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借鏡日本《宇宙活動法》 爭一席未來太空權
▲太空科技的發展成爲21世紀的重要產業，必須儘快制訂法制，除了太空基本法外，亦可借鏡日本的《宇宙活動法》。（圖／視覺中國CFP）
太空發展除了最尖端的科技外，亦會牽動相關事業的發展，因此成爲21世紀極爲重要的龍頭產業。尤其各國積極發展5G通訊的前提，就是必須有全天24小時且暢通無阻的人造衛星，爲了不受制於人，使得各國爭相投入太空事業的發展。而臺灣於5G產業，本就無法取得先機，於太空科技的發展，相對於日本、韓國，甚至是中國與印度，就顯得更爲薄弱，亟待急起直追。
只是我國於此新產業的法規範，根本付之闕如的情況下，就可能使欲投入太空科技發展的民間業者，面臨動輒得咎的窘境。爲了避免法制真空，除了必須建立太空基本法外，針對最重要的人造衛星之發射與管理，恐也得儘速爲立法。而關於此等立法，或許可以日本的《宇宙活動法》爲借鏡。
關於太空科技的發展，總脫離不了軍事運用的目的。尤其在美國雷根總統時代，爲防制蘇聯洲際道飛彈的來襲，甚至還以電影《星際大戰》爲名，提出所謂「星戰計劃」，由衛星或太空戰機以雷射擊落彈道飛彈。即便現今看來，美國「星戰計劃」仍是科幻多於真實，但在1980年代，卻讓人信以爲真，使得蘇聯投入更龐大的國防經費爲反制，而拖垮已經凋零的經濟，也被認爲是造成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對來說，日本因受制於和平憲法之故，使其太空科技的發展，鎖定於民生與商業用途。雖然日本早在1970年代即發射過衛星，但相關法律的建立，卻要到21世紀纔出現（參考文章：吳景欽／發展太空科技前先立法 以日本《宇宙基本法》爲例）。而關於具體的太空事業規範，則是於2016年所制訂的《人造衛星發射及其管理法》，一般簡稱爲《宇宙活動法》。
《宇宙活動法》對於人造衛星的規範主要有三個面向：首先，由於宇宙不僅是超國家，且也不可能存有所有權的概念，故各國自然必須遵守相關的國際法，也因此，政府就必須在鼓勵民間發展太空事業的同時，也應告知與要求業者遵守國際規範。尤其在人造衛星繞行軌道，若非屬同步的情況，勢必會進入他國的領土範疇，這必然會與他國產生管轄的競合，業者如何能不因此觸犯他國法律，自有待政府的積極輔導與協調。
再者，由於人造衛星的發射屬危險行爲，自應是種特許行業，必須受到最嚴格的規範以確保安全無虞。也因此，日本《宇宙活動法》中規定，關於人造衛星事業，許可機關乃放在最高層級的首相，這也象徵關於太空事業的發展，是由內閣府爲主管機關，而非僅靠單一部門就可畢其功。
最後，在火箭發射不可能萬無一失的情況下，就必須有損害發生時，對無辜受害者的損害賠償規定。由於太空的不可預測性，以人類現有科技，即便火箭本身於設計、製造過程沒有瑕疵，相關人員也盡了注意義務，仍可能會以失敗收場。若堅守民法侵權行爲的過失責任，受害民衆恐無以求償，因此，《宇宙活動法》裡，除明文無過失責任外，也強制業者投保第三人責任險，甚至也規定政府給予一定的補償金額，以在某種程度分擔民間投入太空事業的風險。
雖然任何的法律規範無法趕上太空科技的發展，即便是已經立法的日本，立法者仍要求政府隨時檢討法律的完備性。相對於此，我國現在連基礎的太空基本法都沒有，更遑論具體的太空活動之法規範。也因此，若太空科技已屬必然的國家發展目標，但於相關法制完全欠缺下，肯定讓有意投入此等事業者有所顧忌與遲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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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法稅改革聯盟發起人及超徵還財於民公投提案領銜人。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