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後，毛主席爲何批評陸定一：應該多宣傳方誌敏，少宣傳瞿秋白

1962年，毛主席對時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說：以後少紀念瞿秋白，多紀念方誌敏這樣的同志。

之後，毛主席又向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批示過：《多餘的話》看不下去，無非是向敵人告饒。他批評周揚：爲什麼不宣傳陳玉成，而宣傳李秀成？爲什麼不宣傳方誌敏，而宣傳瞿秋白。

毛主席之所以對瞿秋白的事情如此關注，原因就是在這一年，一個香港作家寫了一本《瞿秋白傳》，其中的附錄部分完整收錄了瞿秋白的臨終遺稿《多餘的話》。毛主席對這篇文章評價很低，“看不下去”，認爲“無非是向敵人告饒”。

瞿秋白是我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22年，他在蘇聯經張太雷介紹入黨，回國後主要從事宣傳工作，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研究做出了開創性的工作。他的重要貢獻包括：

他最早從理論上提出並論證了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綱領；

他較早提出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應掌握領導權；

他較早提出農民運動在中國革命中具有的重要意義；

他較早指出武裝鬥爭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作用等等。

1927年4月，在黨的五大上，瞿秋白當選政治局常委，並在大會上散發《中國革命中之論爭問題》，旗幟鮮明地對陳獨秀的錯誤路線方針提出了全面的批判。

大革命失敗後，瞿秋白主持了著名的“八七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黨堅決糾正了陳獨秀的錯誤，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總方針。會後，他負責主持中央工作。瞿秋白由於經驗不足、認識不夠等原因，也犯過一些錯誤，但很快就被改正。

1928年6月，瞿秋白和周恩來一起在莫斯科主持召開了黨的六大。

1930年8月，他和周恩來一起回國，在六屆三中全會上糾正了李立三的冒險主義錯誤。會後，他再次主持中央工作。

可以說，在1927年到1930年期間，瞿秋白的工作和黨的命運是緊緊聯繫在一起的，這一時期，他的貢獻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

然而，在1931年1月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瞿秋白卻受到了共產國際派來的米夫和王明的誣陷和打擊，被解除了領導職務。

1934年2月，瞿秋白來到中央蘇區，擔任教育人民委員部部長（徐特立爲副部長）。在此期間，他主持蘇區的教育事業，建立了從中央到各、縣、鄉區的掃除文盲機構，完善了黨的幹部教育系統和普通學校教育系統。

此後，中央紅軍長征，瞿秋白因爲身患重病，被留在了中央蘇區，擔任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部長。後來，瞿秋白在去看病的路上被捕，於1935年9月在福建長汀英勇就義，時年36歲。

1945年，黨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瞿秋白是“當時黨內有威信的領導人之一”，他最後“英勇地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之下”，他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

瞿秋白之所以在後來的半個多世紀引起不休的爭論，主要就是因爲他在臨終前寫下的那篇《多餘的話》。關於這篇文章的真實性，很長時間人們都沒有定論，在60年代之前，人們普遍認爲，這是敵人的僞造的，用來污衊瞿秋白。這也從側面說明，當時人們對這篇文章的評價就不高 ，持一種否定的態度。隨着後來這篇文章被證明確實出自瞿秋白之手，對瞿秋白的評價也就立刻發生了分化。

長期以來，人們對於《多餘的話》對的觀點可以分爲三種：1，它是一個共產黨員光明磊落的自我解剖，文中雖然有一些消極的字句，但光輝是主要的，瞿秋白自我評價、自我解剖的態度是值得人們敬仰的；2，認爲它的主要傾向是錯誤的，反映了作者情緒的苦悶、革命意志的衰退，思想的動搖，但其性質仍是思想上的錯誤；3，認爲該文是瞿秋白和敵人鬥爭的策略，瞿秋白通過有原則的妥協，以獲取敵人的釋放，做法可以理解，卻不夠現實。

毋庸諱言，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對自己進行了一些消極的批判。他寫道：像我這樣的性格、才能、學識，當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確實是一個歷史的誤會。他認爲，自己只是一個“半吊子文人”，“平凡的文人”，“一個最懦弱的婆婆媽媽的書生”，自己始終未能擺脫“沒落的中國紳士階級意識”，搞政治“實在違反我的興趣和性格”。

這些自污自貶的話，表現了瞿秋白內心的苦悶，表現了他對自己喪失了信心。在敵人面前，這種態度確實是不應當的。

但我們也應該認識到，瞿秋白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搖尾乞憐，苟且求生，而是做好了犧牲的準備。在文章中，他反覆說，自己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盡期”，“絕滅的前夜”，所以他要“趁這餘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他已經做好了捨身赴義。

儘管瞿秋白自污自貶，但通觀這篇文章，他沒有詆譭過馬列主義，沒有被判自己的信仰，沒有出賣組織和同志，沒有吹捧國民黨和蔣介石。相反，他在文中多次表達了他對黨、對革命事業和曾經並肩戰鬥的戰友的良好希望和祝願。可以說，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瞿秋白是以一個光明磊落的共產黨員的身份倒下的。

瞿秋白之所以寫下這篇文章，和他本人的文人書生氣質有着很大的關係。我們知道，瞿秋白除了是一個革命家，還是一個頗有成就的作家、文藝理論家、翻譯家，他和魯迅先生有着非常良好的私交，在他被捕後曾給魯迅寫信讓他營救自己。

“文人”和“書生”，也是瞿秋白對自己的最後評價。他出身紳士家庭，文人氣質十足，一直嚮往文學，但歷史的洪流卻把他推到了政治的舞臺上，讓他成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家。可惜的，終其一生，瞿秋白都未能很好地把這個身份和“革命家”的身份結合起來。

當然，瞿秋白當時的苦悶心情，和他在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後受到米夫、王明等人的誣陷和打壓有着很大的關係。書生文人性格的瞿秋白，並不能像毛主席等人那樣，從那種被“無情打擊”的狀態中挺過來，這種能力是他不具備的。加上瞿秋白當時受到肺病折磨，身心交錯，悲觀消極的情緒由此而來。

還需要指出的是，瞿秋白的這篇文章基調消沉，情緒傷感，甚至流露出一些“厭世情緒”，並不值得大加讚揚。比如他寫道：“不管全宇宙的毀滅不毀滅，不管革命還是反革命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

這種情緒和基調確實在後來被敵人利用，造成了很多不好的影響。比如當時國民黨的報刊曾多次刊登此文，並加上各種按語引言，對革命事業進行詆譭。比如1935年《社會新聞》所加的按語：

將《多餘的話》公諸於讀者，以使讀者明白“匪”內部裂痕之深，矛盾之甚，無幸逃撲滅之理矣！……瞿秋白是共產黨中的人才，在紅圈子裡混了十幾年，如霧裡看花，迷焉罔覺，到被捕之後，始在獄中宣泄他半生的苦惱，認爲是“歷史的誤會”，有今是昨非的懺悔。“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悔前恐後，惜乃晚矣！不知一般執迷不悟的共產青年，做何感想！

從這些話中我們能夠看出，瞿秋白的這篇文章，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國民黨用來詆譭革命的工具。

相比之下，方誌敏在臨終前寫下的《可愛的中國》，就顯得氣勢磅礴、大義凜然，是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的好教材。相比之下，《多餘的話》難免黯然失色。

綜上所述，瞿秋白的這篇文章雖然並非投敵之作，但其基調是苦悶的，情緒是消極的，後果和影響是負面的。而毛主席作爲一個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一個具有大無畏樂觀主義精神的革命家，他對此文表示“看不下去”，認爲此文不值得宣傳也就不難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