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既不神秘也不神聖的聖旨（一）
明武宗正德八年敕諭，首都博物館館藏（圖：時報出版提供）
歷史劇中，沒有什麼是一道聖旨不能擺平的，如果不行，那就兩道。玩笑歸玩笑，但在螢幕上，的確沒有什麼比聖旨更能代表皇權了：一聲「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無論朝臣還是百姓都必須層層疊疊地跪拜，待宣旨太監唸完「欽此」2字後，再用洪亮的聲音高喊一聲「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時代，代表皇帝旨意的聖旨的確能發揮「遇神殺神，遇佛殺佛」的作用，不過從法律角度來看，聖旨就是一份再正常不過的下行公文，將皇帝的命令傳達給特定的受衆罷了。聖旨既不神秘也不神聖，細品之下還有一絲「文山會海」的案牘氣，而至於其內容，放在當今的語境下，大致可以翻譯成「××皇帝關於××××一事的通知」吧……
做爲皇權在民間最常見的代表符號，聖旨一向是歷史劇的常客。鏡頭往往是這樣推開的：衣着華麗、表情嚴肅的宦官勒馬而立，風塵僕僕地緩緩打開一卷明黃色綢緞，用略顯尖銳的聲調莊嚴地念着「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眼前的臣工百姓層層疊疊跪拜，只待「欽此」二字念畢，齊聲高呼「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這些故事場景中，聖旨常扮演「扭轉乾坤」的角色，做爲王朝最強大的力量給予佞臣貪官致命一擊。這的確很符合人們對明君的期望以及對封建王權的想像，然而事實上，聖旨與尚方寶劍、龍頭鍘一樣，其大衆文化形象早已與歷史原型相去甚遠。做爲中國封建王朝級別最高的「公文」，聖旨背後雖然也有如「故劍情深」般的浪漫故事，但做爲君主命令下達的日常路徑，它所折射的畢竟是朝廷運轉機制的普通側面之一，而非大衆文化或是影劇中精心構建的傳說。
當然，這並不代表聖旨沒有屬於它的傳奇。
●「前聖旨時代」：君命文書的漫長演進
通俗而言，聖旨相對正規的稱呼爲「詔令」或「詔書」，可以理解爲君主向臣民發佈的下行文書，亦即君命文書。聖旨的歷史可回溯至宋元時期，詔書的歷史可回溯至秦朝時期，而君命文書的概念則更爲源遠流長，早在皇帝這一「職業」誕生之前就已經出現了。
《尚書》中的文體大致分爲「典、謨、訓、誥、誓、命」六種，其中誥爲君主的告諭，誓爲起兵命誓師文，命爲君主的命令，雖然這些尚不是規範文類的名稱，但可視爲君命文書的雛形。三代以降，不乏誥誓命的名篇：《尚書》中所謂「典謨訓誥」，特指〈堯典〉、〈大禹謨〉、〈湯誥〉、〈伊訓〉4篇，其中〈湯誥》即在此列。此外，如成湯興兵討伐夏桀時作的〈湯誓〉，周成王姬誦駕崩前下達的〈顧命〉等，均對後世君命文書的正式形成有很大影響。
清朝姚鼐《古文辭類纂》總結道：「詔令類者，原於《尚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衆，猶有賴焉。」在姚鼐眼中，雖然周朝已經隕落，但文誥依然以其「昭王制，肅強侯」的獨特魅力在王朝更迭中流傳於後世。至春秋戰國時期，國君發佈命令的文書被稱爲令、命，這是君命文書得名之始。秦朝統一後，在「天子自稱曰朕」的同時改命爲制，令爲詔，君命文書從此有了法定名稱。
但秦始皇嬴政所用的「詔」字並非首創。周文王姬昌曾下達〈詔牧〉、〈詔太子發〉，前者主要內容爲鼓勵農耕，類似後世的勸農詔；而後者則是對周武王姬發的教育和訓導。後世有學者將這兩份「詔」視爲詔書的濫觴。從君命文書「自覺性」的角度來看，〈詔牧〉、〈詔太子發〉雖有詔之名，但未如秦朝一樣強調其專屬性與至高性，故「詔起秦時」一說並非完全基於詔書之名，更在於詔書之實。
漢承秦制，繼續沿用制、詔，又增加策、戒兩種，由此形成了君命文書的四大種類，如《後漢書‧光武帝紀》注云：「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敕。」其中冊封罷免諸侯王及三公、回覆臣僚均用策，東漢末年將冊封罷免諸侯王及三公的文書改爲冊；戒也可稱爲誡、戒書、戒敕等，用於告誡地方官員。
漢朝的君命文書制度經歷三國、兩晉、南北朝一直延續，直到隋朝依然以制、詔、冊、敕爲四品，這裡的敕即戒敕的省文。制用於制定法律政策，詔用於發佈重要政令，冊用於冊封王公貴族，敕用於處理日常政務──這一分工中，不難看出詔的皇權色彩已經相對厚重。
唐朝承襲隋制之餘，又增加誥、御劄、榜等，詔書依然用於發佈重要政令。唐朝向全國臣民發佈的詔令要求各地方出榜張掛，故又稱爲榜，宋承唐制，稱爲敕榜。金、元兩朝在唐、宋舊制的基礎上又大有增設，其中金朝皇帝發佈的君命文書種類繁多，有詔、制、冊、敕、諭、誥、令、旨、宣、祝文、祭文、鐵券文等。元朝，「聖旨」的名稱終於正式出現。
元朝《經世大典‧序錄》記載：「古者典、謨、訓、誥、誓、命之文，或出於一時帝王之言，或出於史臣之所脩潤，其來尚矣。國朝以國語訓敕者，曰聖旨；史臣代言者，曰詔書。」
《經世大典》僅存〈序錄〉，之後列着的君命文書已不可考，但從〈序錄〉的隻言片語可以清晰得知，元朝的聖旨以蒙古文記錄，詔書則由翰林國史院用漢文起草代皇帝言。後世有學者以文法區分元朝的聖旨與詔書：其中白話者爲聖旨，文言者爲詔書。這倒也情有可原：聖旨初稿以蒙古文書寫，譯成漢文後並不求語句典雅；而詔書本爲漢族官員書寫，落筆自然古韻森森。
以元朝的視角來看，聖旨即「白話詔書」，詔書即「文言聖旨」──元朝統治者當然不會想到，這樣一個少了風雅莊重的「俗稱」，居然會成爲後人眼中皇權最具標識性的符號。
【未完待續】
本文節選自《罪與罰，誰說了算？──從古文物看見歷代律法的模樣》，作者：江隱龍，出版社：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