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騙局 | 砸了12萬學費,離高薪“諮詢師”還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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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爲“人間騙局”連載第63期。

1

我在父母眼中一向“不務正業”。大學畢業後,我輾轉多個城市,工作經常換,感情常失敗。因此,自小就喜歡玄學、學過占卜、略懂“批命”的我,便熱衷於尋找一個個“爲什麼不順心”的答案。

2011年,年過而立的我再次情場慘敗。父母催婚,遇人不淑,雙重的壓力下,我身心疲憊,納悶自己爲什麼總是這麼倒黴。我想起了朋友介紹的“W身心靈科學研究機構”。W機構來自寶島臺灣,是一個以“特定的心理技術”幫助人們清除煩惱的地方。朋友說這是心理諮詢,我自然地也認爲是了。

我花了4500元諮詢費,飛到上海接受了一次爲期兩天的心理諮詢。在諮詢師面前,我毫無顧忌地狂哭和痛罵了兩天,哭得眼睛紅腫還發燙,甚至一度擔心自己會哭瞎。事實證明,對我這種壓抑型的人,哭是有效的,宣泄之後,我感覺輕鬆了很多,也記住了這個機構。但上海太遠,就此打住。

沒想到,次年W機構在我所在的城市開辦了工作室。想起第一次諮詢的良好效果,我懷着繼續瞭解的興趣,又去了那裡。

這次去了我才知道,他們不僅掛牌搞心理諮詢,而且還有教育培訓的資質,既有自成體系的“心理技術”(類似於當時正漸漸風靡國內的“心靈成長”一系),還有成套的培訓課程(自稱源於佛學的某個流派)。除了提供1對1諮詢、定期舉辦沙龍活動,還開班招收學員

我是個實用主義者,沒有深究這些都是什麼、不是什麼,“有用”就行了。

“煩惱、困頓、不幸,都來源於‘心識’的‘創化’。心靈的淨化與成長是獲得人生幸福的鑰匙,想要過得好,必要先清除心靈障礙。”

事業財富的挫折常常因爲與父親的關係失衡,情感關係的失敗往往來源於和母親的惡劣相處。”

……

參加了幾次活動,我聽到了不少類似以上這些“概念”。雖然用理性來度量,這些話都毫無邏輯可言,但熱衷玄學的我當時卻覺得頗有道理——畢竟我媽時常數落我,不務正業、好高騖遠……爸媽從小就管制我,“必須如何,不能如何”,尤其是我媽。我想,難怪自己的感情不順,可算是找到“根源”了。

第一次在活動中分享被催婚的煩惱,林妙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親愛的,你沒有錯。”

林妙是工作室的負責人。她的聲音溫柔而動聽,充滿了理解和關懷,好像體貼和藹的姐姐。熱烈的掌聲適時地響起,那一刻我心裡溢滿了感動,覺得自己有幸找到了一個溫暖有愛的團體,很有歸宿感。

接下來,我更加頻繁地參加活動,認識了很多人,聽到了更多別人的故事。我驚訝地發現,無論是外遇、離婚、親子問題,還是負債、事業瓶頸……原來都會牽扯到原生家庭的問題。這些問題裡,經常有一個嘮叨而專制的媽媽,咆哮的或者老好人的爸爸。我漸漸接受了一個概念:我和我爸都是被我媽管制的,原生家庭是我一切不痛快的根源。釐清與父母的關係,是破解人生困境的“捷徑”。

找到了獲得幸福的鑰匙,我丟下了恨嫁的煩惱,轉而專心地“解剖”自己,“刨根問底”原生家庭。但身爲子女,要想徹底搞明白與父母的“恩怨”,堪比系統工程。剖析越多,我的問題就越多。問題越多,我就越依賴工作室。

每逢想不通時,我就去工作室傾訴。傾聽的對象有時是林妙,有時是她的諮詢顧問。他們總是靜靜地聽完,安慰我幾句,再建議我做“1對1”。大多數時候,我都會掏錢——一次性購買1對1諮詢服務不能少於10小時優惠價400元/小時。

工作室也在大力地推廣培訓課程,並宣傳:學習心理技術,不但能用於自我療愈,還可以幫助別人。只要報名上課,“1對1”就可以享受優惠價。林妙說,W機構的大陸總部正飛速擴張,缺少諮詢師。諮詢師與W機構是“合作”關係,而非僱傭,可以在平臺旗下的各個分支工作。機構平臺負責銷售,諮詢師負責提供專業服務。據說,諮詢師與機構平臺是五五分成——當時,我們這個城市的工作室每個月都有一位諮詢師駐留,月收入二三萬不是問題。

看着工作室裡人來人往,我相信了諮詢師的高收入。但是,要成爲諮詢師,必須學完初級班中級班,並通過指定的“技術考覈”。通過考覈後,可以選擇自己開業,也可以選擇與W機構簽約——他們承諾爲參加考試的學員提供了一份保底的offer。這樣一份零門檻、培訓包就業的高薪工作,有錢有趣有自由,比當個社畜有意思多了,我心裡生出了一絲豔羨,盤算着多學點東西,多準備一條後路,就報名上了課。

到了2013年底,我合計花了2萬6千元學費。課程的內容讓我大開眼界:業力、種子、心識創化、時間空間、量子科學、佛學……處處是玄學,有點像科幻,又能自圓其說,似乎是自成一派的“科學”。

