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龍城飛專欄/郝柏村回憶錄的記載──也談張憲義事件(五)【23】
1962年,省立博物館裝修完工恢復開放,省主席周至柔(左2)親臨剪綵後參觀館內展覽。(徵信新聞攝影組攝)
前言:
前文〈五之二十二〉刊出後,關於筆者提出當年公費留學生的長期問題:「許多父母告誡子女,出國後就不要回來。筆者曾問過家父,如果大家的子女都不回來,中華民國由誰來守護和建設呢?」張憲義博士感性地迴應:「讀到這裡,我忍不住哭了。我記得於民國56年在清華參加由吳大猷院長(1907-2000)主持的現代物理暑期講習班的結訓座談會上,有位同學問有關教育部因公費留學生學成依約歸國服務偏低,建議取消的問題。吳院長表示拿到博士學位還不算是人才。再說只要國內的研究環境好,人才自然會回國服務。說到此時,話鋒突然一轉說,國內老一輩的負責科技研發的這些人,不走的話國內的研究環境無法轉好。緊接着我問,研究環境要轉好是要靠人才的,如果在國外的人才要等到國內的研究環境轉好後纔回國服務,那要等到什麼時候呢?這時,吳大猷院長面有難色。幸好王唯農系主任(他是公費留學生和林爾康老師一起學成歸國服務的)把話題轉開後,結束這場和吳大猷院長的座談會。」張憲義博士的激動反應說明他去國33年多,心理的關切仍舊在他出生的中國以及成長的臺灣。張憲義1943年生於中國海南島,當時是日據臺灣末期,張憲義父親張曜能先生爲臺灣總督府交通局公路局技師,被派往海南島工作,日本戰敗後,1946年全家搬回臺灣,張曜能先生擔任中華民國空軍機械士官。張憲義有相當曲折的生命歷程,筆者可以說他是站在日本、中國、臺灣、美國四個十字路口中間的一個人,他先後有日本、中國(中華民國)、美國的身份,而出生在戰亂的中國土地上,他有他特別的人生感情和視角,筆者認爲和大多數的我們是完全不同的。筆者鼓勵張憲義博士及早寫下他自己的回憶錄,加上各式各樣的解密文件與新聞報導,至少應有500頁。現在的《核彈!間諜?CIA》可能系由於陳儀深教授傾向臺灣獨立的立場而取的書名,誤導性很大,這本書只能做爲張憲義自撰回憶錄的註腳。
關於臺灣長期以來年輕學子流向美國的議題,一方面這是開發中國家的典型問題,人的流動是單向的,由窮國、弱國流向富國、強國,另一方面,臺灣長期面臨來自於中共的軍事行動的重大壓力。然而自1990年前後,臺灣的高科技產業迅速發展,至今估計其中有三分之一的管理層與資深技術人員由美國留學與工作者回國組成。另一方面,大家只要查看臺灣的主要國立大學以及中央研究院的教授、學人以及政府部次長級以上高級官員和中科院、生技中心、工研院、資策會、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等的高層主管與資深研究人員,70、80%以上擁有美、英、德、日的大學博士學位,就知道臺灣的現代化發展除了政府的良性領導,主要人才來自於先進國家的教育與工作的經驗。尤其重要的是臺灣有一個特殊歷史契機,就是威權政治下的菁英分子得以長時間投注在重大計劃上,在蔣經國主政時期,孫運璇、李國鼎、趙耀東、吳大猷等人宿夜匪懈,建立起臺灣重要產業基礎。反而在民主化以後,由於選舉頻繁,官員三日京兆,人人爲利爲權所驅,理想化人物完全被淘汰掉,國家長期建設亦難有根基。這個問題無法可施,尤其臺灣人民享受全世界最好的、平等的健保與勞保制度,是中產階級與小康社會的基礎,這其實符合中國文化中的理想社會型態,而如此要脫離安定小確幸生活而去冒險投資、發展、創新者,由於風險過高只能是很少數的人,這使得臺灣社會將日益缺乏動力。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大陸和美國構成臺灣外銷近80%市場,因此介乎中美之間,左右逢源,是臺灣中短期內最佳組合。