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 | 他說，我不就是想做個女人，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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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爲“這裡是精神病院”連載第13期。
1
阿貴年紀其實不大，30歲。清瘦，背有點駝，不知怎麼的，鬚髮有點泛白，病房裡沒有像樣的刮鬍刀（因爲算危險物品），臉上總是刮不乾淨，人看起來就老了。
第一回幫阿貴出頭，是2017年的春末，我剛剛調到“大院（患者日常活動場地）”不久。一位年輕的癲癇患者“刺毛兒”揚着一件衣服跑，阿貴在後頭跟着。刺毛兒年輕力壯，跑跑停停，誘着阿貴上來，阿貴體弱，刺毛兒停了他也停，叉在原地怒斥。
“你……你……拿回來！”
“來拿喂！”
看熱鬧不嫌事兒大，院子裡雞飛狗跳的。我扔下東西去攔，和刺毛兒撞了一滿懷。
“又惹事！”我把刺毛兒胳膊架着，“又想關幾天？”
“哎……哎！不是啊，你自己看。”刺毛兒頂了一眼，把衣服塞我懷裡——一條女士內褲。
我仔細審視了一會，瞪回刺毛兒：“偷誰的？”
他胡亂指着停在幾米外的阿貴：“屁呢！不是我！他！”
我望向幾米外的阿貴：“你……偷的？”
他不做聲，往後縮了幾步。刺毛兒撇開胳膊，從我指尖搶走內褲繞揚起來，大聲說：“什麼呀，這就是他的內褲，女士內褲，有花呢！”
阿貴杵在原地，像個顫抖的柱子。
“滾蛋，該幹嘛幹嘛！”我把刺毛兒推開。他也識時務，見我發惱，放下東西灰溜溜逃了。阿貴還杵在原地，我叫也不是，不叫也不是，眼睛往四周巡一圈，看熱鬧的自覺散了開。
“嘿嘿，你家裡太馬虎了，內褲都能拿錯。”我笑了兩聲，繞着他打量，“這尺碼也對不上呀。”
原本以爲阿貴能會意地笑一下，沒想到他卻只勉強扯扯嘴角。見我不說話了，試探着從我手裡拽走內褲，捂在懷裡，轉身跑了。
“大院”的管理員老烏講，阿貴在我們這兒大概有5年多了，“家裡剩一個老孃，好像家境還行，不然也住不了這麼久”。
“媳婦跟娃兒呢？跑啦？”
老烏把煙彈出窗戶，把頭別到一邊，大概是嫌我問得多餘。
我查了阿貴的資料，獨生子，沒結過婚，也沒有小孩。住院的原因是精神分裂症，具體的病史上面沒有記錄，每日的查房記錄也是千篇一律——換一句話說，自他住到我們這裡，情況一直很穩定，早可以出院回家的。
我不斷往下翻閱着阿貴的信息，一條備註跳出來：年少時，他曾經在其他醫院有過“性別識別障礙”的診斷。
性別識別障礙，指對自己的自身性別的行爲與自己真實生理特徵相反，如男性行爲女性化，持續否認自己身體有男性特徵，甚至厭惡自己的生殖器官。性格識別障礙多發於童年期或者青少年期，極大可能會伴隨終身，一般治療效果不好，預後欠佳。它與同性戀最大的區別，在於性格識別障礙者不接受自己的性別，追求異性裝束或者變性，而同性戀者坦然接受自己的性別，性亢奮對象爲同性。
阿貴的診斷明確是精神分裂症，但病歷上爲什麼要標註“性別識別障礙”？究竟是不是阿貴的某一任醫生有意爲之？我不得而知。回想起阿貴扭扭捏捏的模樣，還有他非要奪回去的女士內褲，我好像抓到了什麼，卻又不敢大膽地握緊。
沒過多久，醫務部打來電話，說阿貴已經很久沒有繳過住院費，通知過他母親，但是他母親說什麼都不願意來。醫務部希望我們派一個心理治療師，協助他們去一趟阿貴的家裡，問問具體情況。
去的當天，趁中午下班，我和醫務部的典主任在路邊嗦粉。他使勁往碗裡撇辣椒醬，嘴裡絮絮叨叨：“就兩件事，要麼把住院費要回來，要麼勸她帶兒子出院。”
以阿貴現下在醫院的狀態，出院去適應社會生活，是對他的病情更有好處的。我拿舌頭小心試了試味道：“最好是能勸出院，大老爺們，家裡還有個老媽呢，再住下去就廢了。”
