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潛水”（解碼文學空間）

寫作是撿拾的藝術，同時也是忽視的藝術。有忽視，纔會對另一部分有更深的專注。但麻煩在於，到某一個時刻，被你忽視的，會逼到你面前來，它不僅讓你正視它，還要你走進它的內部去。這時候才發現，所謂忽視，其實是另一種專注――你知道它在那裡，始終等待着你的目光。城市於我，或者說成都於我，就是如此。

我到成都生活整整20年了，但《寂靜史》之前，我從沒寫過成都。我出生在川東北大巴山區，在我出生的年代，對山區人而言，城市是另一個世界，城裡人也是另一種人。我的大部分小說，是在對城市的渴望中完成的。我真正從事寫作，始於成都。可在我筆下，城市只是遠方。我腳下的街道，包括離住家很近的金沙遺址、文化宮、杜甫草堂、寬窄巷子，與我故鄉的山水、叢林和瓦舍相比，只是模糊的背景。當然，這背景不是紙做的，它充滿張力，與鄉村形成強烈映照，《大嫂謠》《我們的路》等小說，就是這樣寫就的。

說不清是哪一個具體的時間，故鄉在我心裡變得陌生起來，她不再是我知道和熟悉的那個故鄉，也不再歡迎我以固有的眼光和筆調去審視她、書寫她。她變了，她比我更懂得時代的含義。這時我發現，我與城市的關係，言說城市時的心境，都和以前完全不同。城市不是遠景，城市就是現實，即使還沒構成現實本身，但小溪向大河匯聚，也已形成潮流。於是，《冉氏春秋》《聲音史》等，爲我意念和想象中的故鄉輕輕地把門關上，我就專注於認識眼前人了。這眼前人就是成都。

十多年來，我身邊的成都竟有了那麼多變化。變化一直在發生，只是以前被我忽視了。我幾乎是在無意之中，見證了某些事物的消亡和生長。

剛到成都的幾年，我常去小區外公園旁的報刊亭買書，包括髮表我作品的雜誌。但有一天，報刊亭鎖上了，鎖上後就再沒打開。又過些日子，那個亭子不見了，地上黯淡的印跡被沖刷乾淨，就像從來沒有存在過。離家有七八分鐘路程有個郵局，我去那裡寄信，寄稿子，也取稿費。但有一天，卻罩上幾米寬的捲簾門，隨後變成了一家超市。我並不在意，因爲稿子早就是網上發送，稿費也是打到銀行卡上了。小區西門出去，走百餘米，是府南河（杜甫筆下叫錦江）的支流磨底河，老遠就臭不可聞。彷彿是突然之間，臭味逃跑了，渾濁的河水變得清亮，滿河的水草也被清理。河的兩岸，植滿鮮花、翠竹和果樹，某一天來了白鷺，獨自或成對飛翔，鳴叫聲帶着金屬音。與三星堆一脈相承的古蜀文明盛地金沙遺址，距我家也不過百餘米，成了成都國際馬拉松比賽的出發點，賽事當天，凌晨4點過，街道上就喧聲笑語。來自遠方的人，遠到異國他鄉的人，也來觀看或參賽。快遞小哥在樓道上奔跑，有天爲我送來快遞的，竟是我的同村人，他把家也帶到了成都，孩子在西城實驗外國語學校念小學……

人類因農業而定居，因定居而有了鄉村與城市。具體而言，或因城而市，或因市而城，成都屬於哪一種？不管怎樣，自公元前5世紀古蜀國開明王朝遷都於此，作爲城市而存在，成都已有2300多年曆史了；若以金沙遺址論，成都的建城史可追溯到3200多年前。自從有了都江堰，成都沃野千里，民殷糧富，“天下謂之天府”。漫長的歲月裡，這裡孕育出燦爛的文明，包括中國第一副春聯：“豐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也包括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詞集《花間集》。

成都一直在變，但有些東西一直不變。1911年6月成都發起的保路運動，直接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總爆發，李�氯說摹端浪�微瀾》《大波》等，對此有生動的展示。川軍在抗日前線的壯烈犧牲，受到國人的崇敬。汶川地震、脫貧攻堅、新冠疫情、世界大學生運動會、成渝經濟圈、國家中心城市建設……成都人在這一系列事件中表現出的勇氣、智慧和擔當，也爲世人所稱道。我所認識的成都，還只是一個側面，要深入這座城市的靈魂，尚有很長的路要走。《寂靜史》作爲主題性長篇小說，其實是由7箇中篇組成，書寫成都，是其中的部分篇章，成都、成都人和來到成都的外地人，有待我用誠心、耐心、恆心和敏銳的觸覺，去感知他們的心跳。這考驗着我潛水的能力。寫作者是從低處觀察生活，正如本雅明所說，凌晨起來打掃大街的清潔工，或許比誰都更瞭解一座城市。普通人的生活面貌，是一個社會的呼吸，也是一座城市的呼吸。呼吸順暢，便生命勃發。

人如此，文學也如此。

（作者系《四川文學》執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