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紅批吳曉波《吳敬璉傳》有14大硬傷和6大軟傷

本文原載於2010年11月26日新華網，此處僅作爲資料使用，請勿轉載。

面對歷史：只有誠實和謙卑

柳紅（自由撰稿人，專欄作家）

我在《話語權背後的責任——兼談爲吳敬璉寫傳》中，提出了慎用話語權的問題；反思了自己9年前撰寫 《吳敬璉評傳》(以下簡稱 《評傳》)時的思想侷限性，以及歷史研究不足等諸多遺憾；我同時指出吳曉波所著《吳敬璉傳》是一本粗糙的、帶有快餐性質的傳記。隨後，吳曉波發表《對於誠意的懷疑，我必不能接受——答柳紅對<吳敬璉傳>的質疑》。經過思考，我決定迴應，爲了歷史，也爲了那些不能開口說話的人，或故去、或衰老、或被邊緣化、無話語權的人。

一、硬傷

吳曉波的《吳敬璉傳》，“硬傷”累累。所謂“硬傷”，是指書中顯而易見、與事實不符的地方。本文舉例如下：

硬傷1：媚俗拔高。

吳曉波在《吳敬璉傳》開篇的“緣起”稱吳敬璉，“這個從外貌到靈魂都乾乾淨淨的人”。這種近乎宗教式的頌揚，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普通民衆聽來，都不以爲然。

封底摺頁上寫：“吳敬璉之重要性在於，他幾乎參與了建國之後所有的經濟理論爭議，由他的思想演進出發，可以勾勒出中國經濟變革理念的大致曲線。”須知，1949年吳敬璉只有19歲；1950年才上大學。至少在上世紀50、60、70年代，他的年齡、知識、思想水平在經濟學界都是小字輩，沒有那麼大的影響和作用。中國經歷了巨大的轉型，1949年前後，從市場經濟私有制社會轉向計劃經濟公有制社會；1979年前後，從計劃經濟公有制社會轉向市場經濟，其間，至少有五代經濟學家參與了中國的轉型再轉型。如果有人能夠在這樣巨大的社會轉型中始終處於主流，其邏輯怎麼自洽呢？

硬傷2：提前時間。

170頁，吳曉波寫1993年：“吳敬璉認爲，中國前15年改革的本質近似科爾奈提出的‘戰略A’，他據此分析說：‘……這一理論框架完全可以用來分析中國改革戰略演變。’”

在這裡，吳曉波把吳敬璉2003年的一個分析提前了10年。

2003年，科爾奈的《後社會主義轉軌的思索》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科爾奈對於兩種轉軌的分析給了吳敬璉很大的啓發。他在2003年11月1日“中國-俄羅斯轉軌經驗比較研討會”上，首次介紹和談論科爾奈的這個分析框架。他說：科爾奈認爲“‘休克療法’和‘漸進主義’的分類隱含的標準是速度，而速度不應成爲衡量改革成功與否的主要標準。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有兩種戰略。其中，戰略A被稱爲有機發展戰略,最重要的任務在於使私人部門得以從下而上地生長起來；戰略B被稱爲加速國有企業私有化戰略，最重要的任務是儘快地消滅國家所有制。隨後，吳敬璉說：“從這樣的一種分析看，我覺得在中國之所以能夠比較成功的轉軌，它是實行了戰略A。”當時與吳敬璉一起工作的人和他的學生對此都十分了解。我的電腦裡，至今保存着當時的工作草稿。

硬傷3：刪除人物。

157頁，吳曉波寫：1992年“3月14日，……由吳敬璉任主編的 《改革》雜誌和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聯合舉辦了一場 ‘加快改革開放步伐，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研討會……這是鄧小平‘南巡講話’後，國內最先作出反應的大型學術活動。”這裡刪掉了《改革》雜誌的創辦者和主編蔣一葦的名字。蔣一葦是何等人物？20世紀40年代，他是江姐的戰友，《挺進報》的編輯；改革開放後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1979年發表著名的《企業本位論》。他不論在資歷上、品德上、學術事業的創建上都了不起。以會議的方式聯合學界、發出聲音是蔣一葦最擅長的。和他相比，吳敬璉是晚輩，是後繼者，也是行事作風有很大差別的人。這一次會，蔣一葦雖身患癌症，但是，他的威望、號召力和人格魅力，使他依然是絕對的靈魂人物。當時具體操辦會務的人如今都在，都瞭解情況。

