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頭下的歷史／1989天安門：「我們應該先撤退」，六四倒數8天

「我們應該先撤退，繼續爭取民主！」1989年5月27日傍晚，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領袖們——王丹、吾爾開希、柴玲等人，舉行了聯合記者發佈會，發表學運決議聲明：5月底發起大遊行，之後就撤出天安門廣場，以後再尋求機會抗爭。左圖持麥克風者，就是學運領袖之一王丹。 圖／美聯社

【歷史上的這一天：1989. 5. 27 中國】

鏡頭下的歷史／1989天安門：「我們應該先撤退」，六四倒數8天

「我們應該先撤退，繼續爭取民主！」1989年5月27日傍晚，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領袖們——王丹、吾爾開希、柴玲等人，舉行了聯合記者發佈會，發表學運決議聲明：5月底發起大遊行，之後就撤出天安門廣場，以後再尋求機會抗爭。但這個學運核心團體「罕見」的共識，就在發佈會後立刻被自己推翻，退場決議被翻盤爲「堅持不撤」，那時他們還不知道，這個決定足以改變整個運動。左圖持麥克風者，就是學運領袖之一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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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7日，北京宣佈戒嚴已經過了一週，廣場上一度因爲升高的緊張局勢，而讓學運能量再次凝聚；但時隔數天之後，各路口受阻的戒嚴部隊仍未有明顯動靜，加上5月底的悶熱天氣折磨，廣場上的人們已逐漸鬆懈渙散，團體派系之間的矛盾因浮躁而越顯激化，最大的分歧點就是：「要不要乾脆退場了？」

「大家的熱情一天一天被消磨，要怎樣才能喚起抗爭的動力？」長期抗戰之下，廣場的物資與人力越見貧乏，此時流竄在抗爭學生耳語的，卻是物資分配不均、資金流向不明的疑惑傳聞，在在挫敗廣場上的士氣。

另一個矛盾來自於指揮系統的拉扯。由外省高校學生組成的團體「外高聯」認爲，廣場指揮部過度偏袒北京學生、不把外地學生放在眼裡，還直指以北京學生爲骨幹的指揮部貪污捐款；而當5月中旬以後，廣場上的學生明顯外省多過北京在地的人數後，外高聯也認爲指揮主導權應該要交給更合適的團體。但與此同時，遲遲沒有進展、人氣又不若先前的學運，正面臨着該不該撤退的糾結。

「撤！我早就覺得該撤！」27日召開的學運聯席會上，王丹支持先從廣場撤退的策略。在場的劉曉波、吾爾開希也都支持退場，吾爾開希則進一步建議，「要撤退也要轟轟烈烈地撤，開個誓師大會宣佈勝利、指出今後的奮鬥方向，然後再撤出廣場。」聯席會上，退場機制也成爲共識：5月30日大遊行後撤出。一致通過的結果，將在27日晚的聯合新聞發佈會上公開聲明。同時這份聲明，也包含要求國務總理李鵬必須下臺。

「撤出廣場，並不意味運動的失敗和結束。再這樣堅持下去不但還無意義、還可能喪失民心。」與會的劉曉波如此建議。但就在稍晚的發佈會上，事情卻出現逆轉——原先說好遊行後的退場決議被推翻，全部的學生都要繼續留下來堅守在天安門廣場。

推翻結果的決定性人物，是同爲學運領袖的柴玲與封從德。但柴玲也有參加聯席會、當時也同意撤場，爲何在最後關頭改變心意？

「我們上了聯席會的當，會議氣氛使得我們不得不舉手...」柴封二人的辯解，再次突顯了指揮內部的矛盾問題；同時衆多根本沒機會參與會議的學生，也對這種「少數菁英決策」的機制感到不滿，繼而掀起反撤退的聲浪。推翻後的隔日，柴玲向美國記者 Philip Cunningham 透露：

「...同學們老在問，我們下一步要幹什麼、我們能達到什麼要求。我心裡覺得很悲哀，我沒辦法告訴他們，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

「...讓政府最後無賴至極的時候，用它的屠刀來對着它的人民。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才能擦亮眼睛。」雖然這段發言讓柴玲受到不少批評，但她認爲其實是因爲憂心「中共早就準備好鎮壓手段」而發出的警告。

「如果你是當時的中國學生、知識分子，你一定不會想錯過這個有可能改變中國瞬間...」事後吾爾開希也回憶，爲何大家最後又決定留下來。於是廣場上的抗爭再度延長，原本渙散的氣氛似乎又有了希望與生機，準備在月底的遊行重整旗鼓。

這是30年前的5月27日，「六四天安門事件」倒數第8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