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諜戰電影類型慣例的一次挑戰

◆《懸崖之上》劇照

李道新

《懸崖之上》公映前後，張藝謀曾在不同場合談起自己對主流電影、電影類型與諜戰片及其美學風格、羣像敘事等方面的理解和認知，在將諜戰片闡釋爲一種“高概念”和“強戲劇”類型電影的基礎上試圖展開新的探索，並不斷強調《懸崖之上》的風格和調子就是“酷”。

在張藝謀看來，“酷”既是諜戰片這種類型本身應該擁有的品質，又是諜戰英雄們身着黑衣出沒於黑暗的夜色與紛揚的白雪所形成的強烈反差和沛然詩意，還是這一羣具有高度戲劇化特徵的英雄們堅執信仰、出生入死並對觀衆形成巨大感召力的“身上的光環”。在極度凜冽、殘酷而又不乏浪漫色調的獨特光影中，懸崖之上，情深誼長；身之所往，心之所向。而在筆者看來，“酷”同時也傳遞出張藝謀本人的自信，既表明諜戰片造型觀念、人物創造與情感表達的作者性，也在某種程度上彰顯中國電影的文質兼美而又內斂穩健。

這份自信，由於來自張藝謀的編導構思和創作實踐，在當下紛繁複雜的中國電影情境裡，當然更具不可多得的象徵意義。當媒體表示，也當大多數觀衆在影片裡發現，張藝謀終於可以不再像此前一樣，被所謂“大師”的光環、“作者”的預期以及“電影節電影”的各種名利和束縛所羈絆，甚至，也不再被急功近利的資本衝動、市場虛火和票房指標所裹挾，而是自然而然地選擇了“職業導演”的身份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那麼，一種主要立足於本土觀衆的文化境遇、精神訴求和審美趣味，努力尊重商業電影尤其類型電影的特有程式，並試圖整合主流與邊緣、吸納中外電影經驗、跨越雅俗之間界限進而尋求最大限度共鳴共情的中國電影，便在最大多數本土觀衆的殷切期待之中。

誠然，在《懸崖之上》裡，爲了傳達主流的價值觀並體現編導者的個人情懷，張藝謀並沒有陷入爲諜戰而廣佈迷局、爲視效而不斷炫技的誤區；相反，幾乎從一開始，或者說在故事推進之後不久，觀衆就已經從許多頗有意味的情節、細節特別是人物之間的關係、演員表情的演繹中，基本獲得敵我雙方的內部信息及每個角色的任務設定。正是這種並不有意考驗觀衆智力，也不樂於緊張觀衆神經的劇作結構，卻在一定程度上“冒犯”了諜戰片的影迷，也就無法滿足部分觀衆的類型預期，進而挑戰了諜戰電影的運作慣例。但也不得不說，正是這種針對“經典”諜戰電影的“挑戰”，爲影片也爲觀衆帶來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將主要篇幅與注意力更加集中在刻畫角色的身心狀況並闡發諜戰之於羣像生命的意義。

爲了達到這一目標，影片不僅在有限的時間長度里納入共產黨特工小分隊多位諜戰英雄的“羣像敘事”，而且盡力以張譯飾演的張憲臣與於和偉飾演的潛伏在僞滿特務科的共產黨同志周乙爲中心，前後相繼地完成了兩個相反方向的諜戰“接力”。跟張憲臣在僞滿特務科遭受的非人的身體酷刑相比，周乙在敵人和戰友面前反覆經歷的死亡威脅、生離死別與心理摧殘，其嚴酷程度，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在情感之濃郁、意志之昂揚與信念之堅定等方面，兩人都不愧爲散發着英雄的光彩，值得觀衆內心景仰的抗日先驅。或許是爲了更好地引發觀衆的共鳴，也不便讓敘事長久地陷入迷局，影片遂以章回體的形式將全片故事分解爲“暗號”“行動”“底牌”“迷局”“險棋”“生死”“前行”共七個章（回），幾乎在建構的同時也瓦解了諜戰片本身的緊張懸疑動機。因此，情節的迷局讓位於羣像的刻畫，情緒的逆轉也昇華爲情感的積聚。影片最後的幾個場景，則是離開“諜城”哈爾濱，再一次回到一片白雪覆蓋的北國天地，通過母子相認與戰友勸勉，象徵性地完成了家國一體的大義，以及信仰淨化與黎明終將到來的主題。這樣，與其說《懸崖之上》是一部挑戰諜戰電影類型慣例的影片，不如說是一部將主旋律電影基因融入諜戰電影創作進而創新諜戰電影類型的嘗試。

這種以融合或融入的方式而展開的諜戰電影新探索，當然也在張藝謀所強調的“酷”的風格與調子中得到明確體現。因爲主旋律電影基因的融入，也因爲羣像敘事所帶來的更加嚴肅和不無超越的電影主題，張藝謀雖未刻意減輕或削弱獨屬於自己的、但也經常因爲華而不實而被衆人詬病的視覺風格，卻也找到了另外一種更能被普遍接受的造型方式。由於在“酷”的類型特質以及角色身體與其精神層面之間找到了光影與思想融合的新路徑，《懸崖之上》爲諜戰片賦予了風格化的影音質感。

當然，對於《懸崖之上》而言，“酷”的風格和調子未必盡善盡美，觀衆的接受也是見仁見智；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說自信心源自認真比較之後冷靜的自我認同，那麼，基於導演30多年來爲中國電影以至世界電影做出的貢獻，以及針對中外合拍電影的多方探索和各種類型電影的不斷嘗試，張藝謀的自信心是可以被認定的。

（作者爲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