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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東熊／法律白話文能建立司法威信？太天真！

許多人（包含司法當局）認爲，我國人民對司法信賴度不高，是因爲法官所寫的判決文一般人不容易看懂，因此，就認爲法官的判決文應改爲一般人也看得懂的白話文來寫。

其實，法官所寫的判決文，一般人不容易看懂的現象，並非我國所特有：例如，日本有一句「法律家的爛文章」（法律家の惡文）之俚語，系在表示法官、法學者所寫的判決或文章，一般人不容易看懂；同時，英文之法學文章中，有許多拉丁文混雜在其中，故英國、美國之法官、法學者所寫的判決或文章，一般人亦不容易看懂。因此，如僅着力於推行白話文的判決文，恐對建立司法威信之效果並不大。

▲ 學者指出，人民對司法信賴不高，肇因司法官未擺脫白色恐怖的官僚意識型態。（圖／記者謝婷婷攝）

沒擺脫「白色恐怖」官僚意識型態

其實，我國人民對司法之信賴度不高，其關鍵，乃在於我國法官、檢察官始終擺脫不掉白色恐怖時代之官僚意識形態，以致我國法官與檢察官之觀念與民主時代之人民的觀念脫節所致。

尤其，刑庭法官不瞭解其在刑事司法體制內之角色，實與民庭法官相同，都屬公平、中立之排解糾紛之審判者（umpire），而誤認其系與檢察官居於分工合作關係之社會治安維持者。

因此，使我國走到民主社會之今天，仍不僅由司法院所提出之刑事程序法法案，都完全偏袒於檢察官；而且，於實務上，無論對刑事程序法，抑或對刑事實體法之解釋，亦完全作對檢察官有利，而對人民不利之解釋。

以這種完全與人民作對之白色恐怖時代之官僚意識，來作司法改革，必以失敗收場，乃可預料。

審判淪爲「清代」間接、書面審理

例如，我國司法院不瞭解程序法與實體法顯有不同：程序法與實體法雖均叫做「法」，但程序法與其說系「法」，毋寧系一部機器，系一部爲避免誤判產生之運作訴訟之機器。

因此，程序法與實體法不同，系一條卡一條，不可分割，否則，無法產生避免誤判之效果。例如，爲避免誤判產生，法學先進國家證據法，乃採直接審理主義與言詞審理主義。而爲落實直接審理主義與言詞審理主義，英美之訴訟法乃設置「傳聞法則」與「交互詰問」之制度。而此「傳聞法則」與「交互詰問」，乃訴訟制度中之兩個齒輪，不能分開，一個卡住一個。否則，訴訟制度乃淪爲間接及書面之審理，不能防止誤判。

然而，我國於民國92年增設「傳聞法則」與「交互詰問」時，不僅在立法時，爲檢察官辦事之方便，將「傳聞法則」扭曲，使檢察官於無使用檢察官筆錄做爲證據之必要（無證據之必要性）時，亦得使用檢察官筆錄做爲證據（此即間接、書面審理）。而且，於我國審判實務上，亦將「傳聞法則」解釋爲，關於檢察官筆錄無「可信性之情況保證」之舉證責任課加於被告（人民），而使人民一旦成爲被告，即使無辜，亦須揹負被判有罪之甚大危險，使法官變成檢察官之案件接辦人，而非公平、中立之審判者。

「傳聞法則」既然在立法上與實務解釋上被破壞殆盡，則於民國92年所增設之「交互詰問」，亦無法發揮其應有之功能，而使整個審判淪爲清朝時代或白色恐怖時代之間接、書面審理，而聞不到民主氣息。

▲ 法學者批判，交互詰問無法發揮應有的功能。（圖／記者林敬旻攝）

刑庭法官意識形態　無異白色恐怖

至於對刑事實體法之解釋，我國法官亦在扮演檢察官之角色，而非社會正義最後一道防線。

例如，對轉讓二級毒品，即使對非藥師等，非藥事法規範對象之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亦適用《藥事法》第83條規定，而不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給予減刑。

這種解釋，不僅使《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規定變成具文，而且，亦使該條例第17條規定變成在欺騙全國人民，而使法院喪失了成爲社會正義最後一道防線之角色。

由以上所述可知，我國刑庭法官現在之意識形態，實仍與白色恐怖時代之法官並無兩樣，以這種「法官檢察官化」的意識形態，司法院擬以推行改變判決文之寫法，來獲得人民之信賴，實屬太過天真，也根本未對症下藥，司法仍將繼續不受人民信賴的現象，將永遠不會改變。

黃東熊／法律白話文能建立司法威信？太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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