外婆常年燒香拜佛,我見怪不怪,懶得深究這些內容是科學還是玄學,而且,即便上了課,我依舊經常去做“1對1”。

2

在一心一意地“自我救贖”中,我於2014年的一次活動裡認識了丁琳

丁琳是全職寶媽,當時丈夫與她在鬧離婚。她不想離婚,又沒法挽回丈夫,就來到工作室諮詢,希圖通過改變自己來挽救婚姻。我和丁琳都有個嘮叨的媽媽,同病相憐,很快就熟絡起來。

還沒等我關心丁琳的“追夫計劃”執行得如何,一場突如其來的人事變動先給了我當頭一棒。

我在一家保險公司做行政,負責廣告、接待的各項雜活。工作相當繁雜,加班常見,加班費卻不見。即便如此,我依舊十分賣力,每年的績效考評都是優秀。人總是有野心的,日子長了,我很想晉升經理。然而,當新經理走馬上任,我的升職夢就破滅了。

無休止的加班、全力以赴的勤奮,卻沒有得到公司的半點認可,我覺得自己就是個笑話。想不通自己爲什麼出局,我焦躁如同困獸。得知我遭遇職場滑鐵盧,林妙提議我做“1對1”。然而,在現實的困境面前,一切安慰都失效了。我鮮少地冷冷質問:“能讓我升職嗎?”

我沒有尋求心理安慰,卻坐在家裡反覆回想工作裡的點點滴滴,然後,積壓的疑惑,無解的怨恨,變成了前所未有的憤怒——老孃不伺候了!我把一紙辭職信擱在了經理的辦公桌上。然後,轉到銷售團隊,幹起了保險銷售,發誓要籤大單、賺大錢,揚眉吐氣。

憤怒中做出的決定,百分百都是錯的。這句老話詮釋了我的銷售生涯。保險銷售節奏快,要求高。業績月月清零,不斷開會,督導,催單……天天打雞血就算了,最讓我反感的是,公司鼓動我們無底線地“開發”親朋好友,併爲了簽單誇大收益、淡化風險。

憋着一口氣,我咬牙堅持,勉強在持續的滾動淘汰中存活了下來。被工作攪得焦頭爛額,我許久沒有再去W機構。

有一天,我突然看見林妙在羣裡猛發紅包,全場歡呼雀躍——他們在慶賀本市考出來一位諮詢師。想起那個溫暖有愛的團隊,對比眼前唯利是圖的工作、心照不宣的謊言,我嘆了口氣。

晚上,我去參加了新諮詢師的晉升見面會。工作室的氛圍一如既往的溫暖和睦,得知我離職,林妙說:“你可以來我這裡當諮詢顧問。”諮詢顧問就是幹雜活,兼職銷售,我打心眼裡沒興趣。見狀,她話鋒一轉:“你也可以考諮詢師。”

分支機構已經發展到40多個,諮詢師真的很缺。國內人多,市場前景廣闊。1年多來,我們這裡已經有兩位學員成功簽約,目前還有四五個學員在考。”

聽着林妙的話,我不禁想起曾經見過的那些諮詢師。他們有閒有錢,可以全國就業,順便旅遊,而且不用說昧心的話,還能幫助別人。心裡對比着,我忍不住問:“一般要考多少次?”

“厲害的學員四五期就能考出來。簽約後,總部會派駐你到各個分支,你也可以自己申請,比如上海、北京,全國的機構都可以去。”講解一番,林妙又說,“但現在沒有名額了,你想去也要等。”

我吃了一驚:“那麼多人?”

“很多人考的。在線報名,先到先得,公平公正,我也不能走後門。”

一聽這麼多人踊躍參加,我的興趣更大了。幾天後,我見到丁琳,才知道她也正在考諮詢師。得知我的新計劃,她表示支持,還把考覈內容、住宿交通、報名技巧講了一遍。

“你考試的感覺如何?”

“很好啊。”

“那你,和你老公如何了?”

她頓了一下:“暫時不鬧離婚了,先冷着吧。等我考出來,一個月掙三四萬,老孃就找個小白臉,懶得睬他!”

丁琳告訴我,一年多來,她百般努力都無效,看似婚姻很難挽回了,她必須要找一個經濟來源。她之前只幹過不長不短的零散工作,沒有職場經驗的沉澱,“W機構的諮詢師考試沒有門檻,不要求性別、年齡、學歷、工作經驗,而且有錢有閒,還能助人爲樂,正是最好的選擇”。

聽着她的看法,我更加動心。職場的險惡我受夠了,既然有機會換跑道,爲何不呢?自助、助人、掙錢,一舉三得。我就這樣從保險隊伍裡脫落了,毫無不捨,更不遺憾。

3

2016年4月,我來到廣州,參加第一次諮詢師考試。

要成爲諮詢師,必須拿到8個學分。每一期11天,考試10天,休息1天。每個學員有10次考試機會。每次考試結束,老師都會針對性的指導、點評和答疑,算得上是邊學習邊考試。因此,“考試費”也叫“學費”。

第一期學費1萬1,第二期以及之後,學費8千,都不含食宿。住宿由機構安排,可選多人間,也可選單人間,價格不一。吃飯自行解決。算上往返的交通、食宿費用,每一期的開支基本是1萬以上。

考試開始前,學員按照考取學分的多少進行分組,一組6人。每期考試分組3次,每個學員都可能遇到3位不同的老師,3組不一樣的同學

考試採用的是現場模擬:一個學員充當諮詢“個案”,一個學員做諮詢師,當着老師的面展示諮詢過程。每人每天做1次諮詢師,“個案”由抽籤決定。合格標準沒有明確量化指標,由老師具體掌握——也就是說,考試通過與否,都是老師說了算。每一位老師都有自己的風格,因此,對於考試的難度,不同的學員感受是不一樣的。每一期考試,“高能學員”可能考得2到3分,也有人1分都拿不到。