67、68頁，是寫1976年冬，于光遠找人研究問題。67頁省略掉馮蘭瑞、蘇紹智的名字；68頁加上了馮蘭瑞，省略掉蘇紹智。要知道，今年90歲的馮蘭瑞和87歲的蘇紹智都是于光遠的老友，不僅是對中國思想史有貢獻，而且是爲自己的良知和歷史選擇付出了人生代價的人。此時的吳敬璉是于光遠、馮蘭瑞、蘇紹智的晚輩。

128頁，“1986年1月25日國務院主要負責人聽取‘七五’改革設想討論會的彙報。會上，宋國青、徐景安和吳敬璉代表三個不同的 ‘學派’作彙報。”事實是：那天彙報的人有：體改所的王小強、宋國青；體改所的徐景安；社科院經濟所的華生和吳敬璉等。王小強是體改所副所長，宋國青是研究人員，吳曉波刪除王小強，留下宋國青，不知用意爲何。再有，刪除華生。當年以華生爲首提出的資產經營責任制非常重要，並且在局部做過試點。分明是四種方案彙報，他把它說成三個學派。且不論“學派”之說成立與否，由四變三讓人莫名其妙。

178頁，寫吳敬璉1995年12月在《改革》雜誌上發表《放開放活國有小企業》的文章，這是吳敬璉與其第一位博士生張春霖合作的。吳曉波刪除了張春霖的名字。

硬傷4：貶人揚吳。

167頁：“1993年6月，中央電視臺《經濟專家論壇》……，馬建堂對正在展開的‘急剎車’政策進行了解釋，吳敬璉的言論則顯得更爲獨立”。“在晚年回顧此事時，他說‘我理解，經濟學家的正確角色，不應當是‘解釋和論證政策’，而是對經濟情況和政策作出獨立的判斷’，並告訴政府和公衆。”在這裡，吳曉波設立了一個邏輯，以對一個政策的贊同與否來判別經濟學家的獨立與否。然而，他自己並沒有貫徹這個邏輯，當吳敬璉贊同和解釋政府政策的時候，吳曉波沒有得出不獨立的結論。更有問題的是，在同一頁上，吳曉波兩次用對比的方式表現“馬建堂對‘十六條’進行了一番解讀”，而吳敬璉與他不同。

269頁，2008年1月12日北大光華新年論壇上，“與厲以寧相比，吳敬璉的表述更具有批判性。”

用這樣的對比寫法，貶低他人，擡高傳主，不公正。

硬傷5：輕易結論。

4頁，鄧孝可“成爲樑(啓超)最信任的愛將之一”。我曾花了不少時間研究吳敬璉母親家族，考察吳敬璉曾外祖父名字；追蹤吳敬璉外公的哥哥鄧孝可的事蹟。從我掌握的史料上，無法做出鄧孝可是“樑(啓超)最信任的愛將之一”的結論。吳曉波這樣寫的根據何在？如果有，理應說明。

硬傷6：編造情節。

24頁，吳曉波寫1956年向科學進軍中的風波，“在一次黨支部委員會上，吳敬璉一邊做記錄，一邊聽黨支部的人批烏家培，他忍不住插嘴說‘我認爲沒有錯，他們是在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呀。’話音剛落，狄超白等人馬上用手指着他，齊聲喊道：‘原來你就是後臺！’”。

我在《評傳》中是這樣寫的：“在黨支部的一次會議上，吳敬璉邊做記錄，邊聽支部的人批烏家培，他覺得實在是太無理、太過分，忍不住插話說：‘我認爲他們沒錯，他們是在響應黨中央的號召。’狄超白和林裡夫早就知道吳敬璉的思想傾向，對他的態度一點兒也不吃驚，反而說：‘你就是後臺。’”。

看看這兩段的相同和不同。內容和用字大體相同，只是，吳曉波加進了想象，出現“齊聲喊道”的戲劇場面，降低了傳記的可信度。

硬傷7：數據錯誤。

191頁，“在此(1998年)後將近10年的時間裡，……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則始終低於3%，走出了一條高成長、低通脹的‘完美曲線’”。實際的CPI是，2004年3.9%；2007年4.8%,2008年5.9%。

