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縱即逝的《星火》雜誌：1960年中國學生對大饑荒的憤怒呼喊
《星火》總共只有八頁，全部是手寫的，既沒有照片也沒有插圖，製作看來十分簡陋。但裡面的文章全部正中中國過去與當下專制政治的要害。左爲《星火》雜誌，右爲中國「大躍進」期間的遊行。 圖／中國民間檔案館、維基共享
天水市東南郊有一條商店街，它有個不搭調的浪漫名字，名爲「馬跑泉」，也叫「馬刨泉」。二十世紀中葉，一場激烈的鬥爭在馬跑泉上演，那是一場共產黨建政初期的極權統治鬥爭。當那場鬥爭於一九五○年代發動時，天水卻仍停留在歷史中，黃土高坡上溪水潺潺，點綴在溪邊田野的神龕有的供奉神仙，有的供奉本地名門望族的祖先——好一幅田野、農民、廟宇與傳統並茂，千百年不變的中國風情畫。
▌本文爲《星火: 中國地下歷史學家與他們的未來之戰》（八旗，2024）書摘
但事實是，地方社會正慘遭撕裂。毛澤東的暴力革命褻瀆、荒廢了廟宇。原本農民還能擁有小片土地，但現在所有土地盡皆收歸國有。明眼人一望可知，出現在天水的新建築無非昭示當局爲所欲爲的大權罷了。
其中一棟是地方黨部辦公室，負責將北京的命令分發到村裡。另一棟是拖拉機車棚，這是黨要將農村生活現代化的第一項保證。馬跑村只有一輛拖拉機，農民得共享。在過去，宗教生活是天水人生活的核心，但如今科學成了新的神祇，而科學與它的守護者共產黨成了天水人的中心。
張春元是這輛拖拉機的管理人。張春元是韓戰退伍老兵，負傷後接受修護、駕駛軍車的訓練。在天水這類窮鄉僻壤，懂得維修車輛的人寥寥無幾，地方領導慶幸能有他這號人物相助，要他負責監管這輛拖拉機。張春元不僅負責養護維修，還得替地方農民駕駛這輛拖拉機，因爲沒有人會開它。
但張春元的技巧掩不住他是社會棄民的事實。他曾是立功授勳的軍人，曾是大學生，這些資歷似乎無懈可擊。但他所以來到馬跑泉，是因爲他曾在反右傾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分子。
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之後，於1957年發起的大型政治運動「反右運動」，圖爲同年中國國慶遊行中羣衆隊列組成「把反右派鬥爭進行到底」標語經過天安門廣場。 圖／維基共享
一九五八年五月，他與另外四十位蘭州大學師生一起被下放到這裡。他們都因響應黨的號召，針對他們認爲可以解決的問題提出建設性批判而獲罪。好幾百萬人在反右傾運動中被捕、坐監，遭到折磨與流放。
就在一九五九年春暖花開時節，張春元等人被下放到天水勞動。師生分爲兩組，一組送往更偏西的武山縣，張春元與其他二十幾人分到了馬跑泉，幹着種田或照顧羊羣的活。一九五九年大饑荒爆發時，張春元等人親歷當時種種慘狀。他們仗着年輕力壯，還能禁得起捱餓，但目睹老弱與幼兒緩緩死去。
同時也因爲中國人敬愛讀書人，師生們得以倖免大饑荒最毒的侵害。甚至在饑荒壓境的情況下，地方幹部也知道這羣年輕人的知識遠超在地民衆，有人於是建議辦個「開放大學」，利用這些下放青年教地方農民認字。就這樣，這羣年輕人得以免除苦役，能在拖拉機車棚邊的黨辦公室準備教材。他們有了難得機會，可以讀到全國性報紙，可以追蹤那一件件夢魘似的災難事件，看着它們帶來大饑荒，看着它們一路走向毀滅。