即便價格不菲,難易程度無從把握,伴隨着W機構在全國的擴張,想成爲諮詢師的人也是相當多。我參加的這一期考試約莫有80個學員。我作爲小白,與5個小白同學分在一組。

第一天,A老師溫和地講解了一遍考試規則,然後聲明:“爲了讓你們更好的適應,前6天學員不換組,只換老師。”接着,抽籤決定了上場順序,開始考試。第一位同學考完,A老師耐心細緻地點評一番,還鼓勵了幾句,毫無半點責難和打壓,讓我感覺很舒服。

愉快的上午過去後,下午,一朵奇葩出現了。

來自河北的南姐上場扮演“個案”,還沒講兩句話,就突然情緒異常激動,把親爹親孃從頭到腳數落,連帶罵老公,最後直接掌摑自己。看到這一幕,扮演諮詢師的同學呆若木雞,我們4個看客也目瞪口呆,A老師靜靜旁觀,一言不發。

下了場,南姐正常了。不等老師點評,她開始哭訴不幸:家裡窮,父母只想要男娃,她一出生就被送人,可憐她輟學、破產、離婚……無論她混得多麼慘,親爹孃都漠不關心,只會問她要錢。聽着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控訴命運不公,我卻打眼心裡同情不起來,暗道: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A老師建議她課後做“1對1”,又提醒她,好好當“個案”,遵照諮詢師的指引。但南姐的癲狂根本剎不住,她充當諮詢師時,溫柔安靜,一旦充當“個案”,立即變成潑婦——簡直像故意爲之。這麼一來,我們個個都害怕抽到她當“個案”。

然而,怕什麼來什麼。第四天,我們組換成了B老師考覈。第六天下午,我就抽到南姐當“個案”。我暗罵倒黴,只能咬牙按照規範流程開始考試。

只引導了幾句,南姐故態復萌,又開始了自問自答地數落爹孃、數落弟弟。無論我說什麼,她都不理睬,就翻來覆去地講着同一件事,不哭不鬧不發瘋,冷靜得讓我難以理解……看着她的反常,我猜到了,她是故意裝冷靜,故意禍害我,不是,是禍害我的錢!她這麼一作妖,我的這天的1千1就廢了!可我還不能罵她!越想越氣,我覺得胸口一陣憋悶,是氣的。要不是礙着B老師在場,我就操起書砸過去了。

咬牙切齒中,我熬過了45分鐘的考試。不出意外,考試失敗。

B老師也看出了南姐故意不配合,下了場後嚴厲地把她批評一頓,然後惋惜地表示,今天我本來有希望“過分”的,卻被南姐攪黃了,又提醒我:“抽到這樣的‘個案’是一種感召,要留意自己的起心動念。”

這話說得我的心翻江倒海地疼,卻無處反駁。我聽得懂她的意思:我遇上南姐是自找的,不“過分”也是自找的,因爲,一切都是“心識的創化”(心識是源自佛學的專有名詞,指的是一個人的心靈結構,可以簡單地理解爲,業力種子,看法想法,觀點概念等等)——在W機構的“技術理論”裡,“心識創化”是一個“底層邏輯”。

前6天的考試結束了,我得了0分。只剩下4次考試了,我知道,第一期考3分的計劃破滅了。我鬱悶了整個休息日。

第七天,C老師接管了我。我的考試結束時,C老師問:“你的聲音怎麼這麼尖利刺耳?你一直都這樣講話的?”

我錯愕萬分——我的聲音刺耳,爲什麼前面的A老師、B老師都沒說?腹誹着,我回答:“我沒覺得。”

“你們說呢?”

幾個同學一致同意C老師的看法。

C老師把我教育了一頓,說我的聲音刺耳,對“個案”毫無耐心,“陪伴度”很差,云云。我沉默地聽着,滿心不高興。或許她注意到了我毫不掩飾的窩火,突然問:“你和你媽媽的關係很差?”

我驚悸得很,但脾氣上來,生硬地回答:“我現在不和我媽吵架了。以前,偶爾吵。”

“你嘴上不罵,心裡在罵。”

我閉上了嘴。我確實很生氣,但不能得罪老師。我警告自己,第一天就和C老師鬧翻,還怎麼考?

捱到上午的考覈結束,C老師走了。一個同學走過來低聲勸:“你不要和老師頂嘴,她說你錯,你就問她,怎麼改?”

