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芯片戰爭的二三事
前段時間耶倫訪華,據說肩負很多“任務”,外媒幫她總結了其中的一條:“讓中方官員相信,美國以國家安全名義阻止中國獲得半導體等敏感技術的一系列措施並不是爲了損害中國經濟。”
這都已經2023年了,美國對中國芯片產業發動的禁令已經不下十幾輪,實體清單上的大陸企業和個人超過了2000個,對面還能編出如此冠冕堂皇的理由,令人感動,簡直是“他真的,我哭死”。
估計美國人自己也看不下去了,這種說法很快便被New York Times上的另外一篇文章所打臉。
在耶倫離開中國的4天后,外媒圈有名的中國報道記者Alex Palmer在NYT上發表了一篇闡述美國芯片封鎖的文章,直接將其本質寫在了標題上:這是一種戰爭行爲(An Act of War)。
Alex Palmer畢業於哈佛,是北大首屆燕京學者,長期報道中國,範圍包括徐翔、芬太尼和TikTok,是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老熟人了。不過在芯片這件事上,他倒是把美國人的實話給套了出來。
在文章中,一位受訪者露骨地表示:“我們不僅不會允許中國在技術上取得任何進展,我們還將積極扭轉他們目前的技術水平”,而芯片禁令“本質上是爲了根除中國整個先進技術生態系統。”
美國人用了 “eradicate” 這個詞,這個詞含有“滅絕”和“連根拔起”的意思,經常出現在天花病毒或墨西哥販毒集團的前面。而如今,這個詞的賓語變成了中國的高科技產業。作者在文章中預測:如果這些措施成功,可能會影響中國一代人的進步。
任何想了解這場戰爭嚴重程度的人,只需要反覆咀嚼 “eradicate” 這個詞就夠了。
01 升級的戰爭
競爭的法則,跟戰爭的法則,其實是完全兩個層面的東西。
商業競爭是一套合法框架下的較量,但戰爭則不一樣,對手幾乎不會考慮任何的規則和限制,會不擇手段地來完成自己的戰略目的。尤其在芯片領域,美國甚至可以不斷更改規則——你適應了一套,它立馬換一套新的來對付你。
比如在2018年,美國商務部用“實體清單”的方式制裁了福建晉華,直接導致了後者的停產(目前已復工);在嚐到了“甜頭”後,2019年華爲也被列入了實體清單,限制美國企業爲其提供產品和服務,比如EDA軟件和Google的GMS。
在發現這些手段無法完全“消滅”華爲之後,美國改變了規則:從2020年5月開始要求所有使用美國技術的公司都不能給華爲供貨,比如臺積電的代工,這直接導致了海思的停滯和華爲手機的大幅萎縮,給中國產業鏈帶來每年超過千億的損失。
而在之後,拜登政府更是把火力目標從“企業”上升爲“行業”,大批中國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先後被列入禁令名單。到了2022年10月7日,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發佈了新的出口管制條例,幾乎直接給中國半導體設置了“天花板”:
16nm或者14nm以下的邏輯芯片、128層或以上的NAND存儲、18nm或以下的DRAM集成電路等均被限制出口,而算力超過4800TOPS和互聯帶寬超過600GB/s的計算類芯片也被限制供貨,無論是代工還是直接銷售產品。
用華盛頓某智庫的話來講就是:特朗普瞄準的是企業,而拜登打擊的是行業。
在閱讀《三體》小說的時候,普通讀者很容易理解智子鎖死地球科技的陽謀;但在現實中,不少非產業界的人在旁觀芯片禁令的時候往往會產生一種認知:只要你遵守美國的規則,就不會被針對;你被針對,就說明你做了錯事。
有這種認知很正常,因爲很多人的思維還停留在“競爭”的框架中。但在“戰爭”裡,這種認知可能是一種錯覺。這幾年不少半導體高管反映:當企業的自主研發開始涉足先進領域時(甚至只是預研),就會遇到一堵無形的氣牆。
高端芯片的研發,基於的是一套全球技術供應鏈,比如要做5nm SoC芯片,需要跟Arm買內核,跟Candence或Synopsys買軟件,跟高通買專利,跟TSMC協調產能……只要做這些動作,就會進入到美國商務部BIS監管的視野之中。
一個案例是某手機廠商旗下的芯片公司,在臺灣開設了一家研發子公司,吸引臺灣本地人才做消費級芯片,但很快就遇到了臺灣相關部門的“調查”。無奈之下,這家子公司被剝離出母體,作爲體外的一個獨立供應商,但也得小心翼翼。
最終,在一次被臺“檢查機關”突襲搜查並帶走服務器後(並沒有發現任何違規),這家臺灣子公司被迫關閉。而幾個月後,其母公司也乾脆主動解散——高層發現在不斷變化的禁令下,只要是高端芯片項目,就有被“一鍵清零”的風險。
的確,當不可測的業務遇上喜歡醬香科技護城河的大股東,結局基本上是註定的了。
這種“一鍵清零”的能力,本質上是美國將之前奉行的“基於自由貿易的全球產業分工”,變成了一件攻擊敵人的兵器。而爲了粉飾這種行徑,美國學者還特意發明了一個專業術語: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即武器化的互相依賴。
看清楚這些之後,很多之前爭議的事情就沒必要再討論了。比如再去諷刺華爲違反伊朗禁令沒有任何意義,因爲人家已經明說“伊朗只是一個藉口”;再去指責中國的產業政策也顯得可笑,因爲美國反手就掏出530億美金,來補貼芯片製造促進迴流。
克勞塞維茨曾說:“戰爭是政治的延續。”芯片戰爭也一樣。
02 封鎖的反噬
有人會問:美國這樣“舉國來戰”,就沒有任何辦法應對了嗎?