116頁，“1984年12月銀行放貸總額比上年同期猛增48.4%”，應爲84.4%。

硬傷8：輕浮推理。

25頁，吳曉波評論1956年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黨支部和團支部青年的風波時寫道：“它是一批信仰社會主義理論，已有一定學術涵養的青年們，爲了追求‘思想自由’所進行的一次集體抗爭，儘管它最後以‘失敗’收場，卻深深地埋下了思想解放的種子。”事實上，那次黨支部和團支部之間的衝突，沒有贏家。和我們數十年後所說的思想解放沒有任何關係，那是一場時代悲劇。“失敗”的一方，被打成“右派”和“反黨分子”，甚至失去了工作權利。吳曉波的推斷，完全忽略了時代背景。

對於同一段歷史，我在《評傳》中的評論是：“黨支部的領導人和青年人無疑都做了政治運動的犧牲品。而想給別人戴‘反黨’帽子，到後來自己也被戴上‘反黨’帽子，苦渡‘右派’生涯的悲劇是這些當事人事先怎麼也想不到的。年輕人的內心也爲之不安。但是，誰又能掌控這個局面呢？個人的悲劇是由悲劇的時代引發的。”今天重讀，我仍然認爲對這場悲劇發掘和闡述得遠遠不夠。

硬傷9：微妙改動。

72頁，吳曉波寫籌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胡喬木和于光遠從全院徵調了三個不同業務方向的骨幹進行前期的籌備，其中包括哲學研究所的邢賁思、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丁守和和經濟研究所的吳敬璉。”

我在《評傳》中這樣寫：“社科院要成立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胡喬木讓于光遠負責籌備。于光遠找來邢賁思、吳敬璉、丁守和先是吹了風，讓他們起草意見書，後又到經濟所具體談了一些思路……”

注意這裡的差別：是胡喬木交待給於光遠；于光遠又找了幾個人。原本，這並不是什麼值得書寫的大事，但是吳曉波還是用了這個材料，並做了改動，變成胡喬木、于光遠從全院徵調三個人。

73頁，吳曉波寫1979年理論務虛會，“在這次會議上，吳敬璉做了一個長篇發言……”我在 《評傳》153-154頁中描述的事實是：“務虛會一共分了五個組，……吳敬璉在小組會上做了一個關於大寨執行‘左’的路線的真相的長篇發言。”在人們概念中，小組會和大會有區別。吳曉波用“會議上的發言”的模糊說法替代了小組會上的發言，經過如此微妙改動，很容易使人誤會是大會上的發言。其歷史重量就不一樣了。

諸如此類的微妙改動，一處、兩處也罷，如果在一本傳記中有八處、十處，甚至更多，則不免引起熟悉歷史的人們發問：這是爲什麼？

硬傷10：人名錯置。

25頁，吳曉波寫1956年《中國青年》第8期上，“吳敬璉、張卓元合寫了《只是指責過嚴嗎？》”。我在《評傳》中是按當時文章發表時的人名順序寫的：張卓元、吳敬璉。吳曉波把吳敬璉的名字提到張卓元前面，卻並沒有改動同期發表的章良猷、周叔蓮所寫《三大“罪名”》的作者順序。

32頁，寫到1959年4月，在上海和平飯店召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討論會”上，“吳敬璉、張卓元和孫尚清等年輕人爲幾位著名經濟學家充當助手和編寫會議簡報”。我在《評傳》中寫：“政治經濟學組的孫尚清、吳敬璉、張卓元、陳吉元第幾個年輕人擔任會議記錄、簡報組工作。”孫尚清無論是在當年，還是在20世紀80年代改革時期，乃至去世前，他的職位和影響力始終處於領先地位。而在吳曉波這裡，卻把孫尚清放在了最後。

147頁，寫1990年7月5日吳敬璉和袁木等人就計劃市場問題爭論後：“在這次座談會上，薛暮橋和劉國光也站在市場取向改革的一邊……”用“也站在”幾個字，把薛暮橋和劉國光放在相對次要的地位是完全不對的。要知道，薛暮橋是改革時期最早主張市場取向改革的領軍人物，併爲此承受過種種批評和壓力。