騎着電驢幾經尋摸，我們找到了阿貴的家。見了阿貴的母親，我才知道他的家境可不是老烏所說的“還行”而已——在我們這兒最大的交易市場，阿貴家裡有個3層的門臉兒，專賣玉器。
一個渾身珠光寶氣的老太太立在櫃檯後面。店裡來往詢問的客人挺多，她不厭其煩，一件一件拿東西出來給他們過眼。門口等了十幾分鍾，我有點不耐煩，準備上去“客氣”地開場，但她立即往我們這兒不善地掃了一眼。典主任倒是很有耐心，熟門熟路地從門口飲水機下面的櫃子裡翻出茶葉跟杯子。
“坐着吧。”他小心翼翼吹開浮葉，“好茶呢，喝，平時嘗不到。”
等了快兩個小時，茶葉都泡得沒了顏色，店裡終於安靜下來。典主任擡擡眼，揹着手慢慢踱過去。
“生意好啊，梅姐。”他拄在櫃檯上，“難怪老是說沒空呢。”
“又讓你來追債？”老太太——也就是阿貴的母親梅姐，眼也不擡，一件一件地擦着櫃檯裡的玉器，“我待會就去銀行取錢。”
典主任咧開嘴傻笑，搜不出詞兒。我更是不敢看這位梅姐，低頭在櫃檯裡假意四處欣賞。這時候典主任做了件我始料未及的事——他一把把我拽到老太太前面：“這是你兒子的醫生，他特地來有點事跟你說。”
梅姐停下手裡的活，點了一根菸，擡頭打量了我幾眼。
我的蘋果肌微微抽動，不用看鏡子都知道笑得很醜：“梅阿……梅姐姐，大概就是這麼個情況，您看，阿貴的病情早就穩定下來了，儘快辦理出院吧。”
“嘁……呵。”她蔑笑一聲，戳熄剩下的半截煙，“他住他的院，我守我的店，待會你們誰跟我去銀行，醫院我不去了。”
典主任保持拄着櫃檯的姿勢，深深嘆口氣：“你就這一個兒子，難道讓他一輩子住醫院啊？”
“兒子？他也算個兒子？哪兒來的呀你，出去！”
“出哪兒去，來就是……”我有些躁了。
“走走走！”典主任拽着我往外扯。走到門口，他又回頭腆笑着：“梅姐，明天再……”
“滾！”
2
第二天，梅姐還是將住院費轉來了，還專門給醫院打電話：“住院費我以後按時結，叫你們那個矮胖子別再帶人來了！”
我猜阿貴根本不知道母親欠住院費的事兒，有一次又跟老烏聊起阿貴時，頗爲不忿地撣撣菸灰。老烏鄙夷道：“熬吧小子，我守‘大院’十幾二十年了，什麼病人什麼爹媽沒見過，一個一個的，你慪得過來？”
老烏告訴我，自從阿貴住進來，梅姐來的次數屈指可數，來了也就是交住院費，從不到病房去看兒子，甚至都不跟醫生打聽病情，“跟個後媽似的，兒子也不像個爺們兒……哎，算了”。
轉眼就到盛夏，“大院”活動時間改爲下午4點，日頭緩和，院子裡能稍稍站住人。北邊的草坪一般是被女患者佔據，一堆一堆地坐在一起，聊些閒話。南邊的球場和東邊的花壇一般是男患者扎堆，奮力打球的，偷摸抽菸的，互不打擾。工作人員躲在北邊的屋檐下面，只要患者不鬧事，也不上去討嫌。
阿貴哪兒都融不進去，就坐在病房鐵門的樓梯口，鈴聲一響就躲開，等大夥都排隊進去了，他纔跟着尾巴回病房。他懷裡總是抱着一團東西，有人路過時就緊緊身子把它護在懷裡，仔細看看，又是內褲。我有時候想去問問清楚，但老想起老烏的一句話：“你管不過來的，就當沒看見吧。”
一個週五的下午，刺毛兒又去惹阿貴。他悄悄繞到阿貴的後面，伸手從他懷裡一掏：“喲，新品種哎，蕾絲兒！”阿貴撲上去要搶，被刺毛兒一腳踩住手。阿貴埋着腦袋發抖，刺毛兒越發得意：“看喂，大老爺們穿女士內褲。”
我把掏出半截的煙揣緊就要衝過去，老褚卻（一位住了20多年院的老年精神疾病患者，威望頗高）站了出來：“小王八蛋你幹嘛！”
刺毛兒揚起胳膊：“滾，關你屁事，啊？”
老褚身子明顯地抖了抖，他往後偷偷瞥了一眼，看見正在過來的我後，放心地背過手，挺直身子，中氣十足：“你怎麼能在大院裡欺負其他患者呢，我看不過去，趕快放開他，誠意地道歉。”
“我道你X個……”刺毛兒側頭看了一眼，正對上我的眼神，嘴裡的髒話吞了回去。
他把腿抽回來，假裝要扶起阿貴的樣子：“哎呀，不小心踩到了，阿貴阿貴，對不起啊！”