一九五九年八月，他們讀到有關河南農作收成破紀錄等等奇蹟般的報導，知道這根本是憑空捏造。其中一位學生譚蟬雪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糧食產量吹上了天，可百姓的肚子卻餓成扁的，農民生活在一個荒涼飢餓的世界。樹皮扒光了，野菜也挖淨了。」
很快地，學生們開始見證人吃人的慘劇。在上山找完野菜根的下山途中，譚蟬雪與她的同學看到一羣人圍着一名男子，這名男子正在賣肉包，這簡直是奇蹟！「第二天，我聽說有人在包子裡發現一片指甲。我的心顫抖。我的天！」
有一名老人失蹤了，人們後來在地庫中找到他大卸八塊、掛在肉鉤上的遺骸。譚蟬雪發現，有三種人可以存活：一種是官員，可以用權力取得食物；一種是能偷能搶的聰明人；還有一種是往西逃進新疆綠洲的人，那裡地處中國與突厥民族邊陲，還有穀物與水果。
左爲張春元（1960年被捕，遭判無期徒刑，1970年遭處決），右爲中年之後的譚蟬雪（1960年被捕，遭判14年徒刑）。 圖／勞改研究基金會
張春元思考着許多這類議題。譚蟬雪與他談到她住的那一家人那位老農婦的事。一天夜裡，老農婦餓得哭醒，問農民究竟犯了什麼錯。他們過去支持共產黨革命，但現在共產黨要餓死他們。爲什麼？
譚蟬雪問張春元，他們應該怎麼做。張說他們不能不採取行動。就算是經過層層關卡、傳到這處偏鄉小鎮的報導也已說明，這場饑荒不僅止於天水或附近地區而已。這是一場全國性大災難。他們一定得做些什麼才行。誠如另一位學生向承鑑所說：
「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
在更靠東方、人口較稠密的地區，學生們或許不可能有一處像張春元的拖拉機站那樣的聚會所。但天水是窮鄉僻壤，而且學生由於在開放大學工作，有了聚會與在附近地區旅行的藉口。他們發現，這種面對面的聚會至關重要。
到一九五九年五月，這羣人開始討論如何將共產黨趕出中國，或至少要將造成這場大饑荒的現有領導班子趕下臺。張春元說，他們有兩個選項：由上而下的政變，或由下而上的革命。第二個選項似乎不可能，於是他們希望毛澤東一夥人中能有人採取行動。
事實上，當時在北京，真的有人這樣計劃。就在那年夏天，中共戰功最彪炳的軍頭彭德懷向毛澤東發難，但毛澤東在廬山山頂召開關鍵性會議，整肅了彭德懷，毛澤東變本加厲推動他的經濟政策，大饑荒情勢因此更加一發不可收拾。
彭德懷垮臺的消息公開後，這羣學生知道他們必須行動：如果就連頂尖將領都能因言獲罪，慘遭整肅，發動草根行動就是唯一的希望。他們認爲，最有可能的成功之道就是發表文章，公開大饑荒的真實狀況，與更多人共享理念，促使官員睜眼看清鄉間慘狀。慢慢地，他們開始想到出版一本刊物。
直到一首詩出現之前，他們的行動計劃構想始終很模糊。寫這首詩的人是北京大學學生林昭。林昭原本在北京讀書，之後因爲替她遭到迫害的友人辯護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她的詩激勵了張春元等人，讓他們發現文字可以讓人們起而行。
1959年時的林昭（1968年遭處決）。 圖／維基共享
像張春元一樣，與衆多青年學生相比，林昭的經驗也更豐富。在共產黨一九四九年建政後不久，林昭曾爲共產黨擔任宣傳工作。那段時間，她遵行他們的暴力政策，參與土地改革，讓幾十萬、幾百萬地主送命。
但隨着時間不斷推移，她發現共產黨建立的不是烏托邦，而是一個緊密控制的獨裁政權。在共產黨赤化以前的中國，還是個年輕女孩的林昭曾念過基督教衛理公會女校，現在她重拾信仰，嘗試用藝術表現她不受黨控制的獨立性。當友人被捕時，她寫了一首詩：