硬傷11：荒謬拔高。

33-34頁，吳曉波用一頁多篇幅，寫吳敬璉在1960年發表的 《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性質》一文，將其拔高到“不但在中國經濟理論界造成了轟動，甚至在國際左翼理論界也產生了影響”，“意味着一顆經濟學新星興起，吳敬璉從此成爲新中國第二代經濟學家中的一位標誌性人物。”這篇吳敬璉自我評價很“左”的文章，恰恰證明吳敬璉的思想是需要不斷成熟、不斷突破、不斷揚棄的，而並不標誌才華和崛起。此外，吳曉波還寫道，吳敬璉在這篇文章中提出的理論，“爲當時的執政者提供了‘靈活’的理論武器”。什麼叫“當時”？當時的執政者是毛澤東；當時的國情是“大饑荒”。多少人飢餓死亡，多少黨內有識之士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吳曉波無視歷史背景。在那個時代有遠見卓識的人物，值得歌頌的人物是那些對當時的經濟制度和政策進行反省和批判的人。

硬傷12：自相矛盾。

34頁，吳敬璉因《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性質》“受到前輩學者的青睞和器重”。此處的“前輩學者”未指明是哪一位。38頁，“孫冶方對吳敬璉非常器重，他們的經濟觀點也比較接近”。但是，緊接着分析吳敬璉成爲“批孫”(批判孫冶方)積極分子原因時，第一點裡就有《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性質》的觀點與孫冶方截然對立。前言不搭後語。

硬傷13：隨意草率。

283頁，吳敬璉“這個在中南海勤政殿孤身出戰的老者”“這個在講臺上一站就是幾十年的知識分子”。吳敬璉何時孤身出戰勤政殿？和誰作戰？至於在講臺上一站就是幾十年的說法，估計連吳敬璉本人也不會認可。

101頁，“從現有的資料看，身在耶魯的吳敬璉是第一個提出不能把改革與放權簡單等同的中國學者。”僅僅“現有資料”四個字，來證明“第一個提出”太隨意；再有，又有誰說改革與放權可以簡單等同呢？

36頁，把老一代經濟學家楊堅白與張卓元、何建章並列說成年輕人；

49頁，“在息縣的荒蕪平原上”。我隨父母去的“五七幹校”恰巧也在息縣，且在那裡生活三年。息縣盛產小麥、水稻，絕非荒蕪的平原。

硬傷14：大量重複。

25頁第9行，“按照‘反黨委就是反黨’的邏輯”，向下間隔4行，出現同樣的句子；

35頁第4行，“這本書的‘資本主義部分’只用了1個月的時間就寫成了”；第11行又寫一遍；

44頁第2-3行，“將學部全體成員下放到“五七幹校”；在15行，又寫一遍；

47頁最後一個自然段，僅僅間隔兩行，反覆出現“一天還會被鬥上三四次”；

116-117頁，“他們認爲，通貨膨脹正是經濟起飛時期的典型現象”，兩次出現；

難以想象，一個老練的寫作者，諸如此類的重複是怎麼發生的？

至此，我僅僅舉出30例硬傷，實際上，書中人名單位的錯誤、張冠李戴的錯誤、時空顛倒的錯誤等等不勝枚舉。

二、軟傷

吳曉波的《吳敬璉傳》，不僅硬傷累累，軟傷也比比皆是。所謂“軟傷”，指他在邏輯上，在傳主與重要歷史人物的關係上，在對傳主的基本評價上，或誤導讀者，或歪曲歷史，或言過其實的內容。舉例如下：

軟傷1：傳主與顧準的關係。

顧準是中國思想界的先驅已成定論。顧準對吳敬璉有過重大影響，這是肯定的。但是，講到個人關係，在當時的經濟所，除了與老一代，包括駱耕漠等人的親密關係，在年輕一代中，顧準與張純音關係最近，連張純音的女兒也和顧準建立了忘年交。而周叔蓮、趙人偉、張曙光等等都是顧準的朋友。在吳曉波筆下，不僅沒有提及張純音，還把顧準和吳敬璉說成一個小圈子，其他人只是後來加入的：“他們的小圈子也悄悄地在擴大，趙人偉、周叔蓮和張曙光等都加入了進來。”(58頁)這不是事實。如今趙、周、張等均在北京。

此外，值得提及的是，58頁，吳曉波寫道：“每隔一兩週吳敬璉與顧準見上一面，交流各自的心得與見聞”。我在《評傳》中寫的是“他們一兩個月見一次面，交流一下各自的見聞、讀書進展和學習心得”。“一兩個月”變成了“一兩週”，這個變化不知是如何發生的。