“喲，小趙老師啊。”老褚“恰好”回頭，像忽然發現了我，“小矛盾，都解決了。”
他緊踱兩步，扛開刺毛兒，彎腰準備將阿貴扶起來。快接觸到阿貴時，又止住身子，用拇指和食指小心翼翼將那條蕾絲內褲捻起來，輕輕甩到阿貴懷裡，然後眼巴巴看着我：“我去給花澆水了啊。”
刺毛兒躲在阿貴的後面，也想溜。我把他拽到大院的一邊，低聲呵斥：“你別老找他麻煩行不行，讓我休息一會兒。”
“沒有啊，嘿嘿。”
我料想到他不會白白地給我面子，朝着老褚努努嘴：“有種惹他們，去挑有本事的搞。”
刺毛兒甩開我的手，大退一步：“嚯嚯，那幾個老東西，私底下比我罵得還難聽，說什麼男不……”
我大致能體會到阿貴終日小心翼翼躲着人羣的壓抑，只是沒想到忠善的“老褚”們，原來也不接受他。走到澆花的老褚旁邊，我思忖了好久纔開口：“褚老師，問個事，聽說……老哥兒幾個私底下也嚼阿貴舌頭？”
老褚專注着眼前的一盆百日紅：“我不知道喔，還有人幹這種事？”
“刺毛兒說你領着頭呢。”
老褚“啪”地一把將水盆摜在窗臺上，憤憤地罵道：“那個小王八蛋？呵！我就着摻了兩句……你不信就算了。”
我看着老褚坐到球場邊，掏出隨身帶的書呼啦啦翻來翻去，刺毛兒鑽到了花壇那兒，從人家手裡搶過半截煙，眯着眼睛嘬。阿貴重新把內褲抱回了懷裡，坐在鐵門邊的樓梯，彷彿剛纔發生的一切都與他無關。
3
那段時間，主任總是愛找我們剛來的治療師“談心”，扯閒的話說穿了，就只能提工作的事兒，催我們做“個案”。可能是我們幾個年輕人無動於衷太久，主任下了通牒：“一個月，每個人都要寫一個‘個案’報告給我。”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阿貴。
阿貴住院的診斷是精神分裂症，但這明顯只是“因素”導致的一個“結果”。雖然阿貴不願意顯露，但他的“異性”特徵還是十分明顯，因此而受到男病人們的“排斥”。阿貴究竟是如何從性別識別障礙一步一步變成了一個需要長期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我覺得是個值得去搞清楚的事。
我獻寶似的將想法報告給主任，他卻批頭蓋臉地罵了我一頓：“你他X做‘個案’還是查案呢？這麼好奇去考警察啊！”
我不敢爭論，老老實實地將阿貴的個案目標，改爲：增進與人交流，改善社會功能。
自我幫阿貴出兩次頭，大院裡的病人們對他稍微客氣了一點，至少不會再有人當着我的面故意上去撩撥。阿貴也不再一直縮在階梯上，偶爾會起來走走，但走不遠，只往球場側邊的石刻棋桌稍稍靠近一些，伸長脖子看別人玩棋。看樣子，他喜歡下棋。
沒有猶疑，一次“大院”時間，我帶着一貫的厚臉皮，一屁股坐在阿貴身邊，端出一副黑白棋：“來？”
“嗯嗯嗯！”阿貴挪開屁股，比我還興奮。
也就下了三四把，我就發現在阿貴面前，自己完全是個臭棋簍子，他套路之熟、思考之快，我根本贏不了。
“過幾天再玩吧，不要再讓啦，呵呵呵。”連贏我幾把，阿貴終於是不好意思了。
“行，就這個點兒，明天早點來！”我氣呼呼地把棋盤摟起來，第一回覺得阿貴平靜的臉這麼“可惡”。
輸棋歸輸棋，正事還是要做的。我預想的是，先讓他跟我交流交流，再找機會跟別人交流交流，至於怎麼讓別人願意去跟他交流交流，我一直沒想出辦法——但事情卻出乎預料的順利，老褚礙於上回跟我“鬧翻”，屢屢地湊上來找機會修補一下關係——在我又一次連輸五把之後，我拉過一旁急得噴沫的老褚，指着阿貴：“跟他下，我他X還不信了！”
有老褚帶頭，願意跟阿貴下棋的人也越來越多。我放心地把五子棋保管權全權交與老褚，只叮囑了一句：“別讓刺毛兒那些人搗亂就行。”
但我還是高興早了。
過了大半個月，我休完長假，剛回來看“大院”，發現阿貴又一個人抱着內褲坐回了樓梯檻兒。我四處搜尋老褚的身影，想把他找出來問問，老烏拉着我進辦公室，端出黑白棋：“拿回去吧，以後別幹這種事，都要打起來了。”
