這件事可以說就是要獻身。
三、“誰有想法，誰就上臺說”
《科學大師》：那時候大家的科研氛圍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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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祥琬：我們這個單位，我一參加工作，叫理論部，現在叫九所了，我一到這個所裡，就感覺到這個氛圍有一個什麼特點呢？人和人之間相稱，都不稱呼官銜，什麼主任、所長，都不這麼叫，都是老、小相稱，比如說老鄧，是鄧稼先，叫周光召“老周”，後來周光召當了中國科學院的院長，全國人大的副委員長，有人叫他周委員長，叫他周院長，我們都聽了很彆扭，見他的面，還是叫他老周。
《科學大師》：那時候您是小杜？
杜祥琬：我是小杜，後來也成了老杜，現在是杜老、杜爺爺了。爲什麼給你講這個老小相稱呢？它不光是一個稱呼，我理解它是一個溫度，人和人之間的一種關係，一種氛圍。這個氛圍有一種好處，就是學術民主。
氫彈技術原理什麼樣的？當時展開學術討論，一個教室裡，大家坐得滿滿的，二十幾歲的小青年、五十幾歲的老專家，誰有想法誰就上臺說，邊說邊畫。大家充分的發揮自己的想象力，現在叫頭腦風暴。講完了之後，把大家的想法歸納成爲幾十個設想。
分析分析，用排除法，從幾十個想法歸納幾種方案，拿到計算機上去算，看哪種能算通。在這個過程當中，于敏（核物理學家、兩彈一星功勳）是一個第一貢獻者，就是他比較早的判斷了某一個方案可行。
《科學大師》：不是說一開始就有一個人指定，必須這樣幹，給大家佈置任務。
杜祥琬：哪有那麼容易？一開始都不知道，是做了一些基礎性的研究，在一邊算，一邊想，一邊討論，最後歸納出來。算完了之後果然行了，于敏從上海打電話給鄧稼先，說“我們抓住牛鼻子了”，就是這句話，就是我們把這個原理找到了。
《科學大師》：您說到充分的學術民主，對做科研來講它有多重要呢？
杜祥琬：有適用性。大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把大家的頭腦智慧調動起來，然後選擇技術路線。當然我們有帶頭人，氫彈，我就說帶頭人于敏是第一個功臣，但也是大家一起做，他也很強調，不要叫他什麼“氫彈之父”這一類的話，不是哪一個人的功勞。
到現在我覺得學術民主都很重要。我們現在說能源的問題，能源領域也會有不同的意見。但是如何做到開放民主，不同意見要能夠說，能夠討論交流講道理，這個非常重要，決策起來，可以減少一些浪費。
《科學大師》：那時候科研條件怎麼樣？
杜祥琬：那個時候說真的，電腦還不太先進，六十年代我們用計算尺。我們拿尺子來算東西，比珠算已經是先進很多了，還有手搖機，還有電動機，就是一秒鐘大概能運算幾次這種速度。所以搞原子彈的時候，是一批小青年，用一批電動計算機算算算。但是後來我們突破氫彈的時候，開始有了晶體管計算機了。
那時候也就是五萬次每秒，現在是千億億次了，那個時候是五萬次的就是我們國家裡很先進的了，在北京計算所、上海華東計算所，所以我們兩邊跑着算題。那個時候國家第一臺新計算機，就先給核武器研究所用，第二臺給國家氣象局用。所以那時候沒有好計算機的情況下，這種抓住主要矛盾，粗估，先粗略的估計一下這個問題大概是對還是錯的。這一套也可以說是抓主要矛盾的哲學思想。
《科學大師》：您說自己當時搞核理論設計，這個和核試驗是什麼關係？
杜祥琬：當時我們組的任務，就是做氫彈原理試驗中速報項目的量程計算。怎麼回事呢？就是氫彈跟原子彈有十分的不同，要試驗一下能不能實現相應的物理特徵。其中的相應指標，很快能測到，看看它的樣子，看看它的量級大小，是不是在我們理論預計的範圍內，就能夠快速的確定我們做對了還是沒做對，這叫速報。
《科學大師》：聽您講，好像氫彈比原子彈更高級、更復雜？
杜祥琬：要複雜的多。原子彈畢竟就是一個裂變，而氫彈主要的威力來自於聚變。原子彈相對來說簡單，威力也相對來說小一點，而氫彈是完全不同的原理，物理過程要複雜的多，所以要測量清楚氫彈的物理過程，它所需要測量的物理量也比原子彈要多得多。
這就是爲什麼要診斷這個核試驗，我用“診斷”這個詞，就像看病一樣。這個東西一爆炸，它裡面的物理量你又不能進去察看，看不見摸不着的，如何能夠通過外部的可觀測量，能夠知道里面的物理量的空間、時間的變化，而氫彈因爲有很多個物理過程，那就有很多量要測試。
爲了測出這些物理量，要做一次試驗，因爲氫彈威力很大，我們就減當量試驗，減小威力，同時又能表現氫彈的物理特徵，這樣爆炸試驗以後，我們好測試。
多次試驗，就有一套理論、方法，就發展出來我們國家一套核試驗診斷的理論，後來我們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就寫成一本書，也就是改革開放以後，開始重視學科建設，我們就把過去這些東西系統的總結一下。