國民黨方面如果一時沒有返回中國大陸發展的想法和計劃(筆者一向主張國民黨應回大陸重新出發),就應緩和統一音調,尋求美中臺三方的平衡點,以及調和藍紅綠族羣之間的嫌隙與衝突,專心建設臺灣,如此臺灣的政治、經濟皆可有穩定性,以此主題訴諸臺灣人民(以及中國大陸人民),2024年大選仍有相當機會。至於民進黨方面亦可參考筆者的建議,和中共方面保持基本良性對話,綠營媒體和電視臺考慮逐漸減低綠紅、綠藍間刺激性發言(尤勿受中共黨媒誘騙),降低將臺灣視同美國海外屬地的感受,維護臺灣的主體性,如此逐步維持臺海安全,臺灣可以有比較安定的環境,而以臺灣族羣人口比例而言,民進黨長期執政機會自然比較大。
賀立維博士迴應:「有關您在文中所述,此事說明國防公費留學生的長期問題,即一些人出國後不願意依合約回國服務,而寧可非法不歸,使得政府只有以其眷屬留置臺灣,形同人質。我的觀察大約分爲這幾種狀況,如在規定的時程內無法完成學業,若遵守法令依時返國,一則很沒面子,一則學弟都升上去了,在宦途上前途無望。有些只好滯留國外來繼續完成學業,但此時公費已斷糧只好挺而走險,或到餐館或到一些非常辛苦的場所以非法打工來繼續完成學業,則更影響完成學業的時程。當完成學業後既使毅然返國,則要接受國家法律的懲處,對未來的升遷影響也很大。又因公費派出國的學生,多爲已婚,配偶必須留在國內,而滯留國外時爲了身份問題,有時就匆匆的與具有身份的當地華僑或外籍女性結婚,這又犯了重婚罪,那就更註定無法返國了。」立維兄提出的實際情況是外界不容易知道的,每一個人的情況不同,不過當年公費留學生的處境確實不易。其實政府不如讓眷屬出國,放寬博士年限,安定公費生的生活,最好是來去自由,如此應可增加公費留學生回國服務比例。雖然對於一些公費生不依規定回國,不予施以懲罰條例,對服從政府規定者不公,但是對滯留國外的年輕學子施以懲罰,甚至發佈通緝,必然帶來其個人與全家的終生污點,實在不是一個好辦法。
筆者留學美國時,適逢大陸開放留學,因文革中斷大學教育幾達十年,大陸來美國留學者,多屬中年以上,甚有白髮蒼蒼者,由於種種原因,他們留學期限只有一年,八人住一間學校提供之學舍,食宿皆由國家負擔,另外國家給予20美元一個月私人開銷,其中辛勞非外人可以體會。筆者有一天見他們將距離二、三公里之外的超市手推車從該超商一路推回住處,形同短距離「長征」,我見到大爲吃驚,告訴他們這是超商的財產,不能這麼做的,他們說沒有汽車,怎麼辦呢?我立刻安排臺灣留學生從此帶他們每個週末一起去超商採購,後來還一起出外郊遊,相處愉快。不久,他們中便有人私下告訴我,留學一年時間實在太短,問我能不能幫忙延期,我當然沒有這個辦法,他們大失所望,原來他們看我這麼積極能幹,爲人民服務,一定是「革命分子」,屬於校領導班子中至少副秘書長一級。大家要了解,那時文革才結束三、四年,革命與階級意識都還非常強。我有一位大陸周姓同學後來還當上了北京大學校長,1981年左右,我們在美國麻州大學的校園裡爲了蔣介石、毛澤東誰比較偉大還大吵了一頓,現在回想起來,實在幼稚,不過那個時代就是如此。他們的眷屬都在國內,因此回國比例很高。筆者回顧此事,比較兩岸,其實頗爲難過,我們民族之間互相鬥爭殺伐百年,卻人人渴望到美國,到了美國,突然發現我們之間什麼仇恨矛盾都不見了,反而他鄉遇故知,備感親切,還可以互相幫助。
本文:
以下資料摘自郝柏村的《八年參謀總長日記》,(天下遠見出版,2000年),筆者在每一條相關日記記載後,做出自己的意見。前文〈五之二十二〉,敘述至1985年12月23日。
1985年大事記(續)