“啊？”剛點着的煙被我一把戳熄，“誰呀？阿貴？老褚？”
老烏心疼地把煙捋直，講：
阿貴下棋很較真，除了老褚能偶爾贏一兩次，其他人都贏不了。有一回，老鄧（另外一位長時間住院的老患者）跟阿貴下，輸急了眼，死不讓位置，惹得看棋的人罵了起來。氣氛一緊張，話頭就亂。棋簍裡有幾顆子兒顏色沒染均勻，半黑半白，老鄧眼看着要輸了，一口咬定是阿貴偷了他的子兒。阿貴笨嘴拙舌，罵不贏盛氣凌人的老鄧。老鄧得勢不饒人，踹翻棋盤，“怕不是還有多少不黑不白的子兒被塞褲襠了，跟你一樣，不男不女！”
阿貴攥着一把棋子兒，先是低頭大口大口吸氣，猛撲上去頂翻老鄧，攥着他的下巴把棋子兒使勁往他嘴裡塞。
“當時你是沒看見，別看那小子瘦，加上我，幾個護士都沒拉開。”老烏把捋直的煙重新點燃，“以後別再隨便給病人東西了，不是怕他們亂搞，是怕他們爭，爭出事兒來，你也有責任。”
我認真地點頭，一言不發。老烏其實是好意，私下裡把棋還給我，說明他沒往上報，不然，領導的一頓狠批是少不了的。
4
原本預想跟阿貴下一些時日的棋之後，我再找機會拿一些量表測測他，收集一些“好結果”，一份像模像樣的個案報告便可以托盤而出。只是老鄧和阿貴這麼一鬧，所有的事都付諸東流。我有心隨意寫一份報告交差，但繞不過心裡的坎——總不能睜着眼睛編吧。
就在我絞盡腦汁要如何重新接上阿貴的“個案”時，典主任告訴我一個消息：梅姐住院了。
“我是想啊，借這個機會勸她讓阿貴出院，孤兒寡母的，總要有個人照顧吧。”電話裡，典主任語速很慢，“我不好再去了，你先跑一趟，最好能談出點苗頭，我們這兒再拿方案。”
從心底來說，我是不願意去的。畢竟我只是一個心理治療師，按醫生開的醫囑還有主任的指示做事，阿貴的家事無論如何也與我沒什麼關係。但我早已經和阿貴建立了聯繫，算半個朋友。我在去與不去之間掙扎，急需有個人給我建議，於是，在一次下“大院”的時候，我問了老烏。
我原本以爲“見多識廣”的老烏會罵一句“卵仔”，叫我別管，但他卻很堅定地講：“應該去一趟。”
“啊？”
“小子，老典沒說錯，你就是年輕，好像懂不少，其實狗屁不懂。”老烏甩了根菸過來，“在精神專科，哪個醫生護士身上沒點‘故事’？個個像你這樣明哲保身，事兒做了一半打退堂鼓，我看不如別幹了。”
“誰說我不幹？”把煙點燃，我使勁抽了一口，“下班就去。”
爲了給梅姐一個好印象，我特地買了一個小果籃。但萬萬沒想到，她竟然是先給我道了個歉。
“小夥子，上回是我不對，你別記恨。”梅姐從牀上立起來，笑得很討好，“小貴兒要是在醫院惹禍了，我出院去教訓他。”
梅姐說什麼也是長輩，我實在不適應她這樣刻意的卑謙。我拆了一個火龍果，剝開個角遞到她手裡。梅姐沒有接，望着我遞去的手，眼睛眨巴眨巴，像埋了碎玻璃。我慌了神，四處掏口袋，想抓幾張紙巾出來。
梅姐接過水果：“其實，他跟你應該差不多大吧。”
說完，她拿被子擦了擦臉，跟我慢慢說起了她跟兒子的事。
梅姐出身貧苦，家裡九個孩子，她排行老七。她的老公，或者說前夫，是一個同性戀，跟梅姐結婚的原因，只是爲了“給父母一個交代”，而梅姐願意嫁給他的原因，是因爲他是城裡人。
“那時候誰還想感情不感情的，我一個農村妹娃兒能嫁到城裡，還有什麼求的。”梅姐輕輕把火龍果擱在桌子上。
她是個對自己很“狠”的人：前夫是個同性戀也好，對她和兒子不管不顧也好，甚至讓她滾也好，她都能接受。
“但我接受不了他帶人回來亂搞，竟然讓我兒子看門！”梅姐指天發狠。
她當機立斷，跟前夫離婚，帶着兒子“跑了”。
關於離婚後的作爲一個單親媽媽的奮鬥史，梅姐講得很簡略：去工廠裡點螺絲，在火車站賣假煙，幫黑旅館拉客人，最後發現還是“打擦邊球來錢快”。她認識了個在邊境倒騰翡翠原石的男人，兩人一來二去“搭上了線”，梅姐便把母親從鄉下接上來照顧阿貴，自己跟着商人跑邊境掙錢。
