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出《三大隊》的他，又寫了一個追兇故事
（圖/電影《三大隊》）
深藍對所寫作品及自己的定位是“寫警察的故事 寫故事的警察”。
在他看來，案子能不能破，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警察有沒有執念。每個刑警都清楚，受害人及其家屬對自己抱有希望和信任。從這個角度看，大概每個好警察心裡都有一個“過不去的坎兒”吧。
✎作者 | L
✎編輯 | 譚山山
電影《三大隊》的結尾是這樣的：
張譯飾演的刑警隊前隊長程兵，終於將逍遙法外多年的罪犯王二勇送入監獄。程兵眼眶紅腫，盡是疲態，拖着步子向路口行去時，身邊閃過追兇時的每位同行者，他們一一向程兵說“辛苦了”。走至路口，程兵駐足，光傾瀉在臉上，他露出微笑。很快，他便消隱在車流之中。
（圖/電影《三大隊》）
和銀幕上呈現的形象類似，現實裡的程兵完成這一場跨越多年的追兇後，沒有回到原單位，也不試圖去證明抑或索取些什麼。於他而言，懸置於心的事情徹底結束了，在那之後，他希望老同事儘量別再聯繫他了，言外之意就是，“我以後該乾點別的了”。
這樣的故事，曾擔任基層民警的深藍每天都能聽到不少，時有感動，但更多的還是不解。本科學習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他，決定再度拿起筆，寫下他們的故事。
2016年年末，深藍留意到本站“人間”欄目的徵稿啓事，隨即投出了第一篇文章。文章的主角是一位空巢老人，他養育了三個有出息的子女。然而，子女之間心有嫌隙，在贍養父親的問題上，他們的眼裡似乎只有錢。稿件發佈後，深藍翻看網友留言，人們的想法也分爲兩派。兩派的說法似乎都有理可循，深藍依舊沒有得到答案。
《深藍的故事》系列。
8年一晃而過，如今的深藍，已出版三本非虛構作品、兩部小說。他對所寫作品及自己的定位是“寫警察的故事 寫故事的警察”。
在深藍的最新懸疑長篇小說《深淵》出版之際，我們對他進行了專訪。以下是深藍的自述。
真實存在的事情，往往具有“戲劇性”
我小時候就特別喜歡警察這個職業。不過，高考時，我沒有考取警校。我以爲我與這個職業的聯繫，也就停留在“喜歡”這個層面上了。後來，我去考公務員，發現我正好符合前單位（某公安局）的招聘條件。
那年，我其實考上了兩個地方，一個是這裡，另一個是老家的農業局。幾乎沒經過取捨，我去做了警察。
我諮詢過很多同事，大家初入公安局時，社會閱歷都非常有限。原本只在書裡、電視上看到過的景象，一下子變成我們要直接面對的東西，心裡既忐忑又好奇。最初從警的大半年，我每天都很激動。報警電話在一樓的西頭，我平時在二樓東頭，底下電話一響，我就從屋裡飛跑過去，不管是不是我值班，都想跟着去看看發生了什麼。
作爲基層民警，深藍曾多次出警，也在期間見證了形形色色的人與事。（圖/被訪者提供）
在我後來所寫的作品中，有很多看似頗具情節性的內容，實際上，我並沒有加工，就是平鋪直敘地寫出我的見聞。因爲真實存在的、能鬧到警察這裡的事情，往往都是有“戲劇性”的。可能“戲劇性”這個詞不是十分恰當，但我確實找不出更精準的形容了。
很快，新鮮勁兒過去了。我的觀念也開始隨着工作的深入而有所改變。對警察而言，最省事的做法當然是完全按照法律條文來，一板一眼。可現實並非如此，每個案件都需要思考前因後果，相對應地，也會有完全不同的處理問題的方法。
（圖/電影《三大隊》）
另外一點，就是在教育層面帶來的觀感變化。我成長在一個普通工薪家庭，父母教導我的，是“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但上班之後，我發現，很多人不是這樣的——有父母不撫養子女的，也有子女不贍養父母的，這完全不在我過去的認知裡。
這一些，都是這份工作帶給我的。
爲什麼寫非虛構文學？
在回答“我什麼開始寫作非虛構文學”前，我想先講幾個案子。它們不是那種抓捕連環殺人兇手的所謂 “驚天大案”，而只是日常之中常見的案件。然而，對於警察來說，他們所面臨的危機，往往就存在於這些“雞毛蒜皮”裡。
