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個時代士大夫最悶全憑皇權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所長楊念羣，認爲知識分子在今日對社會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廣西師大提供）
楊念羣書中，知識分子的鬱悶來自皇權。（廣西師大提供）
四庫全書在楊念羣看來實爲文字獄的手段，圖爲國立故宮博物院館藏清乾隆編撰《四庫全書薈要》。（本報系資料照片）
兩岸「唯有讀書高」的觀念下，明星學校迷思也在考試製度下被凸顯，大陸歷史學者楊念羣不禁要問「生活在哪個朝代最鬱悶」，認爲「士」這個階層，也就是所謂的讀書人，相較於文化大革命及清代康雍干時間的文字獄，當代已屬好時代，而知識分子最終應追求的，是在社會上扮演適合的角色，而非傳統的「功成名就」。
雖說中國歷史上出現過焚書坑儒的秦朝，也有過「獨尊儒術」的漢代、「與士大夫共天下」的宋代，但楊念羣提醒：「秦國以吏爲師，人才政策還是頗爲開放的。」而漢武帝雖獨尊儒術，但西漢的政治始終在儒、道、法家之間徘徊，儒家並不佔優勢。楊念羣強調：「讀書人在中國的地位和西方不同，中國讀書人的身分往往和皇權緊密相關，皇帝擡高你，你就厲害，皇帝貶你，你就完蛋。」
楊念羣認爲，身爲中國的知識分子，社會或皇權擡高身價的時代固然稱得上好日子，但真正的「感覺良好」應該是生活在多元文化中，精神上纔會更有張力。以這樣的標準看來，清朝皇帝和臣子是主子和奴才的關係，清朝皇帝的強勢固然帶來帝國盛極一時的武功，但強勢的後果就是人民被迫放棄個人權利，甚至是尊嚴。相對於明朝皇帝，雖改變了對讀書人的寬厚政策，但明朝時期的讀書人擁有集會結社等基本權利，且講學風氣盛，書院、流派林立，學術思想自由空間大。
現今影響力邊緣化
清朝的文字獄是全面控制社會輿論，楊念羣指出，修訂《四庫全書》其實也是文字獄的手段，表面上是徵集歷朝歷代書籍，實際上徵書的過程就是毀書，這個過程也是對官員的培訓，培養出「徵什麼、禁什麼」的政治嗅覺。在這樣的控制下，科舉制度給予了「分級制度」，即便只是秀才，也擁有免勞役，見官不跪等權利。科舉制度乃至今日的高考、會考……，就形成一個民族的文化座標，似乎意謂着身分愈高，愈有活路。
時至今日，楊念羣認爲即使沒有了皇帝，但知識分子仍被賦予期待，然而事實上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影響力愈來愈邊緣是全球皆然，與其再以士大夫心態看待考試製度和迷信明星學校，不如趁早明白知識分子在社會上如何扮演適合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