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鴉片該絕禁或弛禁？
已經割過鴉片膏的罌粟果。（新華社資料照片）
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以支付西方人的鴉片，這嚴重損及國家的經濟，道光到了一八二五年已從御史的奏摺中得知這點。雖然這個現象主要限於東南沿海地區，不過效應卻深入內陸。白銀儲備不足，意味着銀兌銅的價格上揚；由於農民平常是以銅錢來交易，但卻須以銀來繳稅，所以銀價上漲就等於農民納了更多的稅，勢必會引起動亂。
不知不覺，那足上腐爛的血肉都已變成膿水，業已流盡，只剩下幾根枯骨，兩足甚覺瘦小；頭上烏雲，用各種頭油，業已搽得光鑑；身上每日用香湯薰洗，也都打磨乾淨；那兩道濃眉，也修得彎彎如新月一般；再加上朱脣點上廣脂，映着一張粉面，滿頭珠翠，卻也窈窕。
李汝珍對社會的失序深有體會，這在嘉慶年間的落第或待業文人之間必定相當普遍。十九世紀初，受過教育的人數大幅增長，但朝廷並未提高科舉取士的人數或官僚的員額。如果這些文人沒有個人所得，對變革興趣索然，無權臧否朝政，藝術才能也有限，那麼他們一定過得鬱鬱寡歡。沈復即是一例。一八○七年，沈復已屆不惑之年，寫下了篇幅不長但卻酸楚動人的憶往文字，刻畫出落魄文人前景黯淡，令人掩卷難忘。沈復於乾隆中葉生於蘇州，閱歷人生，曾設帳收徒、經商、爲人幕僚。《浮生六記》的書名頗爲貼切，記述沈復輾轉各地，尋覓明主，以及如何懍於父親的權威，如何順從於不同僱主的過程。
不過沈復的生活也並非一片黯淡。他曾多次經商遠行（甚至到了廣州），各地的瑰麗奇景盡收眼底，另外也娶得神仙美眷，鶼鰈情深，攜手相伴二十三載，直至她歿故。伉儷兩人共享美學、閨房、烹調的閒情逸趣。沈復的妻子善詩，才思雋秀，溫柔婉約，她盡其所能地掙錢，以貼補微薄且不定的收入。丈夫雖然有夫唱婦隨的優越地位，而法律與文化思想也支持這種優越性──這已成儒家傳統的一部分──但是沈復所勾勒出的生活卻說明了繾綣親密的婚姻並非不無可能。但這對夫妻終究還是逃不過貧困與失敗的摧殘，而沈復始終都無法明白，何以命運容不得他們夫妻倆快意人生：「人生坎坷何爲乎來哉？」沈復捫心自問。「往往皆自作孽耳。餘則非也！多情重諾，爽直不羈，轉因之爲累。」然而沈復所處的社會對於這類逆來順受的傳統美德，卻是再也不看重了。
英國爲了不讓法國染指澳門，於是以兵戎相見，但除此之外，嘉慶年間沒有外國勢力壓境，倒是得以緩一口氣。中國人一定以爲是因爲英王喬治三世收到乾隆在一七九三年的敕論，懾於天朝威儀所使然，但其間的原因並不是如此。此時歐洲爆發拿破崙戰爭，英、法兩國沒有餘裕再來推動在東亞的擴張政策，而中國又沒有別的強敵。一個世紀之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也有類似的情形，於是日本人在西方人自顧不暇之際，遂行掠奪中國領土的野心。但在十九世紀初，日本德川幕府仍然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並無意對中國施壓。
中國的政治對策
一八一五年，拿破崙兵敗滑鐵盧（Waterloo）；一年之後，英屬東印度公司即派遣使節團，在阿美士德勳爵（William Pitt, Lord Amherst）率領下抵達中國。阿美士德的使命和馬戛爾尼勳爵一樣，無非就是擴展貿易優惠、增加開放口岸、要求允許外交人員進駐中國。但阿美士德亦步馬戛爾尼的後塵，受到相當無禮的對待。阿美士德已經飽嘗長途跋涉的顛簸，而朝廷方面又堅持他必須行三跪九叩之禮。阿美士德甫到北京一天，就要入朝覲見聖上。於是阿美士德要求給他多一點時間來準備，結果遭到威嚇相向，隨後黯然被逐出中國。
雖然從這件事情來看，清朝似乎不願以理性與西方人交涉，但其實朝中大臣已日漸查覺到與西方往來在政治上的複雜性。我們從廣州和職司兩廣政事官員日益受重視就可看出端倪。鴉片由南方進口，絲、茶也從南方輸出，大量的銀兩在此流通增加了稅收，但也使貪污腐敗更爲嚴重。行商被迫向朝中和地方大員「捐輸」，以繼續享有朝廷所授予的貿易特權。但是這種保障往往並不牢靠，許多行商因向洋人借貸而債臺高築，甚至破產，然後又有新的行商取而代之。「公行」制度的存廢有賴於「公所基金」這種互保機制的設立。行商將其利潤的十分之一提作基金，以備危急之時所需。起初，公所基金是由行商私底下提撥，不過自一七八○年起由朝廷所支持，並向外國進口的貨物課徵百分之三的稅賦。到了一八一○年，公所基金向朝廷上繳的銀錢每年已達一百萬兩的水準。
對於吸食鴉片一事究竟應該絕禁還是弛禁，此時已成爲中國對外事務與國內經濟的重大議題。而且這項爭議也開始影響京官與地方官吏的派系形成與結盟。嘉慶之後，道光（在位期間一八二一至一八五○年）繼位，他似乎是個心地善良但無法扭轉大局的人。乾隆一朝因和珅專擅而朝綱隳壞，嘉慶也無力恢復，道光登基之後便急於重振大清國威，而嘉慶曾在一八○○與一八一三年兩度下令嚴禁鴉片買賣，但均告失敗。現在，道光皇帝在苦思更爲有效的替代方案。
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以支付西方人的鴉片，這嚴重損及國家的經濟，道光到了一八二五年已從御史的奏摺中得知這點。雖然這個現象主要限於東南沿海地區，不過效應卻深入內陸。白銀儲備不足，意味着銀兌銅的價格上揚；由於農民平常是以銅錢來交易，但卻須以銀來繳稅，所以銀價上漲就等於農民納了更多的稅，勢必會引起動亂。一八三四年，英國國會取消了東印度公司壟斷亞洲貿易的權利，情形更是惡化。因爲英國國會通過的法案使得所有人都可以來做中國的生意，鴉片買賣量及來自歐洲各國與美國的商賈人數也隨之大增。此外，由於全球性的白銀短缺，外國商人改以其他比較不流通的貨幣來購買中國商品，中國的危機益形加劇。在一八二○年代，每年約有兩百萬兩白銀自中國流出，及至一八三○年代，中國每年流出的白銀總數升高至九百萬兩。乾隆年間，一貫千文的銅錢約可兌換一兩白銀；到了嘉慶年間，在山東一地，一千五百文銅錢始可兌換一兩白銀；道光年間，須以兩千七百文銅錢來兌換一兩白銀。（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