四、兩彈精神主要一條就是求真、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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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大師》：您與一批兩彈功勳共過事，他們中間有讓您印象深刻、甚至對您有影響的人麼？
杜祥琬：跟他們工作幾十年，對我的影響可以說都很深。如果挑一個代表，我想說一下王淦昌，他比我大31歲。他在莫斯科的一個聯合核子研究所工作，就是蘇聯、中國、波蘭、捷克這些國家聯合成立的研究所。王淦昌帶領中國科學家小組在那工作。他在那裡發現了反西格馬負超子，這是物理學界當時轟動全球的一個消息。當時我還看到一個很短的紀錄片，就是王淦昌在那個黑板上講課，幾個蘇聯的學者，畢恭畢敬的向他請教問題。
我當時也留蘇，這個鏡頭給我什麼刺激呢？因爲蘇聯人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是看不起中國人的，因爲中國當時確實也很落後，特別是科學技術很落後。能這麼畢恭畢敬對待一箇中國科學家，非常難得。後來王淦昌回國領導核武器的工作，我在他手下工作，不止一次聽到他說起，中國人不比外國人差，說了好幾次。他也是鼓勵大家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說中國人只要真正做的好，就會贏得世界的尊重。
王淦昌很嚴謹，他在發現反西格瑪負超子的同時，還記錄到了另外像是一個新粒子的一個軌跡。當時跟他一起工作的蘇聯科學家就很着急，想宣佈發現了一個新粒子，命名都想好了。王淦昌就說，我們沒有弄清楚這是個什麼粒子，它是個什麼性質，在這之前我們不能宣佈這就是個新粒子，只能說是一種可能性。
後來大家研究以後證明，這是已經知道的一種粒子的反應，王淦昌就說，哎呀謝天謝地，我沒吹牛。這就是科學家的嚴謹性，沒有足夠的證據，我不能胡亂宣佈這是一個成就。
《科學大師》：您跟王老共事多少年？
杜祥琬：我1965年回來參加工作，一直到他去世，那是1998年，33年。他在我們院呆到1979年，以後到原子能院，但是還在我們這個領域，還保持着聯繫。
他是個很有人情味的人。科學家其實感情是很豐富也很細膩的。1996年的兒童節那天，那時候我已經開始到“863”計劃專家組做激光研究了，他那時候是我們專家組的顧問，突然那天禮拜六早上，家裡的電話響了，他來的電話，一上來就說，“我聽說你幹激光幹得太累了，你要注意身體呀”。我心想，你比我大30歲，還來關心我的身體。然後他說，“讓你愛人接電話，我要讓她管好你的生活。” 這種類似的事可以講很多，這些老科學家，一個是科學功底，一個是人品，對我影響最深。
《科學大師》：您提到過兩彈精神，這個精神的實質是什麼？
杜祥琬：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一參加工作，在我們那個辦公樓走廊裡面有兩個標語，一個“三老”，一個“四嚴”。就是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四嚴就是嚴格、嚴謹、嚴密，嚴肅，我到現在就覺得這三老四嚴沒錯，做科研就得這樣。動不動就說空話、說虛話，說假話，那是幹不成的。
第一條是求真，第二條是要不斷創新。怎麼做原子彈，怎麼做氫彈？我們中國人原來完全不知道，最後也是自主創新的結果。至於說後來我們做激光，更是這樣，都是自己摸出來的。
五、一生最自豪的還是激光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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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大師》：您一生中最引以爲豪的科研經歷是哪一段？
杜祥琬：我覺得是激光研究。1986年以後，國家的863計劃，成立了863激光專家組。1991年改選第二屆，讓我做首席科學家、第一負責人。那是我最難、最焦慮的一段，因爲我是主要負責人，目標、技術路線、以及途徑，都需要我帶領專家組來做，必須要考慮頂層和全局，壓力大、責任大，這條路之前國內國際都嘗試過，但都沒有做成功。我們要一步一步摸着路走，但最後也是成就感最強的一段研究歷程。
《科學大師》：那您爲什麼不一直在覈領域做下去呢？
杜祥琬：籠統地說，是因爲國家當時又有了新課題、新任務給我們，尤其是當年國際上的反導防禦體系概念出現之後，外部形勢發生了新變化，適應形勢發展，需要我們出力應對。
《科學大師》：大家對激光這一塊很陌生，也不知道究竟有多重要，您的研究成果有應用麼？
杜祥琬：可以給你一點感覺，現在已經研製出來一種警用裝備了，叫低空衛士，新華社也有報道過。就是2014年北京要開APEC峰會，來了十幾個國家的首腦，在懷柔開會。當前有一個新型的安全隱患，就是小型無人機，像放風箏一樣，小孩都可以玩。有關機構知道我們在搞激光，找到我們的團隊。
我們一聽，他就是要保證如果有這樣的目標出現的話，在相應的範圍之內可以提前干預，確保一公里以內（空域）安全。我們一聽這個目標，我們是可以拿下的，這個是可以解決的問題。我們這些青年團隊花了不到半年，就把它做出來了。