212頁，吳敬璉參加CCTV《對話》節目，“有人批評說：‘這個節目吹捧了一個人(指吳敬璉)，這個人又吹捧了另一個人(指顧準)’，應該停播。看來吳敬璉是犯了某些人的忌諱”。我和吳敬璉及一些學生一起參加了那天的《對話》錄製，隨後引起的爭論集中在股市像賭場的說法上。我並不知道有上述“批評”，至少，它沒有在那時被特別提及。

軟傷2：所謂“孤獨戰士”。

吳曉波《吳敬璉傳》的第六部分叫“孤獨戰士”。孤獨，包含着精神上的孤獨和在社會生活中的孤獨。吳敬璉的精神世界是否是孤獨的，只有他自己有權力說清楚。但是，吳敬璉在學術思想領域並不孤單，他的思想和主張有廣泛的支持者和同盟軍，至於吳敬璉在社會生活中，相比較於衆多學者，包括經濟學家，離孤獨這個概念的距離絕對不是最近的。他有機構支持；媒體從來向他開放；他有學生，有擁戴者。80歲生日在北京香格里拉飯店持續兩天，高朋滿座的場面盛大，與“孤獨戰士”的形象相距甚遠。一個學者在堅持真理的過程中被批評，和孤獨並沒有直接的邏輯關係。說吳敬璉的性格中，有鬥士的一面。吳曉波不是第一人。但是，他誇張了吳敬璉的“戰士”形象：“一個人在戰鬥”，“在中南海勤政殿孤身出戰的老者”(283頁)；“再次擂響改革的大鼓，戰士已經垂垂老矣，卻似乎仍有披袍再戰的勇氣”(285頁)等等。這樣的形容，給人滑稽之感。

軟傷3：劃派站隊。

吳曉波的《吳敬璉傳》將中國經濟學界“劃派站隊”，所劃派別之多，是前所未見的。諸如：改革派/計劃派；放權派/收權派；調控派/反調控派；改革派/保守派；極端派/溫和派；左派/極左派/極右派/市場派。把經濟學家之間的正常學術爭論和批評都變成派別之爭，變成對立面，實在是有些簡單化、臉譜化。學術界本來就應該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中國經濟改革中的經濟學家爭論，並不是派別之爭。

以1985年的通貨膨脹問題爲例。117頁，“在當時的一些青年學者中，還出了一種起飛論，代表人物是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朱嘉明等人。他們認爲通貨膨脹正是經濟起飛時期的典型現象，……如果實行了從緊的宏觀政策，那就是打擊和反對了改革。可以看出，當時爭論的分歧之大，甚至，學術上的分歧在有些時候已被上升到政治和原則性的高度。”

我在《評傳》中寫的是：“此時，自由討論的氣氛良好。例如北京青年經濟學會安排了一次吳敬璉和朱嘉明的‘對擂’，各自說明自己的道理，並沒有發生在後來的討論中，經常出現的那種泛政治化傾向，把同意自己的一方標榜爲‘改革派’，對方的一方貶抑爲‘保守派’”。而這些情況是當年吳敬璉告訴我的。到了吳曉波這裡，事實被改變了。

軟傷4：所謂“論戰”。

吳曉波說他寫這本書的一條暗線就是在新中國的經濟發展史上,吳敬璉參與過的12場論戰。他說中國經濟改革是由一次次論戰組成的。這種用“路線鬥爭史”的辦法來裝經濟思想史，是十分陳舊的。吳曉波用“護旗的人”作爲大標題，描寫的卻是一位永遠不倒的“旗手”。

軟傷5：所謂“採納”與“不採納”。

吳曉波在《吳敬璉傳》中，一方面強調他的獨立人格；另一方面，又特別強調吳敬璉的政策建議是否被領導採納。因此，“採納”、“不採納”成了吳曉波書中出現頻率很高的關鍵詞。這和他強調的獨立是什麼關係？他沒有給出充分的論證。