他看我的眼神充滿了憐憫,寫着,“你真笨”。我真的傻了,回到宿舍,我把困惑告訴同屋的同學。她思考了一下就說:“人家提醒得對,你想‘過分’,聽話照做。”

我花了1萬1,不能一無所獲。於是,我請同屋的同學幫忙做了個“情緒疏導”——把C老師從頭到腳臭罵一頓。吐出這口惡氣,我舒服了,提早去了教室,虛心向C老師請教如何改進。果然,C老師對我改觀了很多。

我通過了最後兩次考試,拿到了2個學分。對小白學員,這個成績是大衆結果,不出奇。然而還沒回到市裡,林妙就爲我發了喜報,羣裡的小夥伴撒花歡呼如潮。一週後,林妙在工作室舉辦成功分享會,邀請我發言。

掌聲和誇獎,讓我有些飄飄然,忘掉了考試時的各種不快,我當諮詢師的意願更強了。

4

W機構的諮詢師考試,考察的不僅是“技術”,還有“心性”——要成爲合格的諮詢師,除了技術的熟練,個人的心理狀態必須先達到一定程度的“清明”。至於什麼樣的心理狀態纔算過關,由考覈老師判斷。

所以,想要快速考分,有效的組合策略是:考試和1對1諮詢交替循環。考試是爲了拿分,“1對1”是爲了“覺察”自己,舒緩情緒,釋放考試失敗而產生的憤怒、沮喪、鬱悶以及其它的“心靈障礙”。

這個“考分策略”是公開的秘密,正在考試的丁琳在採用,我也一樣。花着不菲的學費、諮詢費,誰不認爲光明的未來正在衝自己招手?

準備了4個月後,我又參加第二期考覈。這一次,我的目標是拿下第3、4、5分。前3天的考覈非常順利,A老師絲毫沒有刁難,我輕鬆地拿到了第3分,讓我更加鬥志昂揚。

第四天,我換到了另外一組,遇到一個姓何的姐姐。

何姐看上去40歲出頭,短髮,瘦臉,皮膚晦暗,身上流淌着些許陰森的氣息。我下意識地不舒服,但出於禮貌,還是主動寒暄了兩句,得知她是“小白”。可她毫無“小白”學員的歡欣和生動,像個悶葫蘆般,問三句,嗯一句。

我不知道爲什麼這一期考試的“小白”會提前換組,打心眼裡排斥何姐。次日,我刻意等她先進教室,然後換座位到了遠離她的另一張桌。下午,她上場扮演諮詢師,旁聽了一輪考覈,我悄然皺眉——她的語言生硬,就連諮詢流程也沒有背熟,整個人顯得心不在焉。毫無疑問地,她沒通過。

陰着臉回到座位,何姐突然打斷了B老師的點評,問:“像我這樣的人還有希望嗎?”

沒等B老師回答,她慢慢地說:“老師你知道嗎?我是肺癌患者,晚期。諮詢顧問說,學這個能幫我釋放壓抑,有利於病情。我來學,因爲我想活下去。”

她低沉的語調裡夾雜着沉重的絕望,聽得我心裡一緊。何姐訴說着不幸的婚姻,自己的壓抑和煎熬,病倒後如何被婆家白眼,不得已搬到醫院附近租了個小破屋,又傾訴沒有錢繼續治療,只能依靠着微薄的積蓄吃點中藥維持,還要老母親拿出退休金給她買點藥……她哭訴許久,B老師才安慰了幾句,說:“你的病肯定和情緒壓抑有關係,疏導開了,對治病有幫助。”

至於學了對治病有沒有用,被輕輕繞過去了。

同學們看何姐的眼神多了憐憫,我也如此。但我沒有太關心她的事,連續兩天我考試的表現都不好,心情有些煩躁。奇的是,第6次考試,B老師說我通過了,意外之餘,我一掃鬱悶。

我很快又被換到新的一組,何姐去了別處。第七天午休,我走回宿舍,無意間看見何姐站在走廊上。大熱天裡,她穿了件T恤,背影單薄消瘦,四肢細弱,骨瘦嶙嶙。遲疑了一下,我走過去打招呼。何姐難得地笑了,因爲上午她考過了第1分。恭喜一番後,我猶豫着詢問,當地的工作室是否知道她的病情?

“知道的。負責人親自幫我規劃了學習。她說,來參加考覈的同學都是‘高能量’的,跟着你們能帶動我的能量,只有好處。”

“高能量?”我腹誹着,又問她學費多少。

“1萬1……我掙扎很久,還是想抓住最後的機會。”她的聲音陡然低落,眼中的神采消失了,只剩下一片灰暗。

抿住脣,我壓抑着心裡涌起的不舒服,空洞地安慰了兩句。打起精神,她弱弱地扯扯嘴角,感激同住的人寬容,不嫌棄她每天熬藥的苦味。她慢慢地走了回去,推開屋門。濃濃的中藥味撲鼻——她住在4人間,一晚40元。

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屋裡,我皺起了眉。這時,一個同學走過,拍了我一下。得知她與何姐同住,我忍不住打聽:“她那個病,考試還要交費?”

她瞪了眼反問:“你以爲這是慈善機構?”

我愣住,暗道自己夠傻。

插曲就這樣過去了,我繼續努力地考試。然而,接下來考得很不順利,第十天,我充當完“個案”,扮演諮詢師的男同學就板着臉問:“老師,她哭哭啼啼的,害得我超時了,這讓我怎麼考試?”

老師一瞪眼,反問:“你知道超時了,還讓她拖延?”

“她絲毫不聽我的引導,怎麼是我的錯?”他直白地和老師爭辯起來。

我驚訝地看着他嚷嚷着不滿,正在敬佩他的膽略,老師突然看我:“你是怎麼回事?充當‘個案’要聽引導,你怎麼不理睬他的指引?”

“我說出自己的煩惱、哭一哭怎麼了?都說要真實地扮演‘個案’,諮詢師該陪伴‘個案’,他打斷我,不是他的錯嗎?”莫名其妙地被指責,我搬出其他老師的教導反駁。

老師不高興了,逮住我教訓了10多分鐘才放過。沒想到當“個案”也能招來教訓,我氣得無語。

無論我怎麼生氣和不甘心,第二期考覈如期結束。我沒拿到第5分。鬱悶地坐在結業總結會的現場,我回想着考試的經過,低聲向身邊的一位高班學姐請教。“高班”指的是6分以上的學員。

學姐問了老師的名字,就說:“我沒跟過她,不知道她的風格。但我告訴你,每個人都有卡點的,前面過分快,後面可能會花很多時間。你才考了4場,第5分沒那麼容易過的。”

“要考很多場?”

