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友辰／總算法制化的限制出境，但說好的無罪推定呢
▲法無明文的限制出境終於增訂專章，但基於刑事審判「無罪推定」原則，應嚴格限制強制處分權之濫用。（圖／視覺中國CFP）
爲保全被告到案，防止逃匿海外，妨害國家刑罰權之行使，實務上檢察官與法官常運用「限制出境、出海」的手段，控制被告自由行動，以利偵審程序的進行。然現行《刑事訴訟法》尚無明文規範，僅賴最高法院73年度第4次刑事庭會議決議認定「限制被告出境，系執行限制住居方法之一種」的宣示，明顯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然法界卻奉行不渝，且行之有年。
對此，立法院在2019年5月24日三讀通過《刑事訴訟法》部分修正條文，明訂限制出境、出海爲獨立型態的強制處分，增訂「專章」，規範其要件、限制及救濟程序等，以兼顧國家刑罰權的行使及保障人民居住、遷徙自由，讓過去遭各界詬病的限制出境法制化，值得肯定。
此次修法有幾個重點及遵行的憲法原則，應予闡明：
1.限制出境必須符合法定要件及具必要性，排除最重本刑爲拘役或專科罰金等輕罪案件，不得限制出境，以符合《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的意旨。（《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
2.必須有書面通知，並記載限制理由、期間、送達以及救濟方法，以減少浮濫及黑箱作業，保障被告得及時依法救濟的權利。（《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2、3項）
3.偵查中，檢察官限制被告出境、出海，若要延長限制次數、期限時，則兼採相對法官保留原則，由法官審查是否有延長的必要。而法院裁定前，應給予被告及其辯護人陳述意見的機會，以落實正當法律程序的保障。（《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3）
值得注意的是，依現在實務運作，檢察官下令限制出境，常附帶要求被告定期到住家附近的派出所報到。然現行《刑事訴訟法》並沒有強制到派出所報到的明文規範，過去曾發生被告沒有準時報到，結果派出所員警遭懲處的案例。對此，在2019年1月16日行政院召開討論《調度司法警察條例》廢止或修正的立法政策會議上，警政署代表曾主張應廢除被告到派出所報到的不成文規定，避免增加基層警察的壓力與工作負擔，與會的法務部次長蔡碧仲亦表示認同。
筆者認爲，此種「向派出所報到」屬於強制處分配套措施的一種，若實務認爲就特殊偏遠地區有此需求，未來修法可增列：向「指定之機關」報到，俾利彈性運用而有所本。否則在現行欠缺明文規範下，仍應依迴歸《刑事訴訟法》第116條之2第1項第1款規定：「定期向法院或檢察官報到。」由法院及檢察署辦理報到爲宜。
其次，新制亦將限制出境、出海作爲獨立的「羈押替代處分」，有學者批評我國現行羈押替代處分，僅列舉具保、責付及限制住居，其規定太過空泛，欠缺具體內容。在2018年3月，司法院爲強化羈押替代處分措施，提案修正《刑事訴訟法》第116條之2規定，增列4款防逃機制，包括：「接受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未經法院或檢察官許可，不得離開住、居所或一定區域」、「交付護照、旅行文件或通知主管機關不予核發護照、旅行文件」、「未經法院或檢察官許可，不得就特定財產爲一定之處分」等，造成生活的不便與行動的困擾，有若五花大綁，可能損及被告的人格及尊嚴。
基於刑事審判「無罪推定」原則，在被告判決有罪確定前，應嚴格限制強制處分權之濫用，以免不符比例原則，形成對人權的過度侵害。特別是，被告在獲判無罪判決確定後，即便解除限制出境、出海處分，亦無法回過頭來比照《刑事補償法》相關羈押、拘留限制人身自由處分規定求償，只能自認倒楣。例如2016年捲入「浩鼎案」官司的前中研院院長翁啓惠，兩年偵審期間遭限制出境，無法出國參加會議，即使法院宣判無罪定讞，但前此限制出境所造成之損害，已然投訴無門，令人不平。
是以，在限制出境法制化後，立法者若要進一步討論上述相關法制，允宜參考各國立法例，兼顧國際公約內涵、被告權益與防逃效果，權衡利害得失，設計可行措施，方屬正辦。
相對於此，稅捐機關不用經司法程序，就可以依《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3項逕行對欠稅達一定金額的個人或公司行號負責人限制出境，期間爲5年。如此的規定，與上開《刑事訴訟法》修正條文增訂司法案件限制出境兼採「相對法官保留原則」，顯有顧此失彼之嫌。
鑑於《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正當法律程序的貫徹，以及落實《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2條關於人民行動自由的保障，立法機關應通盤檢討，比照《刑事訴訟法》儘速修法，就欠稅限制出境訂定明確規範，對於具有急迫性之案件，採取相對法官保留原則，由法院審查是否限制出境，如經駁回則應即停止限制，建立事後審查制度，以排除稅捐行政機關恣意決定，方能符合憲法保障基本權的精神及國際人權規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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