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談經濟｜專訪中泰國際李迅雷：明年財政赤字率有望提升至3.5%-4%，需進一步發展服務業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柳寧馨 實習生柯靜嫺 杭州報道
11月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舉行新聞發佈會，財政部提出安排6萬億元債務限額置換地方政府存量隱性債務，同時，連續五年每年從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券中安排8000億元，專門用於化債。
圍繞一攬子增量政策和最新國際形勢，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了中泰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在他看來，最新出臺的化債政策是對前期一攬子增量政策的具體落實，將有效減輕地方化債壓力。他預計明年專項債額度將達5萬億元，超長期特別國債規模至少2萬億元，一般國債額度提高，財政赤字率有望提升至3.5%-4%，具體的財政預算可能要等到明年兩會前才能形成一致預期。
基於目前的地緣政治格局與貿易合作模式，李迅雷認爲，美國通脹預期上升可能會對人民幣匯率帶來不利影響，使降息節奏放緩，進而影響房地產市場，同時，美國對進口商品的關稅加徵可能大幅提高中國的出口成本，外需是個不可控的變量，應將擴大內需作爲明年重點。
《21世紀》：你此前談到一攬子增量政策中，加快化解地方債是債務端中央財政託底的思路。結合最新政策，這一化債思路和政策具體落實方向是怎樣的？
李迅雷：11月8日公佈的最新政策延續此前財政部一攬子增量政策的思路，6萬億元債務限額是對此前增量政策中“加力支持地方化解政府債務風險，較大規模增加債務額度，支持地方化解隱性債務”的具體落實。
據財政部部長藍佛安的提法，到2023年末，地方政府需化解的隱性債務總額是14.3萬億元，其中有2萬億元可以到2029年以後按照合同要求償還，相關償還方式和期限還沒制定出來。
這意味着，2029年以前對12.3萬億元的一攬子化債方案已經明確。從2024年開始，連續五年每年從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券中安排8000億元，專門用於化債，累計可置換隱性債務4萬億元，加上6萬億元，共計10萬億元。
剩下的2.3萬億元，中央政府沒有給出專門額度，地方政府需要自己來化債。整體來看，有了中央的10萬億元債務限額，2028年年底之前，地方需自主化解的隱性債務總額從14.3萬億元大幅降至2.3萬億元，有效減輕了地方政府的化債壓力。而且，還可以節省可觀的利息支出。
《21世紀》：10月12日財政部公佈的增量政策共有四項，目前已經出臺了一項政策，還有三項政策有待出臺。2025年其他增量財政政策可能會如何落地？
李迅雷：根據財政部在10月12日新聞發佈會上透露的信息，即“今年能夠實現收支平衡，完成全年預算目標”，這意味着2024年不再追加預算，所有增量政策都將體現在2025年。
我預計明年的專項債額度在5萬億元左右。財政部一攬子增量政策提出，要擴大專項債使用範圍，我估算用於化債的部分爲2.8萬億元，那麼明年的專項債規模應該要比今年增加1萬億元，否則如何用專項債進行土地和存量房的收儲？至少有1.5萬億元～2萬億元要用於土地回購、收購存量房等。今年專項債的額度是3.9萬億元，因此，估計明年的專項債的規模會在5萬億元左右，而具體的預算估計要等到兩會後才能推出。
我預計明年的超長期特別國債的規模至少2萬億元。今年的超長期特別國債規模爲1萬億元，根據10月12日財政部一攬子增量政策，將支持六大國有大型銀行補充資本。我預計補充資本金至少有1萬億元，因此，明年的超長期特別國債的規模至少2萬億元。
我預計一般國債的額度也會提高。一攬子增量政策包括加大對重點羣體的支持保障力度，提升整體消費能力等，預計明年促消費規模會比較大。因此，除了特別國債，一般國債的存量限額應該也會提高，因爲財政部部長藍佛安在10月12日的新聞發佈會上提出，“中央財政還有較大的舉債空間和赤字提升空間，可以爲逆週期調節提供更多的政策工具”。明年由於特朗普上臺，外部環境可能變差，那麼一般財政赤字率有望提高到3.5%-4%。總之，我估算明年的廣義財政赤字將達到12萬億元左右，而今年是9萬多億元，即廣義財政赤字率將從今年的7%提高到9%左右。
《21世紀》：專項債如何在地方用好是關鍵。日前，財政部擬會同相關部門實施利用專項債收儲土地和收購存量商品房政策。你如何看待專項債使用範圍的擴大以及專項債用在房產收儲的作用？
李迅雷：房地產的目標是止跌回穩，我覺得專項債使用範圍的擴大對房地產市場應該是有利的。
中央已經明確擴大專項債的使用範圍。過去專項債的投向以項目投資爲主，但項目投資都有投資週期，立項和論證的流程比較複雜，需要有可行性報告、評估、審批，更大的問題是當前能產生現金流、可盈利的好項目越來越少，因爲專項債要專項專款使用、有盈利要求，這樣的項目比較難找，形成實物工作量就比較慢。