第二年，九三閱兵， 最後一個節目是飛行表演，我們年輕的同志去值班，就在現場。對我們低空衛士的技術要求很高，必須什麼時候出現情況都確保百分之百的成功，所以在真正去值班之前，我們的設備演練了30次，人爲的放目標去打，真是百發百中。
那一天，在預定的飛機航道的下方，突然出現了一個氣球，還帶着一個尾巴往上升，就要飛到飛行的航道上了。如果讓這個目標飛到飛行的航道上，這個飛機的安全就有問題，結果我們這個裝備幾秒鐘內不動聲色就把它打掉了。它是沒有任何聲音的，是紅外光，人的眼睛看不見。
《科學大師》：了不起，這還不是最核心的技術吧？
杜祥琬：這不是，冰山一角吧，你可以想象。國家現在已經批准了這個水平的“低空衛士”出口，已經有了國際上的訂貨了。因爲它是公安裝備，是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863激光技術團隊的科研成果之一。
六、不要關起門來自主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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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大師》：現在大家都在講自主創新，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杜祥琬：自主創新，是因爲有一些東西別人不告訴你，或者大家都還沒有突破，進入無人區了。比如現在的AI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弄，這就得靠自主創新，0到1，而不是1到N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現在跟我們五十年代的時候還不太一樣，強調自主創新，同時也要高度的重視開放式的自主創新，仍然要高度重視國際的交流和合作。只要有這種可能，就不要放棄合作。
這個不是簡單的我學他或者他學我，這是一個相互學習的過程，自主創新不是關起門來，特別是現在改革開放這個時代。
《科學大師》：大家很關心科技上的“卡脖子”現象，所以纔會講到自主創新的事。
杜祥琬：如果是有一個地方有了新的原創、發明，他對自己的發明有所保護，這個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們自己如果有一個發明，也要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別人不會馬上就是把東西送給你，也不一定都要用卡脖子來理解。
解決這個問題，自己要多一點創新，在國際上有一定的科研地位了，就能和別人做比較好的交流。當你自己落後比較多的時候，多引進、消化，再創新，這個也是正常的。但是當大家的水平接近了，再去買他的，他也不介意了。這個卡脖子我並不覺得它是一個特別的問題。
《科學大師》：我們也採訪過其他科學家，大家都談到了基礎研究，感覺意識都有了，但在實踐層面還有問題。
杜祥琬：我們經常強調舉國體制，舉國體制對一些大的工程常常是有優勢的，但是對基礎研究，作用就不一定了。基礎研究更要鼓勵的是什麼？活躍的思想。活躍的思想來自於活躍的人，活躍的人來自於哪裡？來自於中國的教育。
教育就要提倡一個比較獨立的思想，讓大家甚至胡思亂想，要鼓勵好奇心，鼓勵質疑。這樣長大的小孩才能創新。這個也是我開國際會議的感受，會上一些人做了報告以後，有什麼問題，然後外國人馬上舉手。
現在的小孩，30年以後他們是人才。他們如果有創新能力，中國就有創新能力。
七、讓科研迴歸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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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大師》：現在商業社會，急功近利、浮躁的風氣，對搞科研會不會有影響？
杜祥琬：我就特別提倡寧靜。要有一顆寧靜的心，要肯於坐冷板凳。
我們曾經有一個團隊，也是年輕的團隊，他們就做太赫茲，這個詞兒你可能也知道，太赫茲波段的自由電子激光，做來做去做不出來，這個方向肯定是有意義的。那我也就鼓勵他們堅持，結果他們堅持了八年，最終做成了。
這個對年輕人來說很不容易的，八年不出成果，他也很難發表文章，很難得到認同，他竟然能夠坐得住，最後出了。
我覺得要有一顆寧靜的心，科學經常也是好事多磨，太急於求成了，真正好的東西不一定能夠出的來。
《科學大師》：這個寧靜，還是應該有一個環境吧？
杜祥琬：對，作爲領導來說，要寬容失敗；作爲自己來說，要甘坐冷板凳。只要這個方向是有意義的，要敢於堅持。有時候，只有稍微堅持一下才能成功。還有一條，要有興趣，你沒有興趣，就別勉強去做，做不好，也很難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