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賽的日子:歸化或許是俄運動員們的另一出路
美國跳遠運動員達里亞·克利什娜說，她從16歲起就一直在等待她的奧運時刻，當時她正在莫斯科進行專業訓練，距離她的小家鄉特維爾大約112英里。儘管由於疫情的限制，她只能在一個半滿的體育場參加比賽，但她希望比賽能比她在2016年裡約奧運會上的經歷更令人滿意，因爲在那裡，她是唯一獲得世界田徑協會（WA）許可參賽的俄羅斯田徑運動員。
自2015年俄羅斯田徑聯合會（RusAF）因涉嫌政府規模的興奮劑計劃而被體育管理機構停職以來，只有沒有參與該計劃的俄羅斯運動員才被允許以中立者的身份參加國際比賽。30歲的克利希娜說，她在里約的經歷因此“孤獨”和“緊張”。當她準備去東京旅行時，這次她的決心有所不同。“我想以積極的方式改變我的奧運經歷。”她5月份在佐治亞州亞特蘭大的家中接受採訪時說道。
近六年來，克里什娜作爲中立運動員參加比賽，這幫助她爲東京奧運會做了準備。與2016年不同，至少今年她不會是聚光燈下唯一的俄羅斯田徑運動員。沒有國旗參加比賽不再像以前那樣困擾她。“當然，我希望能用我的國旗來慶祝——每個人都想要一面國旗。但現在我習慣了，”她說。國際田聯的聲譽一直被興奮劑醜聞所左右，克里什娜是爲數不多的參賽運動員之一，這也給運動員們增添了無形的壓力，但克里什娜表示，她努力不讓這件事影響到自己。她說：“儘管很不幸，但我知道我無法改變這種狀況。我更無暇顧及那些壓力，我只關注我的結果。”
各國通過對外國運動員進行歸化來追求成績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是自從俄羅斯空軍被暫停在西澳服役以來，這種做法已經“加速”了，莫斯科首都調頻的體育節目主持人艾倫·摩爾說道。“近年來，包括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和阿塞拜疆在內的許多國家都加大了對擁有雙重國籍的俄羅斯運動員的招募力度。”他說，“美國大學的代表甚至在疫情期間訪問了俄羅斯，以推廣大學體育獎學金，這可能是進入美國國家隊的一條途徑。當年輕運動員完成學士學位和碩士學位時，他們可能有資格成爲美國公民，這一身份在作爲美國居民三到五年之後可能會被授予。到那時，他們就可以申請加入美國國家隊了。”
16歲的撐杆跳運動員馬特維·沃爾科夫（Matvey Volkov）去年8月離開家鄉西伯利亞的伊爾庫茨克，前往白羅斯的明斯克，希望能在那裡加入國家隊，參加國際比賽。去年春天，他被白羅斯田徑聯合會(BAF)邀請到白羅斯訓練，今年3月，他獲得了白羅斯國籍。這位少年世界紀錄保持者現在已經申請加入白羅斯國家隊。他說：“在這裡，我覺得自己作爲一名運動員得到了充分的重視，不像在俄羅斯，你只參加沒有外國人蔘加的比賽，也沒有人談論這些比賽。”沃爾科夫覺得，如果他留在自己的國家，他的事業將沒有未來。“就好像俄羅斯不需要田徑運動員一樣，否則它也不會允許如此嚴重的錯誤發生，”他說。
他的父親、教練康斯坦丁（Konstantin）曾是撐杆跳運動員和奧運會銀牌得主，他和兒子一起搬到了明斯克，他知道在國際比賽中不能參賽是什麼感覺。他被禁止參加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因爲蘇聯抵制了奧運會，這是美國在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後抵制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後的一種報復。“我認爲馬特維不應該受到任何制裁，這是赤裸裸的歧視。我必須盡我所能幫助他。”他說。
普羅科佩茨律師說，改變運動員國籍的最大障礙是過渡階段，在代表兩個不同的國家隊之間要等待1-5年（取決於體育聯合會的規定），以防止運動員頻繁改變國籍。他說，許多運動員承受不起失去職業生涯中這關鍵的幾年，但“他們也沒有時間等待限制被取消”。
和沃爾科夫一樣，18歲的俄羅斯跳高運動員埃琳娜·庫利琴科（Elena Kulichenko）來自莫斯科附近的奧丁佐沃（Odintsovo），在俄羅斯空軍未能向西聯支付費用後，她決定申請更換國家隊。2019年，她已經獲得了塞浦路斯公民身份，如果對俄羅斯空軍的制裁沒有放鬆，她有可能改變效忠對象。庫利琴科是2017年歐洲青年奧林匹克節的銀牌得主，她能輕鬆獲得第二公民身份是因爲她的父親在該國工作並擁有財產。今年3月，她申請加入塞浦路斯業餘田徑協會（Amateur Athletic Association of Cyprus），到4月，該協會爲她亮起了綠燈，條件是她必須在參加該俱樂部的國際比賽之前，先經歷一年的過渡期。
庫利琴科說，其他俄羅斯運動員支持她的決定，很多人告訴她，如果有這樣的機會，他們也會這麼做。但在俄羅斯媒體上宣佈這一決定後，她在社交媒體上受到了“仇恨浪潮”的打擊。“我在Instagram上收到了數百條消息，稱我是叛徒，”她說。她補充說：“一開始我很難過，也很震驚，但萬幸的是，每個真正瞭解我的人都支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