如果說要找那種一擊破敵的神功絕招,那的確是沒有。計算機科學本身就誕生於美國,尤其是集成電路產業,對方拿戰爭手段來發揮產業鏈話語權,中國只能花更長的時間來從上下游一點一點兒地攻克,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但如果說這種“戰爭行爲”不會產生任何副作用,可以一直用一直爽,那也不是事實。美國這種全行業式的封鎖,最大的副作用其實是這個:讓中國有了依靠市場機制——而非純粹動用計劃力量——來解決卡脖子問題的機會。
這句話初聽起來似乎很難理解。我們可以先來了解一下什麼是純計劃的力量,比如在半導體行業,有一個專門扶持重大技術攻關的項目,叫做“極大規模集成電路製造技術及成套工藝”,業內通常稱之爲02專項,純粹的財政資金出資。
02專項很多企業都曾經拿過,筆者當年在投半導體的時候,調研企業的時候看到過很多“02專項”留下的樣機,看了後感覺五味雜陳,怎麼說呢?很多堆在倉庫裡的設備一摸一手灰,大概只有在領導視察的時候纔會被搬出來擦亮。
當然了,02專項的確給當時寒冬裡的企業提供了寶貴的資金,但另一方面,這些資金的使用效率的確不高。光靠財政資金補貼(即使補貼的是企業),恐怕也很難做出能投入市場的技術和產品。這一點搞過科研的人恐怕都懂。
在芯片戰爭之前,中國有很多生存艱難的設備、材料和小型芯片公司,很難跟國外同行競爭,像中芯、長電甚至華爲這樣的公司平時也不會太重視它們,原因也很容易理解:能買到更成熟、性價比更高的國外產品,自然不會用國內的。
但美國對中國芯片產業的封鎖,給這些企業帶來了一個難得的契機。
在被封鎖的情況下,之前被晶圓廠或者封測廠看不上的國內廠商被趕鴨子上架,大量設備和材料被送進產線裡去做驗證。而久旱逢甘霖的國內小廠們猛然看到了希望,誰都不敢浪費這寶貴的機會,因此也都焚膏繼晷地配合改進產品。
儘管這是一種內循環式的市場化、一種被逼出來的市場化,但它的效率也要比純計劃力量高效地多:一方鐵了心要國產替代,一方死命抓住救命稻草,而在科創板的造富效應的感召下,現在半導體上游幾乎每一個垂直細分領域都有很多公司在卷。
我讓同事統計了過去十年中國半導體上市公司的利潤走勢(只選取有十年連續業績的公司),會看到明顯的增長趨勢:10年前,這些國內公司的利潤總和只有30多億,而到了2022年,它們的利潤總和超過334億,接近十年前的10倍。
Alex Palmer在文章裡評論道:當中國企業能夠接觸到西方芯片供應商時,國內廠商是沒有太多業務的。但是現在,如果中國企業不團結,下場就是一起覆滅,“以前他們可以在國家韌性和商業發展之間做選擇,現在這個選擇已經不復存在。”
當然有人一定會質疑:“這些國產替代都是中低端領域,高端芯片我們還是突破不了。”這種質問從事實角度沒什麼問題,但芯片的確不像互聯網,幾個程序員搗鼓幾個月就能抄出個大概,它是一個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行業,的確急不來。
過去十年,國內半導體產業取得了很多進步,但輿論往往有種“言必稱光刻”的傾向,以至於“只要做不出EUV光刻機,中國半導體產業就是不行”的認知非常流行。這種觀點既不客觀也不正確,掩蓋了很多人的努力和汗水,但非常受歡迎。
當然,一個產業能不能做成,核心還是要看這個產業是否具備成功的稟賦條件,比如資金、人才和市場,跟輿論的關係不大。更何況,很多極端的悲觀言論其實並非頭次出現,它們很多年前就出現在諸如高鐵、風電、光伏和新能源汽車等領域了。
03 更大的挑戰
可能是天意,也可能是巧合,在芯片激戰正酣的時刻,以AI爲核心驅動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又開啓了。
2022年底OpenAI的一聲炮響,給碳基人類帶來了新大陸,也讓芯片戰爭成爲一個更廣範圍內對決裡的一部分。事實上,美國已經限制中國科技公司獲取最新的AI芯片,而據稱禁止美國資本投資中國人工智能公司的計劃也在籌劃之中。