“每個人不一樣的,但1分考個十幾場不奇怪。”

我抿了抿嘴又問:“我覺得老師的標準有點不一樣,你覺得嗎?”

“每個老師的側重點不同,有些人講究這個,有些人注重那個,但據說標準是不變的。至於標準到底講究什麼,我也不知道。”她的意思就是,看運氣。

我的疑問註定無解——諮詢師考試,不只考技術,還考察“心性”,“心性”根本不能量化,誰知道標準是什麼?正有些走神,我看見一個削瘦的身影登上講臺。何姐!作爲唯一一個拿到3分的“小白”,她是本期的“學習楷模”,上臺做心得分享。

“今天早上最後一次考試,老師說我考過了第3分,真是太驚訝了。同學們知道嗎?第3分我考兩次就過了。太幸福了!謝謝老師,我一定努力活下去,下期見!”

掌聲雷動。何姐漲紅着臉,激動得熱淚盈眶。我鼓着掌,聽着其他同學的耳語:“老師慈悲,見她那個樣子,想給她一點信心,所以手鬆了。”我猜也是如此。何姐的考試我旁聽過,水平的高低還是判斷得出來的。但對一個身處絕境的人,如果一點鼓勵就能激起她生存的信心,值得!

散場時,我刻意到會場外找何姐。她喜氣洋洋,一掃頹喪低迷,臉色都泛起了紅。祝賀幾句,我貌似隨口地問她:幾時學的初級班、中級班,諮詢顧問有沒有推薦“1對1”?

何姐說,她因爲求醫無門纔去了當地的W工作室尋求安慰,“他們說,我肺上的毛病都是長期壓抑的結果,我也覺得自己活得太壓抑了。我本來要做‘1對1’,但顧問建議上課,她說,課程裡包含贈送的‘1對1’。”

“學起來好貴的。初級班1萬1千8,中級班1萬8,加上這次的1萬1。學費沒法子省,只能在食宿上儘量地省。不像你有錢,能住單人間。”何姐難得地開了玩笑,末了問,“下期你還來嗎?”

“你來?”

“剛纔顧問打電話來,鼓勵我再接再厲,我也想盡快考過,把病治好。”她臉上蕩起希望,好似抓住了靈丹妙藥。

5

返程的車上,何姐希冀的神情一直在我眼前晃。

“萬病皆可心藥醫”,這個貫穿中醫理論的基本概念,每個人都萬分地願意相信,甚至期待它展示爲觸手可及的事實。但落在現實裡,卻是99.5%的笑話,心理技術在緩解壓力、情緒疏導上有效果,但治好絕症幾乎是扯淡。

何姐卻看似信了。她甚至滿懷期待地準備拿出微薄的養命錢繼續交學費考試,天真地以爲,只要拿下8分,就能“治病先治心”,不藥而癒。

或許我高看了W機構的格局——無論何種理由,鼓動絕症病人拿出養命錢來上課,與“大愛”“助人”的宣傳幾乎背道而馳。苦笑着,我又一次想起考試的經過:第一期C老師批評我的聲音尖利刺耳,第二期如實當“個案”捱了頓罵……考試的標準透着不可捉摸的飄渺感,這個老師不注重,另一個老師耳提面命,這或許就是所謂的“心性考察”吧?但是這種飄渺的標準真是有幾分耐人尋味的。

這個想法浮現時,我生出了一絲動搖。

回到市裡,林妙依舊爲我們幾個拿到分的學員舉辦了“成功分享會”,但我的興奮感降低了一多半。丁琳還奔忙在考試裡,不知道奮鬥到第幾分了。一時間無人可以探討,我獨自思考了幾天,權衡着沉沒成本,沒捨得放棄。

爲了消除心裡堆積的不滿和看不慣,我又做了1對1諮詢。諮詢師靜靜聽着我批評老師,發表不滿,然後按照專業流程“引導”着,表現得客觀而中立。諮詢結束後,我看着諮詢師整理記錄,突然問:“你之前考試時,有沒有被罵?”

“有的,但老師指出的問題是實實在在的。我覺得老師也是看到了你的問題,指出來而已。”她的語氣不鹹不淡,毫無與我“同仇敵愾”的意思。翻了個白眼,但我沒有繼續饒舌——諮詢師對“個案”講出的事件要保持中立,不評論,不批判,不給出任何意見和建議,這是他們的職業操守,她的回答很標準。

10月,我第三次參加考覈。拿到分組名單時,我特意尋找了一番,沒有看到何姐的名字。她或許已經來過,又或許……我沒有打聽何姐的現狀。考了兩期,觀察着學長學姐們的做派,我感覺到了隱形的規則:不能得罪平臺。我如果提出質疑,就等於和W機構對質,那我如何能在這裡立足呢?