12月26日,今日作戰會報,緯國特對餘到參謀本部以來的作爲表示讚揚認爲是第一個重視作戰問題,一切以作戰爲中心的戰備整備政策,餘固不敢當。但回顧到臺後歷任參謀總長,周至公確立軍事制度,奠定重建現代化革命根基,以後歷任參謀總長均照領袖指示去辦事,真正的參謀總長是領袖自己當的。
(蔣緯國公開稱讚郝柏村,郝伯伯樂不可支。周至公即周至柔。政府遷臺後,1950年3月蔣公復行視事,以周至柔爲參謀總長兼空軍總司令,孫立人爲陸軍總司令。1954年7月,周至柔調國防會議秘書長。1957年,任臺灣省政府主席,1962年,任總統府參軍長,1967年,任國家建設計劃委員會主任委員。1986年8月29日病逝。骨灰罈移置於美國紐約海德公園附近莊嚴寺內。
關於國民黨來臺後,在軍隊中參謀本部制度的建立,筆者認爲應是參謀總長兼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引進美軍參謀與作戰系統的制度有關。此事相當重要,牽涉到軍中作戰人事訓練、任用與升遷的一套標準作業,而以作戰參謀、規劃與運作爲其中心任務。對於中華民國軍事的現代化,在制度與管理方面,是一大躍進。回顧大陸時期,國民政府軍隊制度與管理落後,應是抗戰不利以及內戰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抗戰時期毛澤東倡言以空間換取時間以及全民抗戰在鼓勵人民士氣上有益,但是當時中國軍隊必須及早在制度與管理以及作戰參謀與運作現代化纔是根本(毛澤東的農民戰爭仍是中國傳統農民起義形式,加上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以及列寧史達林的經驗,其中只要看中共部隊入城時以秧歌舞帶頭即知)。對於此事,筆者認爲抗戰時期美國史迪威將軍在這方面的原則上是正確的。
周至柔於1957年調任臺灣省政府主席5年後即閒置,病逝後骨灰罈移置於美國,並未依軍中慣例一級上將埋骨於五指山。此事應有內幕,可能和蔣經國(1910-1988)與陳誠(1898-1965)爭權有關。衆所周知,政府遷臺後,主要建設計劃與人事皆由陳誠掌握,且成效良好,美方亦十分注意。周至柔於省主席內頗有官聲,傳出可能繼陳誠後接任行政院長,此事引起蔣經國不滿。政府來臺後,參謀總長繼任省主席者似僅有陳誠與周至柔二人,另外一人即是參謀總長後任行政院長的郝柏村。有關陳誠與蔣經國事牽涉太廣,和本文主題無關,不再論說。郝柏村在日記中記述此事,有兩個可能,一是郝柏村不瞭解當年有關陳誠與周至柔事,二是郝柏村有意爲周至柔做一點回複名譽的工作。而郝柏村說「歷任參謀總長均照領袖指示去辦事,真正的參謀總長是領袖自己當的」,此話亦可有兩解,一是憲法規定總統爲三軍統帥,二是反映我軍參謀總長在指揮體系上事實只是領袖的執行官或高級傳令兵,這在兩蔣時代尤其如此。有關事宜讀者可參考近日正在銷售的《高級傳令兵:劉峙將軍徐蚌會戰戰時日記》-筆者按)
12月30日,立法院國防委員會今日訪問中科院,餘以兼院長身分予以接待,座談時蕭委員與黃委員發言提出意見,我覺得他們的發言一是不瞭解真正狀況;二是爲滿足私慾。我以平和的語氣,解釋事實的真相與政策的精神,亦暗含有教訓之意。吾人今日做事一以國家利益爲首要,對於少數立委的特權觀念,要以理直氣壯的態度應對。餘講話畢,所有的委員們都鼓掌同意我的說法。
(蕭委員與黃委員應皆爲民進黨立法委員,黃委員可能爲黃天福,黃信介胞弟,黃信介因美麗島事件正在服刑。至於蕭委員與黃委員提出什麼意見,筆者相信其看法與表達方式必然和堅定國民黨幹部在動機、口氣與意念上大相逕庭。本來這是民主國家正常之事,但是當年雙方關係不洽,彼此敵意甚重,讓歷經抗戰、內戰、八二三炮戰、以及積極領導中科院發展現代化武器的的郝柏村難以忍受,郝柏村認爲反對黨提出意見的方式爲「滿足私慾」,且爲「特權」,反映其內心極爲不滿。筆者可以想像如果有一天中國大陸上中共慢慢開放政治參與,當有非共產黨人提出尖銳刺耳的意見時,共產黨的領導幹部和長久習慣於共產黨一貫正確的老百姓們一定會極難忍受,認爲這些人爲「滿足私慾」,且爲「特權」-筆者按)
