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榮豐／離別在即，走過39年的種種回憶──中華經濟研究院
●張榮豐／臺灣戰略模擬學會（TASS）秘書長、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研究員、臺灣大學經濟系兼任教授。
對中華經濟院初創時的一些回憶。明（2019）年6月我即將退休，要離開任職39年的中華經濟研究院，內心雖有幾分不捨，但長江後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
就像我在政壇所持的態度：「緣起緣滅，順其自然」，對我而言就如電影「金大班最後一夜」的歌詞：「紅燈將滅，酒也醒..此刻該向它告別」，是該離開的時候了！
1980年6月我從政大經研所碩士畢業，隨即以高考資格分發至交通銀行總稽覈處；因爲我是數學、統計與經濟的背景，對整天與會計數字爲伍的工作，不只厭煩而且覺得百般無聊。
8月有一天我研究所同學嚴宗大（現任央行副總裁），到交銀看到我上班沒勁的樣子，就說政府正籌備一個專門研究中國經濟的新經濟智庫，他已於幾天前正式上班。他跟我一樣，都有高考資格，但都對一板一眼的公務員生涯失望，認爲新智庫應該有比較大的揮灑空間。
筆者立即請我的指導老師陸民仁教授，幫我寫推薦函；再加上我是1980年中國經濟學會最佳碩士論文得獎人之一，很快被通知9月1日到中經院報到。
當時中經院仍在籌備階段，籌備處是向第一銀行借來的一個招待所，地址是長安東路一段59號。我是第五個報到的研究人員，在我之前是：高長、嚴宗大、丁力（女）、劉壽祥，都是助理研究員。
院長是當時的中研院院士蔣碩傑，他是一位國際級的大師（後來在1982年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提名），但實際籌備工作是籌備處副處長於宗先。中經院成立的背景是1978年臺、美斷交，同年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宣佈對外開放，臺灣處於風雨飄搖中，蔣經國政府雖極度排斥中共，但必須面對現實，要對中國有清楚的認識。我們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爲首批研究中國經濟的學者。在這之前除了情報單位或其外圍組織外，民間研究中國或中共，都會被視爲匪諜或思想有問題的異議人士。
我因爲叔公張仕賢加入中共臺灣省工委龜山支部，在1951年被槍斃，又從小在窮困山區長大。大學期間做過工廠工人、卡車捆工、築路工程隊，對於「出生」這個偶然的事實，所造成的社會不公感受特深，對共產黨也特別有興趣。
在中經院第一所研究中國經濟，不但可以閱讀來自中國各種資料，薪水也比第二所、第三所每月多三千元，記得當時中經院起薪比交銀多五千元左右。這是一份既可滿足知識的追求，又待遇優渥的工作。
中經院成立之初，主要是培養研究中國經濟的學者。爲避免在國內挖角，除了研究人員以招募新人爲主外，院方領導人也都由蔣先生到美國找華裔美籍學者擔任，免去許多戒嚴體制下的干擾與人情包圍。
記得當時中國的資料都收藏在「特種資料室內」，一所研究人員只能在那閱讀，不準攜出，警備總部每季來盤點一次，上面還蓋了許多檢查圖章。
院方當時有一套培養人員的計劃，無論出國或在國內讀博士班，都是帶職帶薪。
另外，由蔣先生出面與臺大經研所博士班洽商合作。讓暫時沒有深造計劃的研究人員，每學期到臺大經濟所博士班旁聽一或二門課，並參加該門課所有考試，授課老師會將分數寄回中經院作爲年度考績參考。記得我聽過薛琦的產業經濟、李庸三的計量經濟…等，但比較失望的是找不到中國或計劃經濟的課程。
在中國經濟的專業部分，一所研究人員第一年幾乎都在「受訓」中。
首先是研究人員利用從香港購進的簡體與繁體字對照表，重新學習簡體字。雖然大部分簡體字都可以由上下文的銜接，猜出其字義，但有些字還是很難理解，例如塵、漢…等。
其次，院方用比當時行情高几倍的演講費，請來臺灣所有能請到的「匪情專家」，講授他（她）們的研究成果，以瞭解當時「匪情研究」的前沿知識。老實說，我們聽完後相當失望，這些專家很大一部分都是早年被保密局或調查局逮捕後投降的共產黨員，講的內容很八股，結論幾乎都是中國經濟即將崩潰。
接下來中經院開始聘請任職於美國蘭德公司的專家、任教於美國著名大學的研究中國經濟學者，以及美國政府退休的官員，到臺灣講授:中國或計劃經濟的運行機制、GDP估計的邏輯、中國農業經濟、人民公社制度、中國I-O表…等。
在此我要特別提到一所所長趙岡，他當時任職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中國經濟專家，也是研究紅樓夢的專家。有人形容他是左手寫文學，右手寫經濟學，既理智又充滿感性。
1981年我獲得《聯合報》「我的三十年」散文佳作獎，讓我驚喜的是聯合報找來的頒獎人竟然是趙岡，他後來成爲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
由於閱讀中國資料被侷限在「特種資料室內」，相當不方便，經院方向警總爭取，讓一所研究人員可以借出來在研究室閱讀，但還是不能攜出院外。
賞罰分明
記得有一次，我的同仁將一本中國農業經濟的書，偷偷帶回家時在路上掉了，他真的嚇壞了！趙岡所長要我騎着摩托車，陪他沿路尋找，當然無功而返。
我們到所長室向他報告時，同仁沮喪到有點手足無措；趙岡所長說：「我已經向警總說明是我要同仁將書攜出開會，一切政治責任由所長負責」，他接着對我的同仁說:「因爲你違規攜出並遺失中國資料，所以你今年考績乙等，這件事就到此爲止」。
這種膽識、擔當與賞罰分明的作風，對當時年僅28歲的我印象深刻；也對我後來領導各種團隊的風格，有很大的影響。
另外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是籌備期間必須建立許多規章制度，其中一個問題是研究人員是否需要簽到、簽退？當時幾乎所有的公務員都要簽到與簽退，我在交銀總稽覈處就是這樣，這對當時住在桃園的我，會構成一些壓力，因爲公路局的車常常在新莊輔大附近塞車。
但蔣碩傑先生說了一句名言：「我們必須容許少數人鬼混，才能造就大師」。中經院雖然上、下班不用簽到、退，但很重視研究成果的把關，其實也不容易鬼混。我曾爲導出一條數學公式，熬夜到凌晨4:00，後來這條公式還被韓國研究單位引用。
回首38年來，中經院沒有培養出大師級人物，這也許讓蔣先生失望！但爲國家培養了20多位政務官，也許可稍慰他在天之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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