“錢途”終究是更重要的,我放下了那些質疑,準備一鼓作氣啃下第5、6分,繼續爲了“4期8分”的目標奮鬥,迅速簽約上崗,省錢省時。

然而,我步步艱難。

在第一組,第一天當完“個案”,我就迎來一頓挖苦。

“自覺自己是公司骨幹,現在被辭職了,還繼續顯擺自己多麼能幹。一點都不謙遜,絲毫看不到自己的缺點……”

昔日的工作成績本是事實,任勞任怨得不到褒獎就算了,怎麼還成了傲嬌的罪證?想不通,我開口申辯。看了我一眼,A老師繼續點評:“直到現在還在爲自己臉上貼金,失敗就失敗,承認不行嗎?”

同學們沉默地聽着,我發現說多錯多,只得閉上嘴。

在這一組的3天裡,我看到了很奇怪的標準:我們3個學員做什麼錯什麼,卻有個別同學和老師嘻嘻哈哈,和睦歡樂——據說那位同學是總部的常客,做過幾百個小時的“1對1”,和老師們很熟。我不知道有沒有額外的照顧,卻莫名地想起那個飄渺莫測的考覈標準。自然地,我的考試沒得分。

第四天,我換到另外一組。我以爲B老師能和藹一些,結果,變本加厲。

“你看你,動作粗魯,‘個案’嚎啕大哭,你就把紙巾丟在她手上?你不能摺疊好、溫柔地放在她的手心嗎?”

“同學在考試,你不認真旁聽卻轉筆,還把筆掉在桌上,嘩嘩地響。毫無對他人的尊重,傲慢,自以爲是!”

在這組的3天裡,我沒有聽到一次好評。不折紙巾叫粗魯?轉筆叫傲慢?引導“個案”的語氣要麼不夠“溫和”,要麼不夠“有力量”。聽着批評,我覺得,之前那些老師的教導,在這兒全是錯的。

無所適從,我忍不住解釋,更多劈頭蓋臉的責罵砸了過來。我被氣得七竅生煙,但看着溫順的同學們,還是灰溜溜地改正錯誤。即便如此,我依舊不得分。

換到第三組,課堂紀律又寬鬆了。摺疊紙巾沒了要求,筆的咔嚓聲老師也無所謂。我不再捱罵,不是因爲我做得好,而是老師不喜歡罵人。

考試第八天,我遇到了丁琳。她正在考第8分。

得知我沒過分,還被老師教訓,她說:“正常的,那個B老師是個特別細緻的人,很多人都被她訓過。還有,大多數人考個8期、9期是常見的,或許第5分是你的‘卡點’,耐心點吧。”

看着她很有鬥志的臉,我氣悶得很。

次日午間,我見到一個相熟的諮詢師。得知我第5分考了10幾場也沒過,她安慰說:“第5分我考了20場,你遠着呢。這會兒卡,後面會快些,老師是在磨你的‘心性’。”

又是“心性”——我不知道能說什麼,只好點頭。

考試結束前一晚,我溜達到隔壁屋子閒坐。一個叫蘭姐的老學員正在給一個“小白”學員講自己的考分過程。她剛考完第7分,已經考了8期。那個“小白”嘖嘖感嘆:“蘭姐你真有錢,連續考,不工作,又要花錢吃住,還有車費,怕是花了10萬不止吧?”

“我是辭了職鐵了心來考的。以前的工作沒發展,還是當諮詢師好。起初是拿自己的積蓄,又問朋友借了幾萬。其實何止花了10萬,加上之前的課程,還有‘1對1’,至少花了20萬。”

“你借錢來考?”眉毛一跳,我忍不住插話問。

蘭姐點頭,分析說,考出來當了諮詢師,一個月能賺兩三萬,一年就回本,“還差1分了,再考1期肯定能過”。聽着她滿懷信心地規劃未來,我暗自皺起了眉頭。這一次,我依舊住100元一晚的單間,蘭姐住40元一晚的6人間(漲價了)。

一天後,考試結束了,我一分都沒拿到。我懷着複雜的心情上了返程的車。3期考試,學費加上食宿車費,3萬多,考了4分。掂量着,我又一次想起何姐、借錢考試的蘭姐,還在奮鬥的丁琳……

混了3期,我知道了更多的事實:4期拿8分的學員,屈指可數。即便非常厲害的“高能學員”,想拿8分,也得考5、6期。一般的學員考8、9期,考10期以上的,也不稀奇。加上初級班、中級班的3萬學費,等閒花個十幾萬都是少的。從初級班到簽約,不少學員的花費在20萬上下,甚至更多。

突然間,我覺得,花20萬謀一份工作,成本高得離譜!

再回看一起考試的學員,辭職考試、借錢考試的比比皆是。那時還沒有借唄花唄,信用卡分期、套現在學員圈子裡盛行,我也在其中。細算一下,從踏進W機構,初級班、中級班、“1對1”、考試、“1對1”、再考試……循環下來,我已經投入12萬有餘。這筆錢,足夠讓我支付一套小戶型的首付,然後坐等增值了!

