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決心與勇氣

□任仲倫 上海電影家協會主席

臨近2024年年底，大家對這個年度的電影的思考迫不及待地開始了。2023年度中國電影以“強勁復甦”爲主題，電影市場紅紅火火，電影人高高興興，大家有理由翹首以待新年攀登新的高度。2024年中國電影卻出乎意料地跌宕，春節檔高開高走，繼而在暑期檔和國慶檔卻出現逆轉下滑。票房下降的同時，觀衆人次也在下降。“雙降”的數據自然給電影行業帶來莫大壓力，不少電影從業者產生深度憂慮：敢問路在何方？

如何認識2024年度的中國電影現象？如何尋找中國電影的發展路徑？特別是如何在困難中看到成績、看到光明以提高勇氣？這是需要我們認真回答的。在這個背景下，《每日經濟新聞》推出了《2024強影之路：中國電影的決心與勇氣》一書，這是他們編撰《強影之路》系列的第八本書籍，作爲忠實讀者，我一直期待和閱讀，受教頗多。這次書名的核心詞彙是“決心與勇氣”，這表達了他們鮮明的立場與態度。在歷史重要轉折時期，中國電影需要有“決心”推動深度轉型，以適應新型媒介的競爭和新型技術的衝擊；需要有“勇氣”實現全面變革，以擔當建設電影強國的戰略任務。這裡有對困難和困境的現實思考，也有對希望和未來的真誠信賴。

從春節檔的高開高走，到暑期檔和國慶檔的連續下降，2024年中國電影引發了危機感。其實，這幾年中國電影的危機始終存在，只是我們的危機感時常缺席。今年票房和觀衆人次的大幅度“雙降”，才引發了危機感。危機感並不意味着否定一切，它渴求着對危機的突圍或者對僵局的打破，它是奮然前行的姿態，不是自暴自棄的腔調。認識論告訴我們：事物發展總是波浪式前進、螺旋型上升。所以，單就某個年度出現票房和觀衆人次的下降而言，並不能得出電影市場“崩潰”的結論。

2024年中國電影基本盤依舊在，中國電影人的努力和成就依舊在，一批優秀影片和優秀主創者依舊在，如張藝謀的《第二十條》，陳凱歌的《志願軍：存亡之戰》，還有《飛馳人生2》《抓娃娃》《熊出沒：逆轉時空》等，紀錄片《里斯本丸沉沒》，它對於戰爭的思考不僅僅在戰場，而是在戰後的人心與人性，票房已超過4400多萬元。有成績，在進步，這是事實。我們之所以肯定當下保持危機感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是因爲中國電影不是一般的市場行爲和商品推銷，它肩負着建成電影強國的使命，電影強國是建成文化強國的重要支柱；它承擔着滿足人民需求的責任，電影是羣衆喜聞樂見的精神享受；它在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塑造好中國形象等方面具有獨特優勢，電影從某種意義上，它是一種“國際性”的交流語言。另外的原因也是影片整體質量不高，使得整個產業的投入與產出難以平衡，導致資本們進入小心翼翼，甚至憂心忡忡。

所以，我們要百倍努力，加強中國電影的創造力量、生產數量和傳播能力的建設，不能讓它在完全市場化的場景中隨波逐流。當今新型媒介的競爭和新技術的衝擊，從本質上講，它們不是替代和摧毀電影的力量，相反只要我們善於駕馭和運用，它們都是電影在新技術革命時代獲得新能量的機遇。

我一直說：技術從來就是電影發展的“火車頭”。當初電影因爲“機器革命”而誕生，現在我們可以依託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等新興科技的賦能，獲得新的力量和前程。今天的危機感就不是未雨綢繆的預警性演習，而是實實在在地面對困境近身搏鬥了。從本質看，中國電影需要深層次和結構性的變革和調整，這屬於戰略性變革，而不是臨時抱佛腳的補漏。

電影是藝術創造、技術賦能、商業價值等高度融合的產業形態，也是彼此依靠和交互增值的製作鏈和供應鏈，其中有更爲重要的影片與觀衆的供需矛盾。2024年中國電影出現的“雙降”現象，實際上是製作鏈和供應鏈交互失衡而出現的供需矛盾問題，說白了，就是我們製作的影片，無論是數量和質量還難以滿足觀衆日益增長的品質需求。

