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記》：它講述的故事依然鮮活
它講述的故事依然鮮活
復社版《西行漫記》序言頁，上有埃德加・斯諾簽名 上海市歷史博物館(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供圖
“這一本書出版之後，居然風行各國，與其說是由於這一本著作的風格和形式，倒不如說是由於這一本書的內容罷。從字面上講起來，這一本書是我寫的，這是真的。可是從最實際主義的意義來講，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造，所寫下的。這些革命青年們使這本書所描寫的故事活着。”這是1938年2月上海“復社”初版《西行漫記》裡，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序言中寫下的一段文字。
在上海市歷史博物館(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保管部，記者看到了由斯諾親筆簽名的“復社”初版《西行漫記》(精裝本)中文全譯本，以及由斯諾夫人韋爾斯寫的、於1939年4月初版的《續西行漫記》(精裝本)中文全譯本。
兩本書的封面都爲鮮紅色布質材料，書脊上燙金色的書名熠熠生輝。翻開硬質的書封，書中所繪製的西北邊區圖、紅軍長征路線圖等，仍清晰而醒目；毛澤東戴着紅軍八角帽的照片裡，帽子上的紅星，彷彿正照耀着中國。
回到歷史現場，1936年6月，斯諾帶着他當時無法理解的諸多關於中國紅色政權、革命與戰爭的問題，冒着生命危險進入中國西北革命根據地。他希望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中國共產黨究竟是什麼人？成千上萬的農民、工人、學生、士兵爲什麼願意冒生命危險參加紅軍？他們的領導人是誰？兵力有多少？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軍事和政治前景如何？這也是當時根據地之外的中國廣大地區民衆以及國際社會急於瞭解和探究的。
1936年，亦是中國國內局勢大轉變的關鍵性一年。在歷時4個多月的奔走中，斯諾採訪了衆多剛參加過長征的紅軍將帥、普通戰士、醫護人員，以及當地熱情擁護紅軍的民衆，記錄下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個人形象、戰鬥生活等當時鮮爲人知的資料。回到北平後，他爲英美報刊撰寫了多篇轟動一時的報道，報道彙編成書，書名便是《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中譯本出版時，考慮當時所處的政治環境，書名譯作《西行漫記》。
上海市歷史博物館(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科研徵集部李菊盛告訴記者，此次館裡徵集到的斯諾親筆簽名的復社初版《西行漫記》，以及斯諾夫人韋爾斯寫的《續西行漫記》，來自上海市民胡立棣女士的捐贈。胡立棣介紹，這兩本書來自她的母親胡金仙。斯諾在上海期間，她的母親胡金仙還是一位年僅23歲的熱血青年，爲斯諾做過日常生活的翻譯，還教他唱過《國際歌》。這兩本書保存了80多年，家人十分珍視，雖然有點捨不得，但經過斟酌，他們還是決定將書捐贈出來。
該書的出版也有許多故事。1937年10月，《紅星照耀中國》由倫敦戈蘭茨公司首次出版，上市幾個星期便售出10多萬冊，到了11月已發行了5版。隨後，這本書陸續被譯爲20多種文字，幾乎傳遍全世界。1938年2月，在胡愈之的組織籌劃下，“復社”翻譯出版了第一個《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
胡愈之曾撰文回憶出版過程：“當時上海租界當局對中日戰爭宣告中立，要公開出版發行這本書是不可能的，在繼續進行新聞封鎖的國民黨統治區，就更不必說了。但是得到斯諾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租界內的一羣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中共地下黨員的領導下，組織起來，以‘復社’的名義，集體翻譯、印刷、出版和發行這本書的中譯本……”爲使此書及時出版，胡愈之發起成立以“復社”命名的出版機構，社址就設在法租界胡愈之、胡仲持家中。
參與該書翻譯的有胡愈之在翻譯界的朋友王廠青、林淡秋、章育武、吳景崧、許達、傅東華、邵宗漢、倪文宙、梅益、馮賓符，胡愈之二弟胡仲持和以“陳仲逸”爲筆名的胡愈之自己，共12人，各分一章進行突擊翻譯。
李菊盛告訴記者，在印書沒有經費的情況下，“復社”成員每人捐幾十元，再向讀者發放預約券。書定價爲2.5元，如果用預約券買，則只需1元。1938年3月，《西行漫記》第一版印了2000冊，很快售完，而且不到一年就印了4版，轟動了華人世界。在香港和海外華人集中的地方，出了無數重印本和翻印本，發行量高達80000多冊。
在《西行漫記》的影響下，不少有志青年奔赴陝北蘇區或投身抗日戰場。至今，《西行漫記》在全世界仍擁有大量讀者。
在中文版序言中，斯諾動情地寫道：“還有幾十篇和無名的紅色戰士、農民、工人、知識分子所作的對話，在這些對話裡面，讀者可以約略窺知使他們成爲不可征服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慾望，那種熱情。――凡是這些，斷不是一個作家所能創造出來的。這些是人類歷史本身的豐富而燦爛的精華。”
(本報記者 顏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