“只是我沒想到，日子過好了，怎麼我的兒子又成了同性戀？”
聽到“同性戀”三個字，我意識到，阿貴可能不只是個簡單的性別識別障礙，中間一定還有其他的事，所以我忍不住插了句嘴：“梅姐，同性戀跟性別識別障礙還是有點區別的，我看過阿貴的病歷，上面說他曾經只有過……”
“我知道。”梅姐示意我停下，“從發現小貴兒有性別識別障礙以來，我不知道問過多少醫生，你說的我都懂，只是沒想到他會遇到一個……哎，不說了。”
梅姐把被子掖了掖，緩緩躺平。我摸不清她的路數，只能委婉地把典主任的意思複述一遍：“梅姐，我希望您還是考慮一下阿貴出院的事。這對他對你都是好的，他還年輕，您又……又年紀大了，一直下去是不行的。”
“我考慮下。”梅姐瞟了我幾眼，又回到我第一次見她的冷淡模樣。
我只好簡單地告別兩句，輕輕出了病房。還沒出醫院大門，我就撥通典主任電話，將情況簡單描述了一遍。他聽完，嘆口氣：“哎，形式比人強啊，老太太是服軟了。你再想個辦法吧，怎麼把阿貴勸出去。”
我對着電話大喊：“不該是醫務部拿方案嗎？再不濟你找病房啊？”
“我的方案就是你來拿方案。”典主任說完把電話掛了。
“老狐狸！”我暗罵一聲，早知道先跟他把果籃的錢要回來。
但轉頭想想，我又非常理解典主任——作爲一個醫務部主任，沒那麼多精力一直放在一個患者身上。可阿貴又是個必須解決的事，近了來說，他在這裡現在只有母親一個親人(梅姐的親戚都不在這個城市)，母親身體不好，他有義務去照顧。遠了說，阿貴的人生還長，一直住在醫院裡，總不是個辦法。
像阿貴這樣一直住在精神專科的人，我們這裡有很多，排除病情不穩定等因素，他們不出院的理由各種各樣，但細究下來，根本原因就一個——長期的疾病，讓他們已經適應不了正常的家庭社會生活。直接讓阿貴辦理出院，沒有家人的引導或者支持，無異於將一隻家養許久的羊扔到一羣狼裡。所以，必須找到一個過渡的地方，讓阿貴暫時能適應一下社會生活。
我想到了醫院附近的日間康復中心。這家康復中心是市殘聯和我們醫院一起籌辦的，主要接收一些比較穩定的精神疾病患者，集中定時定點做些手工藝、洗車、縫補等簡單活兒，間或穿插一些治療活動，幫助他們迴歸社會。患者進去之前，需要進行完整的風險評估，證明患者有基本的自理社交能力——這一塊阿貴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但有一個問題解決不了：按照規定，這裡只接收附近的居家患者，而且需要監護人（一般是家屬）接送——但阿貴可是個住院患者。
我又一次撥通了典主任的電話，將問題闡明。他在電話裡沉默了很久，說：“評估這塊，我能幫你解決的，但是協調阿貴的接送問題，可能得你跟病房……”
“什麼意思？”我趕緊插嘴，“你是說，我來接送？！”
“嘿嘿嘿。”老狐狸又笑起來，“反正看‘大院’又不是你一個人，接一下送一下有什麼？梅姐那邊我去溝通，病房你去——就這麼樣吧，啊？”
5
病房答應得很勉強，但礙於我將醫務部“擡出來”，只能答應。李護長（男病區護長）千叮萬囑：“按時接送，不要出岔子。”
但偏偏就出了岔子。
在阿貴去日間康復中心的第15天下午，護士打來點電話，嘴裡像含了開水：“趙……趙啊，那個阿貴跑了，你趕緊來一趟，先別上報啊！”
我趕到康復中心時，她正在門口跺腳，一見到我就趕緊把我拉到外面：“半個小時前，跟他一起上廁所的說，他往馬路對面跑了，你趕緊去找一下。”
我不等她回答，立刻拔開腿跑了起來——馬路對面只有幾家酒店跟一個小公園，剩下的全是人行道。酒店阿貴肯定不會去，況且今天是週一，公園裡面的人不多，我得趕緊抓緊時間先去找一圈，免得阿貴跑遠了。
沒幾分鐘，我發現了穿着病號褲的阿貴，他正在公園進門不遠的溜冰場，扒着往裡面看。溜冰場是一個鐵網和鋼架撐起的籠子，兩個臉盆大的功放架成對角，電音聲擂得人燥熱又衝動。阿貴腳跟懸地，五指扒着鐵網，我從未見過他這般模樣：雙眼流光溢彩，興奮、渴望，充滿朝氣。