衆所周知,產業革命的早期(啓動期)是新技術層出不窮、新模式眼花繚亂、新巨頭破土萌芽的階段,這個時候如果不能緊緊跟住核心技術的變化,後面的差距可能會被越拉越大,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後面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和金錢來追趕。
在第一次工業革命(蒸汽機)啓動的時候,中國當時在閉關鎖國;第二次工業革命(電力)啓動時,正處於動盪的晚清末年;第三次工業革命(計算機)啓動時,新中國雖然當時在同步追趕,但進度受政治運動的影響很大。
因此,歷史的每一筆腳註都在告訴我們:這次千萬不能被拉下。
所幸地是,中國在AI領域還是有一些家底,從2012年開始互聯網大廠和創業公司就在持續地涌入AI領域。儘管這次發現新大陸的還是美國人,但放眼望去,全世界在後面緊追的國家似乎也只有中國了,這一點不需要妄自菲薄。
但不利因素也有不少。一是美國打芯片戰的這套方法論,肯定會延續到人工智能領域,不過跟半導體的全球分工和超長產業鏈不同,人工智能大部分領域都是軟件層面的創新,鏈條相對較短,被卡脖子的概率小於半導體(不等於沒有)。
二是風投資金的青黃不接。由於地緣和中概股的影響,美元基金募不到資已是公開的秘密,而人民幣市場受地方財政影響較大,因此現在國內的AI創業浪潮遠不如10年前的移動互聯網,跟硅谷目前熱火朝天的景象也相差較遠。
而在基礎創新上,目前國內差距還比較大。發明晶體管的貝爾實驗室和推出GPT的OpenAI本質上都是由大公司“養起來”的(前者是AT&T,後者是微軟),中國目前缺乏這類角色(政府出資的北京智源和上海AI Lab是一種可選項)。
如果在創新領域無法保持齊頭並進,就會有種“你要敢開源,我就敢創新”的尷尬。
而新技術革命爆發的前幾年,積極擁抱的國家極有可能打造出跟對手之間的“代差”。比如英國人1915年發明坦克,但德國率先以坦克爲中心組建成裝甲軍,戰鬥力遠超周邊其他國家,之後便用閃電戰幾乎掃平了整個歐洲大陸。
美國的軍事部門跟技術部門的合作向來通暢——民兵洲際導彈曾經是集成電路最早的大客戶,一度消化了20%的出貨量。而諸如像Palantir和Ghost Robotics等美國國防供應商,在今年年初就已經推出了融合最新AI技術的軍事產品。
毛澤東曾說過:“抗日戰爭快不得,解放戰爭拖不得。”同樣的句式套在當下的場景就是:芯片之戰快不得,AI之戰慢不得。
1900年,全球鋼鐵產量是2800萬噸,石油產量是2000萬噸。到了2022年,兩個數字分別變成18.8億噸和2.04億噸——鋼鐵和石油,無疑是過去一個多世紀人類構建工業文明的基礎原材料。而在21世紀,硅片是新的鋼鐵和石油。
珍珠港事件爆發前,美國禁運的重點就是鋼鐵和石油,強大的冶金和煉化能力軍事勝利的基礎;莫斯科戰役失敗後,德國拼了命也要向高加索挺進,爲得就是奪取巴庫油田——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戰略資源,失去就等於失敗。
我們正處在一次史無前例的工業革命和大國博弈的交叉點上。尊重規律,保持敬畏,充滿信心,黎明就一定會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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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An Act of War’: Inside America’s Silicon Blockade Against China,NYT
[2] Chip War: The Fight for the World's Most Critical Technology
作者:戴老闆
編輯:李墨天
視覺設計:疏睿
責任編輯:李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