12月31日,綜合果芸寄來餘訪美反應與評估:一、丁大衛:郝總長此次訪美較上次更爲成功,已爲中美雙方友誼創下最高峰;二、班立德:伍佛維茨及何姆斯均初次與總長會晤面談,均稱對總長之坦誠正直留有深刻印象;三、阿美他琪助理部長:總長訪美增進了中美軍方高層的瞭解,中共當然極力反對,因爲這會損及他們孤立你們的謀略;四、凱利副助理部長:總長訪美成果豐碩,奠定中美軍方友誼關係及合作氣氛;五、總長之訪美,在國務院留下誠懇、務實、負責、客觀之印象,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訪問。
(駐美採購團團長果芸蒐集報告前次郝總長訪美總結,基本上筆者相信果芸所說應符合事實,因爲郝柏村本性如此,尤其經歷各種戰役,爲同級美國將領所佩服。美國人多屬英雄主義,上將、中將多如牛毛,然若無實際戰場經驗,多爲同儕輕視,因此軍人之間惺惺相惜,自屬自然。不過,郝柏村訪美效應將隨時間而遞減,因爲訪問重點不應放在郝柏村個人的榮耀上,而應尋求和美國軍方和中情局建立長期的交流機制,並且訂定具體合作目標與方法。筆者認爲,我方需要在臺美軍事與情報工作上尋找特定項目,範圍不需大,集中資源,但對美方極有吸引力,才能不斷地產生彼此跟進工作(follow-up)。果芸跨足的範圍主要在武器採購,美國人可以獲得巨大利益,自然門前來客不斷,甚至趕不走。
美國軍人在政治體制上爲民衆選出之「俗人」總統領導,且常爲中央情報局之謀略所誤導,因此除艾森豪總統外,美國軍人普遍難以左右政局。近日來之阿富汗美軍撤退混亂情況可見一斑,國務院、中情局、軍方三頭馬車,形同三個和尚挑水喝,損失最慘重的仍爲軍人。多年來,美國軍方對文人官員與中情局失去信任感,未來這個問題不易解決。這是美國政府結構的一大問題,由於篤信民衆力量,又懼集權形成極權,分權制度下,再好的計劃也打折扣。不過,中共批評美國製度,往往失之以自己制度爲立足點之主觀,美國政治精神正好是要避免集權與極權的後果,雖然帶來效率不足的問題,但是美國人絕不肯爲政府效率犧牲人民與個人自由。這確實有利有弊,有利處,美國人普遍有自我實現意願,年輕人不斷創新,彼此合作,領導世界科技與應用潮流;有弊處,有過多資產者、能力不足者、不努力者往往在生活方式上陷入不良循環,長期累積下造成相當嚴重的社會問題。
郝柏村參謀總長時代是臺灣和美國關係最好的時期,尤其是1979年美國政府倉促與中華民國斷交,與共產黨建立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美國官員與一般人民對臺灣頗覺歉意,可見美國人個性之善良正直,不願以大欺小,這個心理與情緒一直維持到今天。某個角度看,臺灣因禍得福,相對而言,大陸因福得禍。美國人的牛仔精神喜公開競爭對抗,往往口出惡言,甚至馬上就要動粗,歐洲人則很少如此,而中共高層以及一般中國人民面對美國人近年來的惡劣姿態時普遍不知如何「正常」反應,以爲雙方之後必須互相毀滅,這不是真實的情形,美國人在衝動後是可以講道理的。中國只要拿出一些領域中之真本事,比如COVID-19疫苗的研發進一步突破,在第三世界中實際地幫助弱勢國家建立基礎建設,長期留下來提供教育與訓練當地人的現代化知識與技能,甚至於進一步,提出互利新構想,讓南海相關國家以及臺灣海峽漸入安定等等,如此不只美國人,世人自會折服而且欽佩中國-筆者按)(待續)(龍城飛,原名楊雨亭,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