軟傷6：學術地位。

雖然我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寫《評傳》時，已做吳敬璉研究助手三年，但是，對於吳敬璉以及整個經濟學界的思想研究都相當薄弱。吳曉波對吳敬璉在當代中國經濟學界的學術地位顯然沒有進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多引用媒體評價給出論斷，而不是經濟學家的學術評價。比如，關於“市場經濟第一人”的說法，吳曉波在第192頁寫：“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吳敬璉是最活躍，也是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他因捍衛市場經濟而被傳媒贊爲市場經濟第一人”。我只知道 “吳市場”是20世紀90年代叫響的，從來不知道有“市場經濟第一人”的說法。既然提出了，且有據可查，吳曉波理應通過研究吳敬璉及其他經濟學家的著作給予說明。而吳敬璉本人曾撰文說顧準是“市場經濟第一人”，其依據是顧準在1956年所寫的《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一文，顧準說“由企業根據市場價格的自發漲落來作出決策”。如果這個第一人的位置沒有異議的話，怎可能有兩個第一人？何況時間跨度相差數十年。軟傷7：引人聯想。

273頁，關於2008年8月的“間諜門”，有一個腳註，寫道：“這一消息的首發機構是總部位於香港的 ‘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龔方雄是美國沃頓商學院金融經濟學博士，之前在北京大學讀過運籌與經濟學碩士，授業導師是厲以寧。據《華夏時報》的一則報道稱，實際上，龔方雄和其師厲以寧的觀點，是政府應該出手救市，與吳敬璉‘中國經濟應該完全市場化’的觀點有根本的不同。”這個腳註把不同來源、不同性質、不同人物、不同內容的信息組合在一起，甚至注入了政治元素，這勢必引發人們不必要的聯想，有悖知識分子的操守。

三、後果

吳曉波的《吳敬璉傳》會產生不良的社會後果，有些已經顯現了。直接後果至少有：

第一，提供了一個不真實的經濟改革歷史圖像。媒體上已經出現“吳敬璉，一部改革開放史”這樣的報道。吳曉波對改革三個十年的關係沒有起碼的認識，對經濟學界的整體貢獻，包括老中青三代，缺乏概念和理解。沒有一個人可以反映和代表這三十年，那是一個羣像。忽視了這一點，就沒有了歷史感、沒有了質感、沒有了實感。

第二，對吳敬璉本人的傷害。改革歷史尚在研究中，有很多需要重新評估的史實。包括吳敬璉本人，也會有新的有價值的東西需要發掘。而吳曉波的《吳敬璉傳》之粗陋和錯訛，很可能給年過80歲的吳敬璉帶來難以挽回的遺憾。

第三，助長了快餐式傳記的產生。以吳敬璉這樣知名度的經濟學家作傳主，吳曉波的《吳敬璉傳》開創了一個學者傳記寫作的壞先例。

第四，書中的史實錯誤，給社會留下了以訛傳訛的可能。

四、迴應

吳曉波在《對於誠意的懷疑，我必不能接受——答柳紅對 《吳敬璉傳》的質疑》中指出在我的《話語權背後的責任》一文，沒有對他書中的“事實、數據、論點或價值觀提出異議”，本文前兩部分，就是對他這一點的答覆。下面是對其他幾點的迴應：

第一，寫作時間和作品之間的關係。吳曉波講“對我來說，用兩到三個月時間寫完《吳敬璉傳》，不是什麼有難度的問題”。爲了證明自己，他提到“美國的彼得德魯克一輩子寫了94部作品，日本的大前研一從1990年至今，共出版了將近30部作品”。德魯克和大前研一都是具有原創性的人。他們創造性地思想，創造性地寫作，因爲思想噴涌而高產。而爲學者作傳，是完全不同的寫作，需要依賴史實，需要仔細調研，需要大量採訪，需要資料積累；要依據傳主的思想，而不是自己的思想。順便提一句，有一個關於德魯克的評語：德魯克是“在充斥着自大狂和江湖騙子的行業中一個真正的具有原創性的思想家”。這句話既肯定了德魯克，又從另一個側面給我們揭示了某種醜陋的社會現象。

吳曉波的《吳敬璉傳》硬傷累累，軟傷比比皆是，至少是吳曉波花時間不夠、用功不足的一種證明。

第二，所謂吳曉波的原創性。吳曉波稱，“我至少完成了三個原創性的研究工作：一是梳理了‘梁啓超(鄧孝可)—胡適(鄧季惺)-顧準-吳敬璉’這條偉大的改良主義血脈”；二是“以‘批判性精神’與‘建構性人格’來描述吳敬璉式知識分子的人格特徵”；三是“我發現吳敬璉幾乎見證和參與了建國之後所有重要的經濟理論及政策爭論，我以他參與過的十多場‘論戰’爲敘述的主線，結構性地描述了60年經濟改革思想的衍變歷程。”