真理的力量
絕不在於
維護真理者
林昭之後寫了一篇全長二百四十句名爲〈海鷗之歌〉的詩，在友人間傳閱。其中一位友人是天水這羣學生的姐妹。她把這首詩的抄本寄給這羣下放學生。林昭的大膽形象與毫不掩飾的政治訊息讓這羣學生動容。這首詩講述一艘載運犯人船的故事。而這羣犯人的罪名是追求自由。
自由！我的心叫道：自由！
充滿它的是對於自由的想望……
像瀕於窒息的人呼求空氣，
像即將渴死的人奔赴水漿。
張春元決定他必須與這首詩的作者見面。林昭在北京被捕後，由於慢性肺結核惡化，開始吐血而獲釋。林昭搬回了她華東的蘇州老家，立即遭到當局嚴密監控。但張春元又一次冒着奇險，用僞造的假文件搭乘幾天火車，與林昭會了面。林昭籲請張春元不要翻印她的詩，因爲她知道這樣做會讓那羣學生以及任何讀這些詩的人涉險。
1957年底至1960年代初的中國「大躍進」期間的失敗政策，左爲人民公社、右爲土法煉鋼。其後，中國迎來大饑荒。 圖／維基共享
但之後，張春元讀了林昭的第二首長詩、三百六十八句的〈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這首詩以基督般的意念，反映林昭內心深處的基督教信仰。它描述宙斯與普羅米修斯的一場邂逅。普羅米修斯當時因私下將火授予人類，而遭宙斯用鏈鎖在一塊岩石上。宙斯解釋說，普羅米修斯必須受罰，因爲絕不能讓人類擁有像火這樣重要的工具。
不過是這樣，普羅米修斯，
我們不願人間留半點火星，
火只該供天神焚香燔食，
哪能夠給賤民取暖照明！
張春元說服林昭，讓他們發表這首詩，並決定刊在他們的新雜誌創刊號上。
來自北京的學生也交給他一些材料，其中談到南斯拉夫共產黨正嘗試容許資本主義式的獎勵措施，推動一種混合式社會主義（共產黨直到二十年後才實施）。張春元決定將這些材料，連同他本人與羣組其他成員寫的幾篇文章，一起發表在創刊號上。
這份刊物需要個名字。他們很快根據成語「星火燎原」，爲刊物取名「星火」。由於毛澤東也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上使用過，這個成語在中國家喻戶曉。
1961年的毛澤東，正在閱報。 圖／維基共享
羣組中兩位學生，物理系的苗慶久與化學系學生向承鑑負責《星火》的印刷。兩人曾在武山西郊一間硫酸廠工作，廠裡有一部他們偶爾可以使用的老油印機。兩人在硫酸廠的工作還包括培養細菌，製作肥料，而這項工作需要一處密閉空間。這使兩人得以藉口培養細菌，帶着那部老油印機關在密室裡工作。
兩人在一九六○年一月用了八個晚上徒手刻寫鋼板，因爲他們沒有排字或其他設備可資運用。不過這項過程進度太慢。苗慶久與向承鑑不能總把工作間的門關着，但開了門又會泄漏秘密。
張春元一如既往，想出解決辦法。他的拖拉機棚裡有一顆舊馬達。他把馬達交給苗向兩人，苗向兩人再將馬達廉價賣給他們工作的廠，然後用賣得的錢買了一部二手油印機。他們把油印機藏在顧雁家裡。顧雁是物理系研究生，住在張春元家附近。除了刻寫文章以外，還畫了《星火》的標誌：一支燃着火焰的火炬。最終他們印了三十本雜誌，《星火》誕生了。
《星火》總共只有八頁，全部是手寫的，既沒有照片也沒有插圖，製作看來十分簡陋。但裡面的文章全部正中中國過去與當下專制政治的要害。顧雁寫的發刊詞刊在《星火》首頁，標題是「放棄幻想，準備戰鬥！」其中提出之後幾十年間人們不斷提出的許多問題：
