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學”語境下的《中國文學史》

◎黑擇明

第一次知道張隆溪教授的名字，就與高校中的“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這個專業聯繫在一起。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的時候，正是張隆溪的名著《道與邏格斯：東西方文學闡釋學》使很多學子對這個領域產生了持續的好奇心，在彼時幾乎成爲“顯學”。但後來似乎熱度退了下去。這兩年，“世界文學”這個概念又重新被學界關注，而張隆溪教授的英文著作《中國文學史》也被譯爲中文出版（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可謂適逢其時。

自始至終貫徹了“世界文學”意識

一個似乎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對於專業人士或中國文學“重度粉絲”而言，這本書的內容好像有些淺顯了：特別是對於學過章培恆、駱玉明主編三卷本《中國文學史》或袁行霈主編四卷本《中國文學史》的讀者來說，張隆溪教授的這部著作對於文學發展史、文學思潮、名家名作好像只是輕輕點到爲止。喜歡“詳解”或“大全”的讀者大半要失望。對此或許又容易用這種解釋輕鬆回答：這本書最初是用英文，爲不熟悉、但對中國文學抱有好奇心的海外讀者寫的20萬字著作，這些讀者所掌握的中國文學知識大多是“零起點”，同時這也意味着用冬烘先生的態度去糾結其中的“學術創新點”是不合時宜的。

這部著作的“寫作意義”是無需質疑的：絕大多數英語讀者，哪怕受過精英教育的讀者，對中國文學都幾乎一無所知，他們可能連一箇中國作家、詩人的名字都舉不上來。雖然不乏有精深研究的漢學家，但他們的影響力往往停留在象牙塔內——而相較之下，我們的讀者很少有不知道莎士比亞、海明威的。當然這不僅英語讀者如此，正如作者在《中譯本序》中所說的，西方文學經典幾乎就是全世界讀者的經典，而非西方文學，當然也包括中國文學，卻依然停留在自己的語言文化範圍之內，並沒有成爲在全世界廣泛流通的世界文學——關於“世界文學”這個概念張隆溪教授還專門寫了一部著作《作爲發現的世界文學：擴大世界文學的經典》。而英語這種“通用語言”，正是中國文學成爲“世界文學”的捷徑。

但是，難免還會產生這樣一個問題：那爲什麼還要“回譯”這樣一部帶有啓蒙色彩的圖書呢？當然，一個答案是，即便是中國讀者，也不一定對中國文學史有一個框架性的認識，比如，魏晉南北朝文學、明清詩詞極少進入大衆的視閾；此外，書中對諸如唐詩、宋詞、李杜、東坡的詮釋，也可拿來觀照各種大衆傳媒信息中的陳詞濫調。但或許如此一來就錯過了這本著作最重要的優點，那就是它自始至終都貫徹了“世界文學”的意識。

到目前爲止，對“世界文學”的定義最著名的，也是張隆溪教授在書中援引的，恐怕就是戴維·丹姆洛什在《什麼是世界文學》中提出的概念：

世界文學包括超出其本源而流通的一切文學作品，這種流通可以是通過翻譯，也可以是在原文中流通（歐洲人就曾長期在拉丁原文中閱讀維吉爾），在最廣泛的意義上，世界文學可以包括超出本國範圍的任何作品……無論何時何地，只有作品超出自己本來的文化範圍，積極存在於另一個文學體系裡，那部作品才具有作爲世界文學的有效使命。

這也意味着，“世界文學”總是一種在其他國家，“他者”文化裡得到閱讀和欣賞的文字。從這個意義來看，“世界文學”確實給中國文學的“出海”提供了很大的空間。但其實丹姆洛什只是讓“世界文學”這個概念稍微能被人理解了而已。在這裡，翻譯有着非同尋常的意義（首先不是“翻譯軟件”那個翻譯的意義）。讓我們回到歌德提出“世界文學”的那個語境：那正是在德國浪漫主義時期，浪漫主義者的民族自我認同，或者說對“德意志民族精神”的確認正是建立在翻譯實踐的基礎上。德國浪漫主義偉大的作家/思想家們同時也是譯者。赫爾德、洪堡、歌德、施萊格爾、荷爾德林在對拉丁文、法文的翻譯過程中，形成了德語的共同標準語，在這個過程中，也造就了德意志文學/哲學的經典。假如我們將德國浪漫主義思潮看作是一場對德意志民族自身文化的建構（此處指積極的意義），儘管法德有延續千年的矛盾，但法語的翻譯並沒有對這種建構產生阻礙，反而是積極參與了這種建構，對現代德語“民族氣質”的表達是一種豐富。一個偉大作家的優秀譯作總是豐富了譯者本族語言中“異”的力量。歌德所謂的“世界文學”，其要義正是在於，在翻譯過程中，譯入語參與了母語的創造力，這既是建構，也是型塑。

“譯出”與“譯入”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文學史》的中譯本包含了兩個層面的運動方向：一個是譯出，一個是譯入。在這裡，我們用的“翻譯”概念來自於本雅明的名文《譯者的任務》。對於本雅明來說，一個譯者的真正任務並不是將待譯作品忠實地從一門語言翻譯成另一門，而是實現一種“意向互補”。這意味着不同文化看待問題的不同角度恰好形成了一種互補。精通德國哲學的賀麟先生說，翻譯就是用不同語言文字來表達同一真理，就是這個意思。只不過，這種真理總是通向一個關於“全人類”的目的。在歌德的時代，這種“全人類”的範圍其實很侷限，並沒有將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納入視閾。而正是因爲一代代優秀的中國學人進行這種“意向互補”的工作，中國文學才逐漸成爲“世界文學”中的重要部分。

“講好中國故事”，“怎麼講”，非常考驗講述人的智慧。張隆溪教授在美國任教多年，熟諳西方讀者對文學作品的理解與接受的思路，在這部《中國文學史》中，他顯然用了一種“善巧”的方式來講述中國文學，看似簡單，實則顯示了深厚的學術功力。比如，很多文學思想信息是在潛移默化中傳遞的。比如，宋詩與唐詩有不同的特點，作者用席勒的美學概念“素樸的詩”與“感傷的詩”分別概括二者，一下子就讓西方讀者有了非常清晰的認知；接下來又在分析歐陽修、王安石的時候，又分別援引《畫眉鳥》的“使之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以及《明妃曲》中“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分別說明了宋詩“思考與回味更加深沉”，以及“在詩歌中說理論證”的特點，既有情致，又有中國歷史文化掌故（王昭君典故），娓娓道來，生動活潑。

《中國文學史》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非常自然地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與西方古典文化進行了“意向互補”。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即“道”的思想，基本貫穿在全書中。可以說，這本著作同樣也是一種“道與邏格斯”的互補。比如，開篇論及“始有文字”，作者提醒讀者，寫作提供的並不是智慧，而是智慧的表象。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這與柏拉圖在《斐徳若》中對書寫文字的貶低如出一轍，而德里達也正是基於此批判西方的“邏格斯中心主義”。我們通讀全書時總是會感到這種互補意識的在場。

“譯入”，即中國讀者讀到的這個中文版，卻並非“出口轉內銷”的意思；這個版本的《中國文學史》中所體現的“他者”意識在國內各種文學史中獨樹一幟。我們通過他者可以更好地瞭解自我。不僅是一般的中國文學愛好者，即便是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士，在閱讀中也會感受到一種拓展，一種“打開”。當然，這種閱讀本身也是一種“互鑑”。另外，譯者的譯筆也非常穩健，絲毫不見僞好古者筆下的那種夾生味兒，這是非常值得一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