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俠世界內外──辦報拚性命 寫小說是玩玩（二）
我們聊起當年胡菊人和董橋主編《明報月刊》，各有各的精彩。金庸說：「我和胡菊人先生去訪問過錢穆先生一次，錢先生的眼睛瞎了，報紙、書都是他太太念給他聽。他講話無錫口音，跟我是一樣的口音。」
我便說：「錢鍾書也是無錫人。」金庸說：「無錫出了很多名人。章太炎先生在無錫也教過書，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先生也是有名的。錢鍾書先生送了一套書給我，寫一句『良鏞先生指教』。我說：《管錐編》當中有些我還看不懂。他送給我書，我就寫了一封信多謝他。錢先生寫信很客氣，但是口頭講話就不留情面，很鋒利。」我說：「錢鍾書對陳寅恪的學問就有所保留。」金庸說：「錢鍾書寫東西一點一點，寫《管錐編》不成爲一個系統。陳寅恪喜歡成一個系統，自己有前後，成爲一個系統不容易，中國歷史研究成爲一個系統，這中間一定有毛病。」
一談起做學問，金庸十分醉心，尤其對《紅樓夢》有獨到見解：「一般人不是研究《紅樓夢》，是研究曹雪芹。我認爲《紅樓夢》不見得是曹雪芹寫的，完全沒有證據證明是曹雪芹寫的，現在有人研究曹雪芹的生平，一寫幾十萬字，我覺得這個路線可能是錯的。如果最後證明這個小說完全不是曹雪芹寫的，那研究完全是空的。馮其庸先生跟我也是好朋友，但是我沒有跟他談這個問題。需要肯定作者是誰，如果連作者都不知道，去研究曹雪芹完全沒有用的。」
我說：「現在除了『紅學』，人家還提出『金學』。倪匡先生說，『金學』是他開創的。」金庸朗聲道：「我不贊成有『金學』！」
金庸一生功業，以辦《明報》爲重，有人還寫了專着來研究。我說：「聽說您對《資治通鑑》讀得非常熟。」金庸說：「因爲那時候《資治通鑑》比較好看，容易看，我小時候在家裡沒有事，看《資治通鑑》像看故事一樣，我覺得文筆好。」我接話：「您也把《資治通鑑》運用到《明報》的領導上來？」沒想到金庸說：「香港是完全的新聞自由。如果今天晚上港督打個電話給我：『查先生，這個問題你明天怎麼寫怎麼寫。』我就把這個電話錄音下來了。我明天去報告英國政府，明天就炒他魷魚了，所以港督是不敢這樣做的。任何香港政府的人員想要干預輿論，你錄音下來確定證據，告訴英國政府，英國政府馬上把港督召回。」
我問：「您做新聞的信條是什麼？」金庸說：「英國報人史各特（C.P.Scott）講：『事實不可歪曲，評論大可自由』（Comment is free，but the facts are sacred）。事實很重要，不能夠歪曲，港督講過什麼話，做過什麼事情，這個事實不能歪曲，但是評論可以自由。我們的意見可以不同，但是根據的同樣一個事實是不能歪曲的。這一點是我們辦《明報》必要的信條。」
我問：「您從《大公報》出來，到了三十五歲時自己創辦《明報》，重要的緣故是什麼？」金庸說：「我在《大公報》工作時，《大公報》還是獨立、自由的，所以《大公報》被認爲是中國最好的報紙。我考進去，當然是希望講真話，後來經過大躍進，全部講假話，我說這個報紙不行了。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它還是講一畝地出五萬斤糧食，我講這是假的，我親自到廣東去參觀過。」後來《明報》還跟《大公報》打過筆戰，金庸說：「他們要來打《明報》，《明報》就退讓，不跟它真正地打。他們打到《明報》門口，工人就把鉛溶化了，放在樓上：你們過來，我們就倒下來。他們也不敢過來了。」
在香港要勇敢很容易
我說：「1966年創辦《明報月刊》時，中國正是風雨飄搖的時候。當年您和朋友姜敬寬通信時，就認爲《明報月刊》的風格想辦成『五四時代的北京大學式』、『抗戰前後的大公報式』。」金庸說：「那是很公正，憑良心講話。到《明報月刊》四十年時，我還是講：我當時是拚着性命來辦的，準備給打死的，結果沒有打死，還好。他們覺得我很勇敢，我說在香港做事情，勇敢一點也不奇怪。如果這個事情發生在廣州，勇敢才了不起。香港這個環境中，要勇敢很容易的。」
我問：「您投入到辦報的精力比寫小說的精力更多？」金庸答：「辦報是真正拚了性命來辦的，寫小說是玩玩。」
在聊起報界前輩的近況後，我問：「您跟新聞界的晚輩交流多嗎？」金庸說：「我在浙江大學做人文學院院長，其中有一個系是傳播系，我在演講的時候，有些同學就問我：你在香港辦《明報》很出名，辦得很成功，而且人家要殺掉你，你也不怕，我們現在學傳播媒介，應該取什麼態度？我跟學生講：你們要做好人，不要做壞人，這是唯一的標準。不能跟我在香港那樣寫文章，我在香港是拚了命來做的，我是準備把性命犧牲，把報館也準備讓他們剷掉了。你們現在不能犧牲性命，犧牲報紙事業，你的報紙事業還沒有犧牲，人已經先被炒了魷魚。如果做壞人的話，不做報紙也可以做壞人，男人可以做強盜小偷，女人可以做妓女舞女，寧願做壞人的話，不一定做新聞工作，什麼壞人都可以做。假設浙江一個高官老是貪污，老是欺壓老百姓，你寫一篇文章美化他，違背良心，這是不可以。這些同學就接受這個觀點。香港的新聞自由在以前英國人統治的時候，跟英國是完全一樣的。」
我問：「您在香港辦報紙和寫小說，最核心的精神是什麼？」金庸說：「最核心的精神是講老實話。中國好的，我就講好的，有人講大話，我就揭穿他的大話。寫武俠小說是爲了寫正義的人，好人就講他好的，壞人就講他壞的。社會上有這種人，我就要把他表現出來。」
作爲「金迷」，我對金庸晚年喜歡改自己的小說不以爲然，便說：「沈從文先生晚年喜歡改自己的小說，張兆和就跟他說：你不要再改了，越改越沒有以前那麼好。」金庸說：「小說是自己的作品，自己看總是覺得不好，需要修改一下。人家的作品我覺得不好，但是不好去修改人家的。魯迅也講，一篇文章寫好了放在那裡，不要發表，過十幾二十天拿出來看看，覺得不好，再修改一下，又覺得好一點，還是放在那裡，再一年半載拿出來看看，再改一下會好一點。」（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