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蔣世安專欄／動員勘亂全面動亂──挫折年代（七）
7月4日，國民政府國務會議通過《厲行全國總動員戡平共匪叛亂方案》，這是根據6月30日國民黨中常、中政聯席會議的決議。共方的反應，是「新華社」發表經毛澤東修改的社論《總動員與總崩潰》。此際國共雙方皆厲行動員，大有烽火燎原之勢。中共中央於7月23日發出關於晉冀魯豫野戰軍直出大別山的指示，出至皖西，建立臨時根據地，相機渡江至皖南，進而以閩、浙、贛爲目的地。
指向大別山之共軍，爲劉伯承、鄧小平統率之晉冀魯豫野戰軍，全軍四個縱隊，共十二萬四千餘人，於8月11日從民權至商丘間和虞城地區越過隴海路，於27日渡過淮河，進入大別山地區，完成了千里躍進工作。在豫東南、鄂東、皖西佔領十餘縣及廣大鄉村。迅即進據皖中，先後佔領廬江、桐城、舒城、六安等縣，安慶、合肥垂危，武漢、九江、蕪湖、南京受其威脅，人心動盪加甚。
劉、鄧大軍雖然實現了戰略目標，但沿途也被迫丟棄幾乎所有重武器，損失三萬多人，近萬人被俘。進至大別山後，僅爲九萬餘人。
劉部在大別山之根據地已漸形成，此爲蔣介石「最大之顧慮」，因於11月3日設立國防部九江指揮所，由膠東及津浦檄調五個整編師圍勦之。12月5日，劉部退出大別山區，越平漢路西撤。只剩下五萬八千多人。留在大別山的游擊隊，尚有萬餘人。
退出大別山之共軍，雖有重大損失，國方亦頗受不利之影響，據國防部長白崇禧的分析：
劉伯誠(承)竄擾，政治意義重於軍事意義，經濟意義重於軍事意義，共匪到處擾亂，使人心不安，藉此宣傳共產主義，其手段就是乘農民收割時，將農家儲藏的糧食，分給人民，或者予以焚燬，使貧苦人民對共匪產生好感，使我們發生糧食問題，這種竄擾，可以說是一種政治戰或經濟戰。
此外，共軍陳毅部復由魯北、魯中向魯西竄擾；陳賡部則由晉南渡河向豫西、陜東竄擾。分股流竄，出沒無常，分散國軍，使不能集中；疲勞國軍，使無法解決戰局。
東北問題，蔣於8月20日撤銷東北保安司令部，東北各部隊編爲四個兵團，以孫渡、陳明仁、周福成、廖耀湘分任司令官，由行轅直接指揮，行轅主任以參謀總長陳誠代熊式輝。此時東北國軍之數量與質量，已大非昔比矣。
9月14日起，東北中共民主聯軍發動秋季攻勢，在遼西走廊殲滅國軍第四十九軍軍部和兩個師，進而在中長路長春至鐵嶺間殲滅國軍二萬餘人。對瀋陽形成鉗形攻勢。
10月3日，陳誠電蔣：「瀋陽防務空虛，請求加派軍隊。」蔣即令平津地區抽調一師空運瀋陽。16日，共軍轉移主力圍攻吉林永吉之第六十軍，歷時十八晝夜。迨國軍新一軍北上進入長春，予共軍以側背威脅，永吉之圍始解。
次年(1948) 1月5日，再發動冬季攻勢，殲滅國軍新五軍兩個師，軍長陳林達被俘。之後，連據遼陽、鞍山、開原及四平街，殲滅守軍第七十一軍第八十八師，迫使吉林守軍撤往長春。至此，國方在東北只剩下長春、瀋陽和錦州幾個孤立據點，交通全被切斷，只靠空運補給。
國軍西安綏靖主任胡宗南指揮所部十五萬人，於3月13日發動進攻中共之赤都「延安」，企圖在三至六個月內，把中共中央和解放軍逐出西北，以便東進，擊破中原或華北戰場之共軍，此舉反而造成本身的困境。蔣於3月2日曾與胡宗南、劉斐研討收復延安計劃，決定積極進行。此對政略、外交皆有最大意義也。蓋因中共近乘莫斯科四國外長會議前夕，揚言發動「西北春季攻勢」，以與俄共企圖干涉中國問題相呼應。
胡宗南即以整編第一軍董釗部爲右兵團，整編第二十九軍劉戡部爲左兵團，兩軍共六個師，三十三個團，分由陜西之宜川、洛川，進入中共之邊區，於3月19日克延安。雲「斃傷匪軍一萬六千餘衆，俘匪一萬餘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