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既不神秘也不神聖的聖旨（二）

嘉義市徐人鄉祖先收藏的清光緒聖旨，長達一丈。（中時檔案照）

經過從三代到元朝二十餘個王朝的承襲，「聖旨」終於陰錯陽差地在元朝正式登上歷史舞臺。元朝因蒙古文與漢文難以兼顧，遂將詔書與聖旨二分；明朝做爲漢族統治的王朝無須做此區分，而清朝君命文書以滿文和漢文合璧書寫，故以「聖旨」一詞特指「白話詔書」在明、清兩朝已經沒有實際意義。聖旨依然存在，只是在歲月流逝中具有了新的含義。

明、清兩朝的君命文書在繼承前朝各文體的基礎上又有所創設，其種類趨於大成，大致分爲制、詔、冊、誥、誥命、敕、敕書、敕命、聖旨、諭旨等，其中聖旨指皇帝未經擬稿，直接命太監各衙門傳達的君命──這「口頭詔書」的功能在清朝漸漸被諭旨類文書取代。

除聖旨與諭旨外，制用於宣佈祭祀天地、立太子等重大禮節性活動；詔一般用於向天下臣民發佈重大事項；冊、誥命、敕命用於覃恩封贈，其中王公貴族用冊，五品及以上官員用誥命，六品及以下官員用敕命；誥用於頒佈皇太后遺命；敕用於指揮日常政務；敕書用於標明地方官員的權力與職責。

民間流傳的明朝君命文書大多是以「奉天承運皇帝敕曰」爲開頭的敕命。如前所述，敕命用於六品及以下官員的覃恩封贈，這些文書授予受封者後通常被妥善保管，敕命上的文字甚至會被刻碑以作紀念，故敕命雖然未必是君命文書中最重要的文體，但距離民間最近，自然最容易被尋常百姓所知。

君命文書在清朝又有了極具特色的演進，便是上諭的出現。上諭主要用於發佈日常政令，雍正之前通常由內閣大學士或南書房的侍臣撰擬，軍機處設立後由軍機處大臣、軍機章京撰擬。上諭又稱諭旨，可細分爲諭與旨，其中皇帝主動下達者爲諭，應大臣奏請而發佈者爲旨，若這種旨需要宣示中外，則被歸入諭的範圍。

上諭又可細分爲硃諭、明發上諭與廷寄。硃諭由皇帝親自執筆或由內閣大學士起草並經皇帝審改；明發上諭由內閣公開擬發，通常會傳達至各地，與宋朝敕榜相似；廷寄則是密旨，其內容不得公開，由軍機處密封后經兵部捷報處飛馬速遞至承接者親啓，故存世極少，殊爲珍貴。

經過十幾個朝代的發展，君命文書在明、清時期早非漢朝「策制詔戒」四種文體所能涵蓋，其複雜程度就連官員都未必能盡知，更何況百姓。如《明會典》所載：「朝廷頒命四方，有詔書，有赦書，有敕符、丹符，有制諭、手詔。」而清朝編纂《明史‧職官志》所載「凡上之達下，曰詔，曰誥，曰制，曰冊文，曰諭，曰書，曰符，曰令，曰檄」一句，便將明朝常用的敕遺漏。雖兩種古籍不能簡單對比，但也體現了君命文書種類的多樣化。

更進一步地說，歷代王朝對君命文書雖多有微調，但所用名稱不外乎詔、誥、制、冊、敕等，一種文體在此朝爲一含義，在彼朝又變成另一含義，其變化多端不亞於各朝官職。與此同時，聖旨做爲正式的君命文書，其歷史相對較短，故而民間所謂的聖旨均無法定義爲元朝的「白話詔書」或是明朝的「口頭詔書」，而更適合認定爲皇帝或以皇帝名義頒發的各類君命文書的總稱。唯有將通俗意義上的聖旨視爲君命文書整體的代名詞，才能涵蓋自三代──至少是自秦朝以降的各種「聖旨類文書」。

●「天下第一公文」的面子與裡子

無論聖旨的歷史在後世引發多少誤讀，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就是聖旨「天下第一公文」的地位不容置疑，這種尊榮直接體現到聖旨的形制上。

清朝聖旨多爲朝廷監製，江寧織造府製成。以最常見的誥命和敕命爲例，誥命有三色、五色、七色之分，文以「奉天誥命」爲始；敕命用純白綾織成，文以「奉天敕命」爲始。誥命、敕命均爲卷軸式，以升降龍盤繞，內容以漢文和滿文合璧書寫。聖旨圖案、材質以受封者地位不同而有所區別：一品以下官員不分文武均爲祥雲錦面；一品文官誥命圖案爲鶴錦面，武官爲獅錦面，俱用玉軸；二品用黑犀牛角軸；三品用貼金軸；四品及以下用黑牛角軸。

