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疫苗接種的被害補償不應過苛
▲疫苗全面施打爲當務之急，有必要制訂一部《預防接種法》，除了明確化疫苗採購計劃、程序，也要明文施打後的被害救濟。（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隨着疫情緊繃，疫苗的全面施打成爲當務之急。只是隨着疫苗的大量施打，對因此被害的救濟，如何在法制上爲之因應，也是重要課題。
疫苗施打因副作用造成生命、身體被害，若聲請國賠，就會面臨舉證上的困難。在因果關係的證明上，在施打人數衆多，發生副作用的比例如果偏低，就可能會被歸咎於個人體質，致不具有因果關係。而就算採取最寬鬆的疫學因果或蓋然性理論，即只要無法排除是施打疫苗所造成，就認定有因果關係，但還是得證明國家對疫苗的安全檢驗，是否有過失。
由於任何疫苗的產出，不可能百分之百安全，因此對於疫苗是否有研發或製造上的瑕疵，恐不能以事後所發生的侵害結果，而應以研發與製造時的醫療科技水準爲判斷。如目前國際上對抗新冠肺炎的疫苗，往往是在2020年所研製，在人類難以預知會有何種變種病毒出現下，自不可能以疫苗無法對抗新病毒來指稱疫苗有研製上的瑕疵。依此而論，欲證明國家於檢驗疫苗安全性有疏失，恐比因果關係更加困難。
也因請求國賠的極高難度，《傳染病防治法》第30條第1項，纔有因疫苗接種被害得請求救濟補償的明文。只是此條文，除規定請求時效最長爲5年外，其他如救濟資格、種類、金額等等，完全授權由衛福部以頒佈《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徵收及審議辦法》來補充，法定性顯有不足。
而根據此辦法第7條，並不採取嚴格的因果關係證明，僅須有關聯性，即可請求被害補償。也就是說，施打疫苗與被害結果間，只要從醫學臨牀、實證研究等具有相當關聯，甚至無法確定有否關聯性，皆屬被害補償的範疇。
惟此辦法第17條，又列有諸如被害與接種確定無關、常見可預期之不良反應、心理因素所致或非因疫苗所生損害等，極爲不確定且廣泛的排除事項，既易形成主管機關的恣意認定，也在無形中，使補償在讓人民即時獲得救濟的目的喪失。
爲解決諸如疫苗採購、預防接種、被害補償等問題，實有必要制訂一部獨立的《預防接種法》。這其中，除了要明確化疫苗採購計劃、程序外，對於緊急授權使用的要件，更不能空白授權。同時，對於接種後所可能產生的被害救濟，至少也要在法律條文中，規範適用對象、範圍、金額上限等等。
若緩不濟急，至少也得於現階段，重新檢視與修正《傳染病防治法》的相關規定，或者立法院在6月30日前，於延長《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之同時，將有關疫苗涉及的法律障礙，趁此機會，一併於此特別條例中爲之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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