我們解讀幾個重要檔期的數據和現象：

今年春節檔最終以80.16億元票房收官，同比增加18.5%，超過2021年春節檔的78.42億元，刷新中國影史春節檔票房紀錄。主要原因有四：一是檔口時間長。從2月10日至17日，跨越八天，比以往一週假期多上一天。二是上檔的影片強勢。最初定檔影片有8部，包括3部動畫影片和5部劇情片，其中4部豆瓣打分高於7.5分。儘管片方爲避免競爭白熱化而主動撤檔了4部影片，比如《我們一起搖太陽》《紅毯先生》《八戒之天蓬下界》和《黃貔：天降財神貓》。但是，《熱辣滾燙》還是以27.24億元票房位居第一，《飛馳人生2》以20.04億元位居第二，動畫片《熊出沒•逆轉時空》達到13.92億元票房，《第二十條》達到13.42億元票房。延至2月25日，這四部影片合計票房突破100億元。三是春節返鄉羣衆成爲消費主體。三四線城市票房佔比58.9%，創近五年最高。“得小城者得天下”的規則沒有改變，電影市場的塔基在於普通民衆。他們的趣味直接影響影片的題材選擇和內容表達。四是平均票價下降6.1%，其中一線城市降幅最大。數家金融機構投入補貼3000萬元，讓觀衆消費得實惠。春節檔的高開高走，主要依靠有影響有品質的影片，以及觀衆在春節假期的高度集聚。

暑期檔歷時最長，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從6月1日到8月31日，共有百餘部影片進入市場，最終票房爲116.43億元，相比去年同期的206.18億元票房下降約44%；觀影人次爲2.85億，相比去年減少50%。票房冠軍爲《抓娃娃》，票房達到32億元，這單部影片就佔暑期檔票房約28%。這對於《抓娃娃》是好事，對整個暑期檔卻不是好事，因爲它意味着其餘影片皆非爆款，期間雖有26部影片票房過1億元，超過5億元的影片僅有3部，缺乏爆款影片，票房拉動能力孱弱。

國慶檔繼續出現“雙降”現象。票房爲21.04億元，同比下降23%；觀影人次爲5209萬，同比下降20%。《志願軍：存亡之戰》最終以8.05億元成爲冠軍。打拐題材的《浴火之路》，票房爲3.59億元；《749局》高預售帶動高開局，結果是高開低走，票房爲3.56億元。我們由此得到常識性的結論：成也影片，敗也影片，成敗皆爲影片！缺乏爆款影片，缺乏高質量的影片，就難以拉動高額票房；沒有高額票房，就難以支撐一萬餘家影院、八萬餘塊銀幕的正常運營；沒有來自終端的有效收益，自然就影響作爲製作端的電影企業的生死存亡，同時蔓延到電影全產業鏈的諸多環節，包括業內外資本的信心和興趣。最近看了2024年第三季度多家電影上市公司公佈的財務報表發現，普遍出現營收和淨利潤下滑，許多公佈的大製作項目擱淺，票房預測和風險預期變得不可控。電影的前端與終端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呼喚好影片，特別是呼喚中國電影的“高峰之作”，歷時已久，許多電影人爲此發奮努力，不同時期也出現各類“標杆”意義的影片。但總體上苦於優秀藝術家不多，優秀影片不多，經典影片寥寥無幾，觀衆喜聞樂見的影片更加缺乏。

問題出在哪裡？問題出在創造力上！電影功能是多樣的，或認知或娛樂或審美，由於某種功能的畸輕或畸重，產生不同風格不同類型不同樣式的影片，千姿百態。但是創造則是電影的本性，它總是以崇尚真善美，鞭撻假惡醜作爲審美理想，總是以思想的精深、藝術的精湛、技術的精良作爲創作境界。但是在日常創作中，這種創造力經常是孱弱的。

創造力孱弱的最主要表現是缺乏思想力。比如，關注現實的影片往往由於“接地氣”而“得人氣”，現實主義精神是電影創作的不朽靈魂。2024年度獲得高票房的影片，大多具有關注現實的生活底氣，然而富有現實主義精神的成功影片不多，現實精神需要對現實生活更爲本質和更爲徹底地揭示和表達。春節檔票房冠軍是影片《熱辣滾燙》，女主人公杜樂瑩從“大碼女孩”到“女拳擊手”的蛻變，這是滾燙的勵志故事。賈玲身體力行，無論是生活或者表演皆以誠意獲得讚許。但對影片涉及“顏值焦慮”背後的女性困境則淺嘗輒止。《第二十條》有着現實感很強的“平民渴望”，渴望法律公平公正以保持人性尊嚴，但影片還是以喜劇風格融解冷峻現實。暑假檔的票房領跑者爲《抓娃娃》，主人公老李以“抓娃娃”爲情節，看似偏執的愛好，實則以此彌補人生缺憾。遺憾依然是人生悲劇點轉化成喜劇表達，讓人物和笑梗有些尷尬。