我學他也扒在鐵網上，雙眼四處抓取：“真帶勁！阿貴，等你出院咱們來玩吧？”
“溜冰！”阿貴使勁晃着鐵網。
“對，溜冰！”
“溜冰！溜冰！溜冰！溜冰！”
“對，我一定帶你來。”我按住他鷹爪般手掌，“咱先回去吧，醫生護士好擔心。”
場子裡的音樂戛然而止，大概是時間到了。一羣半大的孩子，拿着飲料叼着煙，三五一堆往外走。
阿貴甩開我，舞起雙臂迎上去：“溜冰！溜冰溜冰溜冰！”
孩子們縮在一起，好奇地望過來。我緊跟上去，左臂死死扣住阿貴的腰，右手掏出手機撥通了病房的號碼。
“公園！”我對着話筒大吼，“溜冰場！溜冰……阿貴！讓他們拿繩子啊！”
一個孩子恍然大悟：“叫人囉，走啦，對面醫院跑出的瘋子吧？”
“叫人啦，叫人啦！”阿貴在我臂環裡上躥下跳，“叫多點，圍住他們，乾死他們！”
過了兩天，我去看阿貴，他鎖在單人間，約束帶固定了四肢。
病房說，他現在“招不得”，不知道哪個人哪句話點一下，他要麼就趴在地上不起來，哭喊：“別打囉，別打囉，要打死囉！”要麼就跳上桌子，拿起手邊的口杯牙刷四處扔，大叫：“幹哪！幹！照頭打！”
“X的，發得個什麼卵顛！”李護長嘴裡咒罵，指着遠處換牀單的年輕護士，“動作快點快點，等會兒就要發藥了！”
我討好地“嘿嘿”兩聲，小心退到一邊，給一路跑過來的護士讓位置。不怪李護長大發肝火，畢竟當時讓阿貴去日間康復中心是我出的主意。醫院嚴厲批評了我，但是礙於醫務部（主要是典主任力保）也參與了，最後只讓我做了書面檢討。我考慮着要不要將這件事告訴梅姐，但是典主任勸我不要去：“大不了就是再想想辦法唄，你這一去說，萬一老太太主意又改了怎麼辦，你真以爲她還能熬幾年？癌症！”
“啊！？”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但我知道，阿貴確實該出院。
阿貴沒有被關多久就放了出來，住回了以前的牀位。
病房裡說，阿貴自從跑出去一次，性情大變。他不再對自己穿女式內褲的事遮遮掩掩，而是大大方方地穿上，外褲也不穿，在病房大院四處撩人。護士強制他穿上褲子，但一轉眼，他就把褲子脫下來扯爛。而且，只要阿貴出現，刺毛兒那些人就上去撩撥，摸屁股摸臉蛋，阿貴也不惱，甚至在原地拗造型，跳舞給他們看。
我幾次想去制止，都被老烏攔住：“由他去吧，不管是正常人還是精神病，誰沒點傷心事，總要發泄一下。”
我原本以爲，時間總會讓阿貴慢慢歸於正常，但阿貴對於顯露自己的“另外一面”越發熱衷，有時候甚至故意貼到其他患者的身後，四處撫摸。無論是刺毛兒還是老褚，都開始害怕阿貴。
在又一次被阿貴襲身之後，刺毛兒跑來告狀：“趙老師，他這完全不正常了啊！”
我十分煩躁：“你不是挺喜歡撩他嗎，現在怕了？”
雨季來了，一連快一個星期都放不了“大院”，我們只好帶着器材去病房裡給患者做治療。做治療的時候患者都集中在大廳，有時候是帶他們唱歌，有時候是帶他們做操。阿貴成了最“難搞”的一個，他時常趁工作人員不注意，忽然就從後面抱住某個人，要脫人家的衣服。
“阿貴，你夠了啊！再這樣綁你了！”在屢次制止後，我實在忍不住，大聲喝住他。
“來呀！”他把自己的上衣撩開，“脫光了綁一起，有意思得很喲。”
我渾身漫起一股寒顫，老褚不知道從哪裡又站了出來：“不男不女的你，爹媽不教的啊，嗯？”
阿貴安靜了下來，他一顆一顆地把釦子扣好，像一面鏡子。他指着老褚：“褚老師，呵，老褚，文化人吶，總是揣着本書，也沒見你翻過幾頁。女病區那個老太太，不就是死了老公嗎，成天跟人家眉來眼去，都看着呢。加起來快二百歲，要點老臉吧。滿嘴假道德，渾身僞仁義，咱倆都不是好東西，您說是不是……”
我從沒見過阿貴這手術刀一樣的語言攻擊，老褚面紅耳赤，哼哧哼哧說不出話來。
阿貴又走到刺毛兒旁邊，“啪啪”拍着他的臉：“你！小王八蛋，連毛帶肉不到四兩，學他X作威作福，搬弄是非，你也配？10歲住到20歲，家裡都不要你啦！你沒人要，懂不懂？”