文中指出，所以如此的一個關鍵問題在於「偶像崇拜」，這是指圍繞在毛澤東四周的個人崇拜。但也指出其他更廣的問題，例如政府權力毫無節制：「這也是政治寡頭們狂妄自大、指鹿爲馬、一味倒行逆施的結果。如果這樣的獨裁統治硬要稱做社會主義，應該是一種由政治寡頭壟斷的國家社會主義，與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屬於同一類型，與真正的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點。」
爲什麼曾經是進步的共產黨執政不到十年，就變得如此腐化反動？所以如此的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在於「偶像崇拜」，這是指圍繞在毛澤東四周的個人崇拜。圖爲1959年，中國共產黨建國10週年國慶，寧夏回族自治區首府銀川遊行標語歌頌毛澤東和人民公社。 圖／維基共享
張春元也寫了篇文章討論大饑荒，標題爲「糧食問題」。他指責中國共產黨剝削農民：「當今的統治者和歷史上任何統治者一樣，利用農民革命爬上了天安門，登上了寶座。」之後，「一隻手接過農民所賜予的王冠，另一隻手卻狠狠一拳，把農民打倒在地，踐踏在腳下。」在另一篇文章中，張春元指出，沒有土地所有權是農民面對的關鍵問題。
幾個月後，這羣學生再次集會，決定讓《星火》定期出刊。要將雜誌寄往學生們有人脈關係的北京、上海、武漢、廣州、西安等五個大城的高級官員。他們開始寫更多文章，包括張春元剖析農民如何失去財產的〈論人民公社〉，以及向承鑑抨擊高官的〈告全國人民書〉。
林昭的〈海鷗之歌〉也在創刊號中與張春元的〈論人民公社〉一起發表。在思考《星火》的刻板與發行等後勤問題的同時，學生們先印了三百份〈論人民公社〉，因爲這篇文章分析大饑荒成因，特別重要。他們的構想是先將這篇文章寄出去，然後再寄整份刊物。
隨着《星火》第二期發刊日期接近，學生們開始討論下一步怎麼走的問題。他們決定，需要以有組織、有條理的方式，將訴求擴展到下放學生小圈圈以外的地方。
《星火》僅僅存活一年就被捻滅了，其存在過的歷史遭到隱匿和改寫，中國共產黨繼續倒行逆施、繼續領導人的個人崇拜。《星火》消失數年之後，毛澤東發起了文化大革命，圖爲文革期間，上海復旦大學牆上尊崇毛澤東的文字。 圖／維基共享
《星火：中國地下歷史學家與他們的未來之戰》
作者：張彥（Ian Johnson）
譯者：林瑞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4/06/05
內容簡介：在傳統中國，歷史詮釋是各方角力的戰場，對政權的權力合法性至關重要，新王朝會爲前朝修史，證明自己有權取得「天命」，施行統治。而到了當代中國，中國共產黨也繼承了老祖先的「美德」，爲了穩固政權，他們會不惜竄改歷史，粉飾過錯、隱蔽事實來美化自己的統治。然而，有本在1960年誕生於中國西北鄉間勞改營的雜誌《星火》，改變了這一切。當時，中國正值人謀不臧引起的大饑荒，全國各地有千萬人死亡，但訊息卻沒辦法讓多數人知曉。有羣下鄉的大學生成了少數知情的人們。他們腦袋中有知識、手中有筆、懷中有惻隱之心，因而創辦了《星火》雜誌。《星火》雜誌的創刊號僅有少少的八頁，沒有照片和插圖，但字字句句都喊出他們的不平與怒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