此刻,我辭了職,沒了收入,一切開銷都依靠以前的積蓄。繼續下去,還要考幾期呢?3期,5期?可錢在哪兒?考分的熱情被現實澆滅了。但我糾結着高昂的沉沒成本,在放棄和繼續中左右搖擺。

6

年底,丁琳回來了,第8分還在考。見面後,我問她對考試的看法。

“老師不讓過分,有他的理由,不能完全說他在故意打壓你。但有時候,我也覺得評分標準無從把握,很難講什麼對什麼錯。”她搖頭,“可我都考到這個份上了……”

她岔開了話題。畢竟,從上初級班到現在,1年多裡,丁琳投入了20多萬。沉沒成本太高,除了咬牙衝過去簽約上崗,她還能如何?在這個時候,或許不該想那麼多,免得影響了發揮,耽誤“過分”。

我理解她的選擇,也明白了W機構畫的“考過就能簽約”這張大餅是如何成爲了學員們“飛蛾撲火”的動力。

過完2017年元旦,丁琳拿到了第8分,共考了9期。她還沒來得及高興多久,就被告知諮詢師上崗培訓漲價了——30天,2萬6。她一時間拿不出那麼多錢去培訓,有些煩悶,跟我說:“你知道嗎?在過去,諮詢師上崗培訓才7天,費用就2千。”

我瞪目結舌,更隱隱地覺得古怪,想不清楚,便把考分的那些事告訴爸爸。爸爸思考許久,說:“女兒,你沒覺得那個機構在賺你們學員的錢嗎?你數數你花了多少錢,你朋友又花了多少錢?你想學點東西我不反對,但是……反反覆覆考這麼多次,花這麼長的時間,不是掙你們的錢,掙誰的?你見過一份工作要先投入十幾萬,再上崗?”

我找不出話來反駁。

內心裡,我覺得爸爸的看法是對的,卻有點兒不願意接受殘酷的真實:推課,招收學員,鼓勵考分,這些策略都是爲了“銷售”,那麼……這個機構和我曾經的東家們其實沒什麼區別。如此,我不是很傻嗎?

承認自己愚蠢是很難的,我依舊在遲疑和取捨。

這年春天,爸爸突然病重住院。

那天下午,病房裡,媽媽從滾燙的水裡撈出毛巾,小心地給爸爸敷上,溫聲細語地安慰他:“安心養病,會好的……”

我靠着門框,看着媽媽溫柔的剪影,想起了很多往事:每次爸爸生病,媽媽照顧他的身影;每次媽媽晚歸,爸爸拿着鑰匙早早下樓開門等候的背影;媽媽的嘮叨,爸爸經常笑着聽,笑着答應——或許,媽媽的嘮叨,在爸爸眼裡從不是什麼管制,而是他們的相處方式,也是他們愛彼此的方式。而我,從考大學,選專業,到工作,跳槽,辭職,戀愛,分手,無論如何折騰,爸媽從來沒有干預過、阻撓過,只是偶爾地提醒一聲,唸叨一句……我卻看不見他們給予的尊重和支持,只看見他們的“管制”和“嘮叨”。

那一個瞬間,我的眼睛突然很痛。

或許,是我從來沒有理解過爸媽,卻要求他們成爲我的理想爸媽。可笑的是,我也從來做不成爸媽的理想女兒。我年過而立,卻一直把人生的失敗怪罪於原生家庭,不過是在逃避自己的責任,不敢承擔自己選擇的後果。我突然明白過來,多年來,我糾結的親子“恩怨”,不過是覺得爸媽沒有如我所要的愛我、尊重我而已。然而,那份愛一直都在的,它溫柔而靜默,守護着,給予着,等待着我,去看見。

我轉身走出了病房。走廊的窗前,風吹乾了涌上來的眼淚,晚霞的光落在我的臉上,輕柔地融化了橫亙在我心裡偏執和狹隘的堅冰,擊碎了“原生家庭的魔咒”。感受着心中突然翻涌的感動,我又輕輕地笑了。

我知道,我不再需要W機構了,更不需要那個投入幾十萬才能得到的“事業”了。

我接受了那些沉沒的成本,整合了在廣告、營銷、文案上沉澱的工作經驗,轉型到運營和文娛領域,踏上了新的賽道。而丁琳考了8分,她必須上崗,再貴也要交錢

拖延到8月,丁琳跟W機構簽約了,爲了照顧孩子,選擇在本市的工作室“駐點”。

W機構發展分支類似加盟制,總部提供專利授權、運營指導、派駐諮詢師在當地工作,稱爲“駐點”。而資金、營銷和銷售,由分支機構自行承擔。聽說,總分機構按照分成制結算收益,具體細節,只有分支機構的負責人才知道。

丁琳的駐點很不順利,一個月裡簽了兩個“個案”,收入不到8千。

因爲本市已經考出來8個諮詢師,大家都想在本地駐點,但工作室沒有這麼多“個案”。而且,林妙更願意請外地諮詢師駐點,用新穎和好奇吸引學員,給予本地諮詢師的支持很少。由於工作室負責對外銷售,得不到支持的話,諮詢師自己很難簽到“個案”,沒有“個案”,就沒收入。

聽着這些事,我止不住地搖頭,力勸丁琳外出“駐點”,全力掙錢。可丁琳對外出“駐點”熱情缺缺——孩子需要照顧和輔導,她不可能把這些責任全部丟給父母,她之前堅守這份“事業”的動力,正是時間自由、高收入,不離開家。

這年秋天,丁琳邀請我去參加一個“水療愈”的培訓。這是W機構新推出的“單項服務”,必須有學習證明才能參與項目推廣、賺到諮詢費。簡言之,要賺錢,就要上課,上課就要交錢。

我斷然拒絕,然後問她:“你不去外地‘駐點’掙回學費,還要花錢學習?”