刺毛兒瞪大眼睛四處亂瞟，不敢直視他。
阿貴四處望了望，所有人都不敢做聲。他又走到我身邊，笑了笑：“你呀，你呀……我說你什麼好。我是不男不女，那又怎麼樣，我不就是想做個女人，我自己老老實實的，行不行？你越護着，他們越瞧不起我，懂不懂啊傻小子？”
我料想不到他會直白地說出來，漲紅了臉：“阿……阿貴，過分了啊，我跟他們不一樣的。”
“不一樣？”阿貴仰天大笑，“我殺人放火了？還是姦淫擄掠了？我到底跟你們哪裡不一樣？”
說完，他衝到廁所旁邊的洗漱臺，撅斷了一根牙刷，猛地要往自己襠裡刺去。我跳過攔路的桌子撲倒了他，斷茬沒有刺中，只劃在了他大腿內側，內褲一片血紅。
6
阿貴又轉進了單獨病房，只是這回沒綁起來，護士說他安靜得很。他自傷的事，醫院是不能隱瞞的，電話裡，我簡單地把事情跟梅姐講了一遍。她聽完嘆了口氣：“這個事兒不能怪你們。”
梅姐住進了環線外的療養院。療養院是我們醫院跟其他機構一起合作的，經常派我這樣的治療師過去，帶着老人們做活動。我不知道梅姐是不是特意地選擇了那裡，但我每次去，她都會出現在參加活動的老人裡，找到機會一定會跟我聊幾句，話題無外乎是阿貴最近如何。但對於阿貴爲什麼會變成這樣，梅姐似乎不是很願意啓齒，我也不問。
中秋節，我帶着醫院準備的月餅去療養院慰問，去之前，我給梅姐的月餅裡夾了一張賀卡：“媽媽，祝你中秋快樂。小貴兒。”
我做完活動，騎車準備離開，梅姐忽然舉着月餅衝出來：“等等！小趙！等等！”
她一路小跑，到我跟前又慢了下來：“這個…不是小貴寫的吧？”
“是他啊，我專門去……”
“你不用哄我。”梅姐扒開月餅盒，拿出紙條，“他很久沒喊過媽媽了。”
梅姐靠着停車場的柱子，我沒有問，她卻說了很多。
阿貴從小几乎是一個人長大的。外婆年老體衰，家裡孩孫多，只能時不時來照顧一段時間。童年的阿貴不斷輾轉於各個親朋的家庭，沒有父母，沒有朋友。
小學二年級時，阿貴的老師找到梅姐，說孩子上廁所老往女廁所走，不願意去男廁所。可無論梅姐怎麼教育，阿貴依然不改，他也不願意跟男孩交往，只混在女孩堆裡。初中後甚至發展到不願意穿男孩的衣服，還偷梅姐的內衣內褲穿在裡面。梅姐這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帶他到當地心理專科檢查，確診了“性別識別障礙”。
“我一開始只以爲他是調皮，沒想到是出了問題，都怪我呀。”梅姐擤了把鼻涕。
性格識別障礙的治療手段多是心理疏導配合行爲矯正，慢慢引導，效果大多不好。不缺錢的梅姐送阿貴去了很多地方，但一直收效甚微。
“磨人吶，得絕症也比得這種病好。”說到這兒，梅姐一屁股癱坐地上。
到了初中，阿貴的同齡人都進入青春期，有了性別意識，阿貴的異常模樣，自然讓他逐漸成了異類，他慢慢地與“朋友”這個詞絕了緣，甚至與“人”絕了緣。
我非常理解梅姐的絕望。我見過各種各樣人格障礙的孩子（性別識別障礙是人格障礙的一種），對他們影響最大的往往不是疾病本身，而是疾病帶來的各種社交死亡、性格扭曲。這種扭曲在人的成長中往往會越刻越深，最終變得難以扭轉。
阿貴也是這種情況。即便梅姐願意爲他付出所有，他還是往“扭曲”的方向去了——他不跟任何人玩，最大的樂趣就是在房間裡研究女裝。梅姐在希望和失望裡來回起伏，最後只能勸自己接受：“人總還活着吧，活着就有希望。”
一個人的出現，給阿貴帶來了轉機——確切地說，是一個男孩的出現。梅姐說：“大概是高中？有段時間，小貴兒放學後總是很久纔回家，臉上還有笑容，哎呀，我覺得全世界的花都開了。”
梅姐以爲兒子是突然某根筋“通了”，疾病自愈。但她想錯了——阿貴確實交了朋友，但是，是男朋友。
“寒假，我出國，他一個人在家待了十好幾天，等我回來打開門，牀上兩個小夥子光着身子……唉。”梅姐使勁地揉着眼睛。
