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人本色 拒絕籌設西北墾殖銀行
在胡先生的觀念裡，軍人就只能做軍人所應當做的事練兵、打仗不應該旁騖其他；更不應該在牽涉「錢」的問題上費腦筋，所以他戍守西北的十多年中，除了專心致力於建軍有關各項工作之外，其他的事，非奉中央特別授權或臨時指示，他是決不會越權過問的。
其實這在胡先生自己看來，完全是一件極平常的事情。他之所以不願預先把自己的行動告訴人，並不是故意要造成自己的神秘性；而是不便因他個人的行止，無端給人以不必要的煩擾。尤其是到各處校閱部隊的時候，更不應該將自己的行蹤，預先泄漏出去，致使各受校部隊，有臨時作僞，或偏重表面工作的流弊。至於其他公務旅行，如果預先發錶行程，依胡先生的見解，那無異是一種「招搖」。其影響不僅使得對方「勞師動衆」，平添「迎」「送」的煩累；甚至令人有不堪「接風」「餞行」酒席酬酢之負擔。像這樣浪費時間與金錢的友情，乃是胡先生所不肯接受的。
記者背信 造成陰影
又因他所要去的地方，都有預定的任務或特殊的使命，其活動日程，都配當的十分緊湊，也很少有寬裕的時間來作私人的拜訪與公務以外的接觸。所以他爲了確實控制時間，有效配合其活動日程與專心一意處理他的公務，不得不盡可能避免或減少一切不必要的聯繫，當然爲了軍事上的保密與行動的安全，使他不能預先公開他的行程，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其次，說他神秘的，是指他不大願意接近新聞記者。其實胡先生並不是不願意接近記者先生們，而是他持有一種和別人不盡相同的觀念；他覺得在記者先生們面前的一言一行，都會留下一種痕跡來，都會於有意無意間將自己形成一個大衆所注視的目標。他爲了嚴守他「多做事少說話」，及「只做不說」的原則，爲了避免招致「自我宣傳」的批評，所以很少正式的舉行記者招待會或輕易向記者發表談話，他更少在旅途中接受記者先生們的訪問，也很少讓記者先生們替他拍照。記得在抗戰期間，有一位和胡先生相識已久的記者朋友，從遠道到西安去看他，彼此長談之後，那位記者朋友在臨別時硬要替胡先生拍張照片留念，胡先生對於這一要求，因礙於友情，不便固卻，遂讓他的記者朋友拍了一張照。那位記者朋友，並且當面保證那張照片，只留作紀念，決不向外發表；可是，隔不多久，那一次的「訪問記」和照片，都一齊在某畫報上登載出來。胡先生髮覺之後，大爲不快，並深以那位記者朋友的「背信」爲一大遺憾。他以後之所以很少和記者先生們接觸，大概與那次不愉快事件，有多少關係。
「西北王」大權獨攬？
我們明白了箇中原委，對於胡先生當年在西北時爲了免得朋友們浪費時間，破費金錢，去接他，送他，招待他，而在旅行方面所採取的「悄然」行動以及爲了避免招致「自我宣傳」的批評，而不得不減少自己和記者先生們直接接觸的種種苦衷，不但不應當再誤會爲「神秘」，而且應該對這種體貼別人，謹嚴自處及「公而忘私」的軍人本色，致其崇高之敬意。
三、胡先生是「西北王」嗎？
在胡先生駐節西北的時期，有些報刊雜誌，往往在他們有關西北報導的「專欄」或「特寫」裡面，愛用「西北王」三字來稱呼胡先生。這一顯赫崇高的「封號」，就社會一般的感覺而言，總認爲是多少帶有一點諷刺性或甚至是一種「不友好的恭維」。因爲在這個「尊號」的裡面似乎有意無意的含有「大權獨攬」「獨斷專行」或「封建色彩」等意味，顯然以爲西北方面的黨政軍一切大權，都統統掌握在胡先生的手裡，以爲西北乃是胡先生的「勢力範圍」，是胡先生的天下。其實，這種看法與想法，不僅是對胡先生的爲人與風格及其處世的嚴謹態度不太瞭解，即對西北的情形，亦不夠深入，胡先生在西北十多年，從不曾集西北地區的黨政軍大權於一身，連他駐節所在地的陝西省的黨政事務，亦很少預聞，陝省黨政機關的人事，一向都是由中央直接遴派，而由胡先生保舉的，都不見多；即就西北地區軍事範圍內的權責而論，亦並非全由胡先生一手包辦；除西安設有軍委會委員長行營外，蘭州還有第八戰區長官司令部，胡先生所直接節制的部隊，在抗戰期間，只限於第一戰區的管轄範圍；抗戰結束後，亦只限於西安綏署的建制部隊，而且戰區與綏靖區的一切大政方針，與重要措施，都完全惟中央之命是從，以領袖的意志爲意志，絕無獨斷專行之事例。
胡先生對於軍事方面的權責，既然分辨得如此清楚，對於軍事以外的事，更是有分際，更是謹小慎微，不敢稍涉逾越。記得有一個時期，胡先生所轄部隊都對經費感到嚴重的困難，許多要辦的事，都無錢去辦，尤其是他所主持的幹四團和七分校，往往連學生的伙食費都接濟不上，那種艱苦支撐的情形，簡直與黃埔創校初期的窘況，毫無二致。當時胡先生幕下有幾位研究財經的專家，建議胡先生向中央申請在西安籌設一「西北墾殖銀行」，發行紙幣，藉以靈活西北的金融，紓解軍中經費的困難，用意雖屬至善，但未爲胡先生所接受，他並對那幾位「獻策」的幕友們說：「我們是軍隊，我們的責任是如何想辦法去發掘兵源，充實戰力；而不是，並且也不必由我們想辦法去發掘財源，如果當軍人的人，也要辦起銀行來，那裡還有心思去打仗？」
我們從他這幾句簡單的談話裡，便可以看出他特有風格，便可以證明他是一位如何尊重體制，分辨權責，謹守範圍的軍人；便可以體會到什麼是「軍人本色」？在胡先生的觀念裡，軍人就只能做軍人所應當做的事練兵、打仗不應該旁騖其他；更不應該在牽涉「錢」的問題上費腦筋，所以他戍守西北的十多年中，除了專心致力於建軍有關各項工作之外，其他的事，非奉中央特別授權或臨時指示，他是決不會越權過問的。徐先麟（民國五十一年撰）（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