與元朝聖旨用蒙古文、詔書用漢文不同，清朝聖旨兼用滿文和漢文，其中漢文行款從右向左，滿文行款從左向右，合於中幅書寫日期。誥命、敕命均由翰林院撰擬，經內閣大學士奏定後，再按品級填發，由庶起士書寫。若遇襲封，每襲一次都要在原給的誥命、敕命之後增寫。

誥命、敕命承載着浩蕩皇恩，受封者與襲封者自然會妥善保管。事實上，清朝針對聖旨的保管制定了嚴格的規定：受封人務必小心珍藏，如偶遇水、火、盜毀失者，經申請覆議，尚准許重新補給。若因收藏保管不善，導致蟲蛀、損傷或潮溼破壞污染者，便要罰俸六個月；若是直接丟失或家道中落將聖旨典當，被發現則革去官職。在嚴苛的律令下，受封人自然不敢大意。

如果將聖旨的形制視爲其「面子」，聖旨的內容就是「裡子」。大多數君命文書的內容與形式都相當固定，誥命、敕命更是典型的公牘文體，故雖多出於才子之手，但其創作餘地非常有限。從明、清兩朝的誥命、敕命來看，其字體均爲端莊的館閣體，幾近於印刷，行文精悍洗練。

詔書涉及的內容相對駁雜，故而能給書寫者較大的創作空間。從宏觀的歷史視角來看，能夠大致品味出「天下第一公文」的文風演變過程。自秦漢以降，詔書大體沿着從散體轉向駢體、從古樸轉向雅麗的方向發展。漢朝詔書多以散體行文；崇尚駢儷的六朝，詔書的文風漸漸變得「錯彩鏤金」；而唐、宋兩朝駢散相間，各有其趣。從這個角度來看，詔書的文風與王朝的氣質相互呼應，如漢朝詔書的雍容不迫、宋朝詔書的巧不傷雅，均爲後人所稱道。

詔書文風的演化自然有文人雅士斟酌評判，但聖旨中最有名的章句，勢必要數「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的「開場白」。那麼，這8個字又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詔書的開頭語自古並無定製，魏晉南北朝時期多以「應天順時，受茲明命」開頭。唐朝詔書一般由門下省審覈頒發，故多以「門下」開頭，也有用「朕紹膺駿命」或「朕膺昊天之眷命」等句。直到元朝時，聖旨（此指白話聖旨）的開頭變成了「長生天氣力裡、大福廕護助裡、皇帝聖旨」。

元朝聖旨以蒙古文爲藍本，「長生天氣力裡、大福廕護助裡、皇帝聖旨」這幾個字就是翻譯成漢文時的「傑作」。做爲君命文書的開頭語，這樣的文字顯然不雅，於是在漢人的潤色下漸漸被譯成「上天眷命，皇帝聖旨」8個字。元朝徐元瑞《吏學指南‧發端》更有解釋：「欽惟聖朝，受天明命，肇造區夏，故曰上天眷命。詔敕之首，表而出之。」

明朝承襲元制，但明太祖朱元璋不滿「上天眷命」4字的張揚，改爲「奉天承運」。如《明太祖實錄》所載：「上以元時詔書首語必曰『上天眷命』，其意謂天之眷佑人君，故能若此，未盡謙卑奉順之意，命易爲『奉天承運』。庶見人主奉若天命，言動皆奉天而行，非敢自專也。」

朱元璋之語是託詞還是真意已不得而知，不過「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的斷句卻在後世引發了爭議。究竟是該讀「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還是「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呢？從歷史上來看，「詔曰」2字自漢朝以降便出現於君命文書之中，而明朝皇帝又有「奉天承運皇帝」之稱，故而採用「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一說有其邏輯。然而，明朝承襲元制，元朝聖旨的開頭語正是「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朱元璋親自將「上天眷命」改爲「奉天承運」，故而採用「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一說亦符合語境。因此，這一爭議孰對孰錯，還需要研究更多史料方能解答……

聖旨在大衆文化中是古代皇權最直接的象徵物，故而其定義只能從大衆文化的角度進行重塑。中國歷史悠久，王朝更迭頻繁，君命文書的文體與定義過於複雜，將聖旨做爲大衆文化意義上君命文書的代名詞，未嘗不是一個取巧的方式。如何劃分嚴肅歷史與大衆文化的界限？聖旨在此出了一道難題。不過，這一切並不影響有心人去探索追尋聖旨背後林林總總的故事。

【本系列完】

本文節選自《罪與罰，誰說了算？──從古文物看見歷代律法的模樣》，作者：江隱龍，出版社：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