梅姐完全無法接受——她曾經也這樣抓過自己的“前夫”。在她心裡，還是願意相信兒子終究有一天會“醒悟”過來，哪怕跟前夫一樣，“完成任務”也好。但是她萬萬沒想到。阿貴的行徑跟“他爸如出一轍”。梅姐講到這裡，拳頭砸在自己心口：“他這不是拿刀戳我嗎？”
那次，梅姐揪着那男孩，逼他去找來自己父母，阿貴一掌將梅姐推到地上，男孩趁機跑了出去。梅姐和阿貴爆發了有史以來第一次、也是最激烈的爭吵。梅姐說，她從沒見過阿貴這樣堅決，甚至不惜“斬斷所有”的架勢。
梅姐苦口婆心地勸，凶神惡煞地威脅，阿貴不爲所動，堅持要和那男孩談戀愛。只要梅姐出門，阿貴就從家裡跑出去“約會”。後來梅姐停了一段時間生意，專門在家裡看着兒子。阿貴就趁梅姐睡着時從窗口爬出去。“他還到處打聽安眠藥，八成是想偷偷給我吃，要不是樓下藥店的老闆提醒我……”
梅姐知道，就算自己覺得他們的戀情“再噁心”，那個男孩也是唯一能接受兒子“異樣”的人。自己終究只是母親，代替不了兒子生命裡要遇到的其他角色。
“接受吧，不害人就行了。”梅姐停下了講述，在身上四處掏着。
我知道她是想抽菸，便掏出了一根紅河遞給她：“聞聞味兒得了，別抽吧，您這身體……”
梅姐攥着煙翻來覆去看，笑了：“小貴兒唯一勸過我的，就是讓我少抽菸。”
母親的本能，讓梅姐能捨了一切，覺得只要兒子過得好就行，哪怕他們之間的溝壑需要很長的時間去消化。
但是，出了意外。
阿貴又一次偷偷跑出去跟那男孩約會。兩個孩子晚上去溜冰場，柔弱的阿貴被一羣古惑仔欺負，男孩上去出頭，被人失手捅死。這件事深深刺激了阿貴。梅姐跟我說：“男孩的家裡來鬧，揪着我兒子打呀，罵呀，我能怎麼辦，護着他嗎，還是不管他？錯了呀，都是我的錯呀……”
說到這兒，梅姐對着我無奈地聳了聳肩膀，然後艱難地撐着柱子站起來，朝遠處望着。她說後來阿貴因爲無法釋懷，徹底將自己跟世界隔開，也有過數次自殺的情況。一開始是診斷重度抑鬱，治療效果不好，後來發展到抑鬱所致精神分裂，喜怒無常，自言自語，到處住院，直到住進我們這裡。
梅姐最後說：“我給你說的這些，你別告訴阿貴，多一個人知道這些，阿貴心裡多一份負擔。”
從療養院出來，我心裡知道，阿貴怕是要多待不久的時間了。
尾聲
接下來這段時間，阿貴依然“我行我素”，女性化特徵越來越明顯，但是我知道，這樣的狀態，他是很難真正回到正常生活中去的。
我也曾跟幾位醫生聊過阿貴，天真地設想，像阿貴這樣的人，是不是變個性就好了？但他們都很鄙夷地質問我，上學時到底認真沒認真聽老師講課。
他們說：“變性不是整形，不是你想做就能做。”巨大的花銷，漫長的評估，以及終身的藥物適應等實際問題，都不是一般人能解決的。最重要的是，不是每個人都有強大而穩定的心理，可以承受自身變性、他人目光等而帶來的各種社會適應問題。
2019年，我們單位準備要修新大樓，住院部大部分病牀都挪了出去，但老的男病區沒有拆，一些住久的老病號還留在裡面，阿貴也在。原本以爲他會繼續住着等大樓修好。沒想到，典主任說梅姐病情惡化，阿貴必須出院了。
阿貴出院那天，我急匆匆地趕到老病房，想把黑白棋送給他，可惜我到時，他人已經走了。我只好把棋送給老褚。
我不知道阿貴未來會面對什麼，以及他要怎樣面對。
（本文人名均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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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走水
編輯：唐糖
題圖：《人生密密縫》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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