先說其一，他把一部自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經濟改革的歷史牽強附會，對號入座，而沒有紮實的依據和有說服力的論證；其二，吳曉波並沒有向讀者提供足夠的“批判性精神”與“建構性人格”的特徵和歷史邏輯，以及支持這個歷史邏輯的事實。吳曉波在書中多次提及科爾奈的名字。但是，只要讀過科爾奈的自傳《思想的力量》的人，都會看到，作爲出自社會主義國家，經歷了轉型時期的經濟學家，什麼是他應有的批判性精神；其三，他把本文前面提及的封底用語 “參與了建國之後所有重要的經濟理論及政策爭論……”作爲原創性研究，恰恰說明他對改革前三十年沒有足夠創造性的發掘，對後三十年也是淺嘗輒止。

吳曉波還說 “中國本輪改革才進行了30多年，……沒有人士或機構進行有條理的、及時的整理和記錄。……很多重要事件的還原已是‘一地雞毛’”。這是想當然的說法。吳曉波有所不知，有不少人，包括機構都在研究改革史。他們埋頭苦幹，他們踏踏實實，他們訪問、收集資料、仔細求證。我們對於中國改革的歷史書寫的期待將寄望於他們。我自己在過去一年多所寫作的八十年代的 《那些人與事》，也是一點小小的努力。

第三，關於採訪。“柳紅對我的另外一個質疑是，爲什麼只採訪吳敬璉一個人。我的回答其實很簡單，爲什麼不能只採訪吳敬璉一個人？中外傳記史上，從來不乏只採訪傳主一人、其餘全靠文本資料、歷史檔案的傳記。”問題是，吳曉波寫《吳敬璉傳》並不僅僅寫他一個人。所以，我的回答其實也很簡單，你有權只採訪一個人，但是，你無權錯寫他人。只要你涉及他人，就要謹慎，就要負責任。我的質疑是基於我的經驗教訓，是看到吳曉波的《吳敬璉傳》中涉及他人的不公正和錯誤。

第四，所謂應景之作。吳曉波說，“《吳敬璉傳》的確是一本冒險的‘應景之作’”。不知所冒什麼險：是政治風險、學術風險、商業風險，還是不能嚴肅對待歷史的風險？所謂應景，是應了中國大歷史之景，還是改革三十年之景，抑或是吳敬璉80壽辰之景？既是應景之作，在很大程度上就難逃媚俗，古今中外歷來如此。而背後，則是價值觀的問題。歸根結底是怎麼看待歷史。

第五，關於專業知識。吳曉波對經濟改革中面臨的基本課題，思想演進的基本框架，經濟學家羣體及其思想，瞭解得都很不夠，所以才發生了前述例舉的硬傷。這是需要學習的。而學習是需要時間的。這些年，我們看到一些非經濟專業的“財經作家”採用工作室、“流水線式”的工作方法，來寫作一些重大的嚴肅的題材，其產品之粗糙和出錯是必然的，不出錯是僥倖的，精緻是不可能的。

吳曉波說，“歷史不是一條河流，而是幾條河流”。沒錯，但是每條河流的水，不能是無源之水。歷史不可以虛構；傳記所涉及的史實，不可以信手拈來，演義，扭曲，按照自己的意願，粉刷和包裝。這，將是永遠不變的前提。

唐德剛先生是中國史學界的大家。他說：“胡適老師曾諄諄告誡我輩說，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九分證據不能說十分話。……筆者不學，在個人拙作中，雖因時躋電腦時代，檢索日益方便，而不願再循繁瑣史學之舊硨,然無徵不信之史學清規，則絕不敢逾越也。”

今天，我之所以站出來批評，不僅因爲我和吳敬璉及其傳記的淵源，更重要的是，我想實踐唐德剛先生的精神，盡我所知糾正一些被扭曲的歷史。在歷史面前，只有一把尺子，這就是真實。所以，我和吳曉波的分歧，不是別的，是對待歷史的態度的分歧。這背後，其實是價值觀的問題，是良心的問題，是能不能夠坦坦蕩蕩地立於天地之間的問題。一句話，面對歷史，只有誠實和謙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