現在專項債的使用範圍擴大了，資金效率就可以大大提高，對改善國內大循環有好處。專項債是一次性撥付的，而一般投資項目的投資週期較長，導致專項債雖然規模比較大，但使用效率不是很高、見效比較慢。如果專項債主要用於土地收儲、或用於購買存量房作爲保障房的話，效率就很高。
《21世紀》：近期，黃金現貨期貨大跌，大類資產輪動再次加速。市場對於美國通脹、利率上升等問題擔憂加劇，應如何評估這些潛在風險的影響？
李迅雷：特朗普當選爲美國總統後，其政策傾向於將更多資源投入到國內，反對在海外部署大量軍事力量，並減少對外財政支出，這些政策可能會提高美國經濟的增長潛力。此外，特朗普主張嚴格限制非法移民，減少海外進口，對進口商品加徵關稅，這些對通脹上升有助推作用。
如果通脹預期上升，美聯儲很可能在12月份停止降息，從而使美元指數進一步走強，對人民幣匯率帶來不利影響，我們的降息節奏也會放緩，因爲我們央行的貨幣政策有兩大顯著目標，一是維持匯率穩定，二是維持物價穩定，如果匯率有壓力的話，降息節奏也會放緩，進而對房地產帶來不利影響。
黃金通常被視爲對衝通脹和風險的工具。隨着特朗普大比例獲得選票後擔任總統，美國國內的政局會趨向穩定，避險需求可能會減少，這可能會對黃金市場構成不利影響。同時，如果美元指數走強，短期內黃金價格可能會面臨一定的調整壓力。
《21世紀》：當前，地緣政治格局與貿易合作模式發生變化，對我國出口及製造業的影響是怎樣的？如何平衡好安全與發展？
李迅雷：出口主要取決於外需。外部需求是一個不可控的變量，而內部需求可以自主調整。明年的重心應該是放在擴內需方面，包括投資、消費，我主張減少對投資的依賴，更多地促進消費增長，政策需要在促消費方面繼續發力。
如果出口規模縮減，國內市場將面臨出口轉內銷的壓力，同時，出口行業直接和間接關聯約1.5億左右人的就業。一旦出口量減少，出口行業的就業數量也將受到衝擊。所以我們需要進一步發展服務業、吸收更多的勞動力。所以，明年我們的應對方向，一是擴大消費，二是減少對服務業的制度約束，進一步鼓勵發展服務業。
《21世紀》：在一攬子增量政策中也提出，拓寬生活服務性行業就業空間。你如何看待服務業拉動經濟增長的潛力？
李迅雷：中國過去30年來，都是趕超型的、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我們要從趕超型的增長模式轉型到平衡型的增長模式，這對整個社會會產生很大影響，同時也會有比較大的阻力，所以要推進各項改革，尤其是財稅改革。
這一轉型背後的邏輯在於推進改革，通過收入再分配機制，提高中低收入羣體的收入水平，擴大在養老、就業、醫療和公共服務等社會福利領域的支出，讓老百姓生活更有保障，對未來預期更加樂觀，從而促進消費。
服務業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具有巨大的潛力，但這種潛力的釋放並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我們不能期望通過簡單的決策就能迅速實現服務業的快速發展。
服務業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它更多地涉及居民與居民之間的交易，這種消費者對消費者（CBC）的模式能夠催生出多樣化的新服務需求。這種需求的增長並非依賴於特定行業的推動，而是隨着居民儲蓄率的降低和消費意願的自然提升而實現。因此，服務業的發展潛力是廣泛且深遠的。
《21世紀》：近期，國家出臺《關於實施就業優先戰略 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的意見》。如何看待當前結構性就業矛盾？如何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
李迅雷：在人工智能時代，需要的用工數量減少。例如，自2014年以來，由於機械化和自動化水平的提高，中國第二產業的就業人數持續下降，這一趨勢已經持續了十餘年，而製造業投資的增加可能會進一步加劇就業崗位的減少。因此，認爲經濟增長能夠穩定就業的觀點可能並不準確，因爲過去我國穩增長目標的實現主要是靠基礎設施投資力度的提高，或房地產擴大投資，對就業的拉動作用並不大。
我認爲穩就業關鍵在於發展服務業。假設製造業帶動GDP每1個百分點增長，大約只能創造40萬個就業崗位，而服務業拉動GDP1個百分點至少能夠創造200萬個就業崗位。
想要發展好服務業，還是要增加居民的收入，這是一個蛋和雞的關係。首先要讓蛋多起來或者讓雞多起來，才能形成一個良性循環。我們目前的問題在於，居民的收入在整個GDP的比重偏低，發展服務業有一定難度。
因此，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一是要增加財政在養老、教育、醫療方面的投入，社會保障水平提高，會對居民消費有促進作用；二是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就業數量增加後，居民的收入佔比也會有所上升；三是進行財稅改革，現在的收入結構還是存在一些問題，高收入羣體的收入佔比較高，而這一羣體的消費意願遞減，所以要通過財稅改革進行國民收入再分配，提高中低收入羣體的收入水平，縮小貧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