第一起案件是兩口子打架。我和同事抵達後，將兩人勸開，男性回了屋，但女性在停止糾纏後，還在不停地絮叨。我和同事勸她，說着“兩口子過日子，難免有些口角”之類的話。可誰也沒料到，就在這個時候，男性一聲不吭，從我們身邊過去，走進廚房，拎起一把菜刀，二話沒說就開始砍人。閃躲過程中，我同事捱了一刀。
（圖/電影《三大隊》）
第二起案件發生在某一年的春節期間。大年初二晚上，我們接到報警，說是小吃攤上有人打架。出警到了現場，我們發現有兩撥人：一撥是從外地返鄉的親朋，有七八個人；另一撥是本地的親人聚會。兩邊的小孩子在桌邊鬧騰，引發了口角。
在酒精的催化下，雙方都表現得極不理智。經過調解，事態有所緩和，大家也不再那麼衝動。可就是這時，一個男青年提着菜刀過來，一刀就砍在我的肩膀上。事後，我問他：“你一個大二的學生，和我無冤無仇，爲什麼要劈我？”他回答：“不知道怎麼想的，當時醉得太厲害，控制不住自己。”
第三起案件，是接到報警，有人意圖在家裡開煤氣自殺。我們藉着一個由頭，騙女當事人打開了門，進去的那一瞬間，我的同事就撲了上去，搶走女當事人手裡的打火機。事情解決完畢，我和同事往回走，車開到半路，他突然哭了。他跟我說，“咱倆今天差點兒折在這兒，我孩子剛出生三個月，我還沒見過他。”
我說這三個例子，跟我想寫東西的念頭是有直接聯繫的。
查不下去的案子，也許更有書寫的價值
寫《深淵》這部小說的時候，我正在聽改編自東野圭吾的《白夜行》的廣播劇。我覺得，一部小說，應該能夠促使人去思考。我想到，自己原本的工作，其實涉及人心、人性以及一些更深的命題。於是，我在腦海裡構思了一個叫做“辛吉然”的前警察，小說中的“我”在瞭解他的過程中，又牽扯出一樁陳年舊案。
《深淵》
深藍著
春潮Nov+∣中信出版集團，2024-2
細心的人可能會發現，在寫小說時，我往往會將故事背景放在更早的年代。陳年舊案本身就有着迷人的部分，另外，不同時期的刑事案件偵辦，流程和難度是完全不一樣的，以前的技術達不到，所以纔會有遺漏。
《深淵》裡的辛吉然身上有一種特質，和《三大隊》裡的程兵很像。二人跨越多年依然堅持追兇，是因爲心有執念。我的前領導講過一句話，我記到如今：“人們找一份工作，有的人把它當飯碗，有的人把它當職業，有的人把它當事業。”
所以，對這個行業來說，案子能不能破，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警察有沒有執念。每個刑警都清楚，受害人及其家屬對自己抱有希望和信任。從這個角度看，大概每個好警察心裡都有一個“過不去的坎兒”吧。
深藍筆下的追兇主角，都帶着執念，有自己“過不去的坎兒”。（圖/電影《三大隊》）
回到《深淵》這個故事，我依然有想表達的東西。無論案件多麼複雜，我還是希望讀者能看到，當中有更多與人性相關的內容。比如，面對變故，怎麼處理親人間的情感？又如何應對生活？因爲，在很多時候，悲劇是可以避免的。惡也是如此，不要等到惡的種子開花結果，再去反思爲什麼人可以壞到這個程度。
在之前的採訪裡，我說過，除了警察，還想過做個老師。我那時覺得，這兩個職業本質是相通的；可如今再看，我又覺得兩邊還是有差別的。學校對孩子的教育需要明辨是非，因爲一個孩子很難理解所謂“中間地帶”，硬性灌輸可能會令他的價值觀跑偏；而在警察的工作中，如何最大限度地平衡“法律”和“人”之間的關係是最重要的。回過頭看，教師有教師的職責，警察有警察的使命。我想，我的寫作，也是如此吧。
本文首發於《新週刊》總657期《斷網25小時》
原標題：深藍：《三大隊》之後，他又寫了一個追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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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L
編輯丨譚山山
校對丨遇見
今 日 話 題
你覺得故事如何脫胎於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