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廣場》當轉型正義轉到黃國書時（黎家維）

已聲明退出民進黨的立委黃國書。（取自臉書）

這幾年來，政壇上大綠小綠面對國民黨，高舉「轉型正義」的大旗，下手毫不手軟。正因爲面對的是政治上的敵人，手段即便如何特殊強烈也無妨。然而一旦轉型正義的大刀砍向「自己人」時，民進黨內卻突然佛心來了，聲援與體諒的言論甚至讓人感到溫暖。民進黨立委黃國書曾任情治機關線民案，正凸顯了蔡政府轉型正義的盲點。這個契機，也許能讓轉型正義跨越清算鬥爭的現況，提升到另一個更高的層次；但也可能只是曇花一現，最終打回原形。

民進黨2016年再度上臺執政，開始啓動所謂轉型正義的工作，除了成立促轉會強收屬於政黨與私人的政治檔案，辦理平反等，更用《黨產條例》這把大刀砍向已搖搖欲墜的國民黨，欲藉財產凍結將這個政治競爭者徹底擊倒。這把利刃更斬向所謂的附隨組織，將早已轉型爲人民團體與社會團體法人的財產直接充公。這種用充滿仇恨報復、清算鬥爭式的強烈手段所推動的轉型正義，所探求的真相恐怕也只是另一個權威所描繪的局部真相，更難達和解的最終目的。

黃國書線民事件反映出轉型正義如果只是帶有政治針對性，把加害與被害者加以簡單的二分法，根本無法還原威權統治下，國家與人民相互關係的真實樣貌。

轉型正義要找一個不正義的加害人，把箭全都射向所謂的「元兇」，是最簡單的處理方法。加害者固然包括一個威權的執政者，一個統治的結構與階級，但形塑一個威權統治，社會的其他個人在這個過程中到底扮演何種角色，是單純的被害者？還是促成歷史共業結構的一份子？更是整個社會與幾個世代都必須深切反省的問題。

德國在檢討教科書有關二戰時期的歷史時，已有聲音浮現認爲除了對加害者當時的心理和行爲有更多的探究外，同時也應更加反省德國整個社會中個體的涉入問題，而不該把所有罪責簡化由希特勒一人承擔。社會集體的反思，而不只是藉由檢討別人或推給某個主謀，從而推卸或舒緩了自身的責任，整個社會纔有可能真正記取教訓。

黃國書的自省令人佩服，但是如果不是因爲民進黨內互斗的恩怨情仇，讓其誠實面對過往，這種混雜既是被害者又是加害者的複雜多重角色，在現行轉型正義的邏輯下，幾乎鳳毛麟角，甚至格格不入。但威權時期類似黃國書者，大有人在，只是在國民黨一肩扛起所有罪責的同時，又有多少人能夠且願意真誠面對自己的過去，自我反省？真的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

研究第三波民主的知名學者杭廷頓曾告誡，民主仍必須建立在和解的基礎上，而非私人怨憤的宣泄。他認爲許多威權政府的作爲在當時社會並非沒有正當性，甚至很多團體與個人都參與其中而成爲加害者的共犯，大多數人都不是單純的受害者。他主張透過大赦，共同承擔責任，這能比懲罰爲民主建立更堅實的基礎。

黃國書案當然不是唯一的案例，臺灣轉型正義需要更深更廣的社會反省，少一點報復鬥爭。我們當然期待民進黨政府能夠以對待黃國書的包容與理解，來對待所有人，而非黨同伐異，內外有別。因爲缺乏自省的轉型正義，社會將易陷入仇恨報復的循環，難以前行。

（作者爲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