“他們都去學,都拿了證,只有我沒有,接‘個案’的時候就競爭不過人家。”

丁琳的學習又開始了:“水療師”、“財富師”、“親子師”,以及“諮詢師”的進修課程,忙得不亦樂乎。財富療愈、親子療愈也都是“單項服務”,培訓方式是交費、上課、拿證。進修課程是針對已經上崗的“諮詢師”們開辦的,美其名曰“爲了提高大家的專業水平”。每一個課程都要交費,學費少的兩三千,多的七八千,有些上萬,最貴的3萬多。對於爲什麼上課,丁琳還是那個理由:“所有諮詢師都有這些證,我沒有,籤‘個案’的時候競爭不過他們。”

見她不斷“學習”,“駐點”卻一拖再拖,我忍無可忍,乾脆把我爸爸的看法抖落出來,然後說:“不要再考了,你該去‘駐點’,去掙錢。你天天和我說債務山大,掙錢才能解決債務,學習能讓錢從天上掉下來、砸在你面前?你現在要建立自己的口碑,吸引更多的‘個案’粉你,而不是去考試!”

聽着我的聲討,她的臉冷得很。朋友之間是需要界線的,我不再多說。這時,W機構的工作室已經遍佈全國快60個城市,顯得繁榮而鼎盛——這也意味着考出來的諮詢師越來越多。但工作室實際上卻無法提供足夠的“個案”,大多數諮詢師就只能坐冷板凳,即便籤約,也沒有收入。弔詭的是,在市場有限的情況下,W機構的課程依舊推廣,考分繼續鼓勵,加上不斷推出的“單元課”、針對諮詢師的進修班,很多諮詢師沒掙到多少錢,卻掏了更多的學費。

在這種培養機制下,除非市場的發展超乎想象,“個案”幾何級增長,否則只有少部分早期上崗的諮詢師能實現高薪,而大多數諮詢師,尤其是後來者,都很難掙回學費,甚至會陷入無事可幹的窘境。W機構卻能通過一次又一次培訓、一輪又一輪考試,反反覆覆的“技術錘鍊”,賺了一波又一波的錢。

從這些角度去看,簽約諮詢師,一份有閒有錢的工作,一個陽光助人的事業,更像是美好的畫餅,華麗的“騙局”!

然而,平臺的飛速擴張,讓丁琳信心滿滿,她絲毫不擔心沒得幹。既然遲早能掙回錢,就不急着“駐點”。但是伴隨着考出來的諮詢師越來越多,競爭壓力也在加大,爲了“鍍金”,她繼續在學習培訓裡努力地拿證,不間斷地往外掏錢,1年多裡,又花掉7、8萬。

期待着光明未來的丁琳,沒想到夢碎就在一瞬間。

7

2018年12月上旬,大約早上10點多,我走出銀行,丁琳的電話打了過來。電話那邊,她嘶啞着嗓子說:“警察突然來,全部人都被抓了,幸好我準備下午纔去。”

我懵了,下意識地問:“抓什麼?”

“工作室被封了。”

“啊!爲什麼?”

“不知道,我現在特別慌!萬一……我會不會被抓進去?”

在寒風裡吹了幾分鐘,我纔回過神。此刻絲毫不知道內情,我只好安慰她:“咱一不殺人,二不放火,三不坑蒙拐賣,不會有事的。你別去工作室了,也不要給他們打電話。”

兩年來,我早已遠離了工作室,此事與我無關。而丁琳從諮詢師羣裡得知,不僅僅是本地的工作室被封,那是一次統一的行動,同一天上午,同一個時間,總部連同各地工作室全部被查封,負責人被請進公安局,在場的人全部被問話、做筆錄。僅僅1個小時,這個看似龐大的W機構,轟然倒塌。

不久,各地工作室相繼解封,諮詢師們沒有被牽連,卻全部失業——因爲W機構所謂的“心理技術”在國內被列爲非法。樹倒猢猻散,所有人都各尋出路,本地工作室飛快地掛出了另一個心理服務項目,具體如何,我沒有關心。

丁琳頹廢了很長一段時間,然後,又投奔了某一個神奇的“療愈技術”,交錢學習,加盟推廣。再然後,她離了婚,開始學習下一個“心理技術”……

我問過她,爲什麼不幹點別的?

她搖頭:“其它的我都不會,除了‘心理學’這行,還能做什麼別的?”

爲了“考分”、“鍍金”、“精進”,丁琳在W機構累計投入了幾十萬,若非家境殷實,日子早就過不下去了。在她看來,她在“心理圈”混了七八年,交了那麼多學費,不幹這行,既不知道能幹什麼,也不甘心。

此後兩年,丁琳進出着不同的流派,重複着“交錢上課、加盟推廣、放棄退出、尋找下一個”的循環。經常地,她向我推薦某個奇效的心理技術,無一例外在宣傳:學這個,這樣做,就能輕而易舉的財務自由,幸福美滿……云云。

聽着她的介紹,我有時就想:我們都是那樣地篤信,一定有一個容易的辦法能實現富有,獲得幸福,解脫一切煩惱和困境。但我們自己找不到。某天,我們遇到了一個老師,他告訴我們一條通往幸福的捷徑,我們欣喜若狂,然後,交錢上課,聽話照做。當依賴成爲慣性,我們變得盲目而不自知。即便失敗了,我們還是在繼續尋找一個老師,乞求一個幸福秘方,周而復始。

尤其是心理諮詢方興未艾,與恣意發展的各個“心靈成長”流派混雜在一起,真僞難辨。前去尋求心理諮詢的學員們,不少是困於事業與感情的卡殼,一旦沒有定性,很容易就迷失在各種精心編織的“美夢”中。

丁琳是這樣。很多學員是這樣。曾經,我也是這樣。

(本文人物、機構均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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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曦夭窕

編輯:唐糖

題圖:《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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