在這些獲得好評並擁有高票房的影片中，我們依然覺得缺乏現實主義精神的灼照，對現實生活和人物的表現，敏感有餘而敏銳不足。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讚揚巴爾扎克的小說，就是讚揚他的創作深刻揭示了封建貴族淪落和新興資產階級崛起的社會現實。謝晉導演的“改革三部曲”《天雲山傳奇》《牧馬人》《芙蓉鎮》，同樣是深刻揭示特殊時代的社會與人性的真相，從而推動了思想解放。謝晉是新中國擁有觀衆最多的電影導演。創造力孱弱的主要表現還在於缺乏文學表達的力量。文學是人學。文學力量集中表現在人物塑造上。恩格斯曾經談到文學創作要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雖然歷經創作觀念的演變，衍生出更多的創作理念和流派，但是歸根到底，人物塑造依然是頭等重要的。我曾經主持美國著名教授麥基在上海圖書館的講座，他的著作《故事》影響着當代電影編劇，包括中國年輕的編劇們。其實在他特別強調“故事”的作用時，他也提醒大家不能用故事替代人物。之所以我們要不斷倡導文學力量和重視人物塑造，根本原因在於在我們的影片中讓觀衆耳熟能詳的人物太稀少，讓觀衆喜聞樂見的形象更加稀少。

我多次感慨：現在觀看電影常常只知道誰在演，卻不知道他演了誰？！讀到貓眼研究院針對影院消費者的研究分析，它指出：“有感興趣的影片”是觀衆走進影院的首要動機，“沒有想看的影片”是觀衆止步的重要原因。

電影，對於投資者是一種耗資昂貴的表達，對於觀衆是一種需要有成本的選擇，當你不能提供藝術或娛樂價值，觀衆何必花費時間和金錢去接受它。影片與觀衆的供需關係也許就是簡單而且直接的：好影片纔有好票房。

除了創作高品質的影片，以保障前端產品的供應之外，我們還面對諸多新問題，急切需要現代化、工業化、科技化的理念和實踐，去推動電影全產業的革命和進步。比如，如何在電影製作中注重運用好新興技術？當下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的發展，直接影響着電影的技術表達和藝術實現。我始終記得當年李安導演運用3D4K120幀技術拍攝《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的心思，他告訴我：他想探索電影進入數字時代後將產生什麼變化？電影的表現空間和美學境界將會發生怎樣的局面？但是，許多電影製作者僅僅看重它們的使用便捷性，而忘記探索它們賦予的創造新能力；再比如，如何在電影營銷過程中運用好新質媒介？

舉個例子，2023年暑期檔上抖音熱搜有20部影片，話題播放量達到55億次，新增點贊數5125萬個，其傳播率是高頻次的；到了2024年影片數量增加到25部，話題播放量卻只有18億次，減少67%；新增點贊數1812萬個，減少65%。說明今年電影暑期檔的內容缺乏曝光持續性，同時也能看到宣傳轉化效率的降低。又比如，作爲終端的影院放映如何實現有效的“差異化”排片，讓更多影片釋放應有價值？目前全國院線排片的一律性、一統化，常常是幾部“頭部影片”利用資源和資金優勢搶佔排片空間，擠壓了其他影片的生存空間，造成絕大多數中小成本影片的價值和投資空耗。近年來許多優秀年輕人蜂擁進入電影行業，按理說，得年輕人得天下，但是由於年輕人即使再優秀，再沉得住氣，能獲得的資金也是有限的，當他們的影片一路奮鬥，最終在終端被擠出放映空間而遭遇滑鐵盧，其發展無望，其生存困難。我們看到電影還面臨同時代各種娛樂方式的衝擊，產生電影與新型媒介之間的直接競爭，比如短視頻、網絡遊戲、網絡直播、虛擬現實、文旅體驗等娛樂形式日益爭奪着電影最爲核心的羣體——年輕觀衆。

2024年度將爲歷史記住，不爲別的，更不爲它的困難種種，而是因爲在這個時間點，它讓中國電影人產生一種“負責任”的危機感，達成一種“發憤以圖強”的共識：呼喚變革以呼喚電影新時代，解放思想以解放藝術生產力，尊重規律以尊重產業創新，擁抱新技術以擁抱電影新形態，期待資本以期待資本獲得應有價值，創作有影響的影片以影響全球文化交流，鍛造有競爭力的企業以競爭世界電影市場，同時讓年輕電影人獲得釋放年輕創造力的空間。按照國家戰略，在2035年中國要建成電影強國，電影強國是文化強國的重要支柱，所以，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全面而深刻的，我們的應戰也該是主動而強勁的，更加重要的是我們的創造和成就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