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隱秘角落中的拾荒江湖
江湖中曾經廣泛流傳着這樣一句話，“軍火、毒品、破爛，誰做誰賺錢。”
一個個看起來骯髒不堪、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垃圾桶，裝着一個拾荒江湖。從拾荒老人到垃圾卡車，再到垃圾分解站、垃圾交易市場，人們眼中無用的垃圾，會幾易其手，最終變成財富。
在江湖中生存，有人靠體力，有人靠智慧，自然也有人靠膽量。
各地都在穩步推進垃圾分類回收的政策法規，遲早會影響到拾荒江湖的生意。
但如今，江湖依舊生生不息。
拾荒者走後，留給環衛工人的只有廚餘垃圾。
難以統計的江湖數據
北京市人民政府參事王維平，曾任北京市政市容委副總工程師。他研究拾荒者隊伍20餘年，他曾做過調查，國務院批准的663座城市中，拾荒者這一羣體有約230萬人。
2016年，北京通過垃圾處理廠處理和拾荒者處理的垃圾體量基本相同，均爲760萬噸左右。處理每噸垃圾需要500元人民幣，如果沒有拾荒者隊伍，北京當年的垃圾處理支出將增加38億元。
在王維平看來，拾荒者文化素質低，能翻垃圾桶，能上門回收，唯一的動力是錢。
誰想要收編他們，是很難的。
城市的生活垃圾分類回收工作由各區環衛局、街道、社區工作人員層層推進。也就是人們看到的，市政的垃圾車到每個社區將垃圾桶內的垃圾進行統一回收處理。
事實上，在市政垃圾車和環衛工人抵達垃圾桶的時候，裡面有價值的垃圾已經被分完了。
單純從市政最終回收的生活垃圾看，我們彷彿已經實現了“垃圾分類”需要的結果，但事實上，這並不來自人們素質的提升和意願的增強，更多的來自於垃圾背後的經濟價值。
垃圾處理系統建立的過程是滯後於垃圾的產生的，沒有納入的部分流入了非正式的系統，而可回收資源的分散性分佈的特徵，讓資源回收的成本增高，拾荒者把這些本來是零價值的廢物重新賦予了價值。
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周傳斌曾在《中國環境管理》雜誌發表《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的測算：用數據丈量垃圾分類實績》一文。文中提到，由於城市生活垃圾處理和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由不同職能部門負責管理，不同來源的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統計數據未有效整合，我國城市生活源再生資源回收利用量的統計數據缺乏，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測算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
人們丟棄的垃圾通過前端收集、終端轉運、後端處理最終抵達再生資源企業。這三個環節承載起了一個拾荒江湖，這個江湖中的絕大部分環節，我們無法通過企業財報、納稅記錄或是其他官方渠道獲得具體的數據和統計。
不僅如此，在交易、運輸、生產的過程中，他們製造着污染，違反着規則，卻遊離在監管之外。
沒有數據，缺乏監管，並不代表這個江湖不存在。
鬧市中的拾荒者。
有錢不賺，不是那個麼
祁大媽不認識王維平，也沒看過他撰寫的調查報告，但這並不影響她投身拾荒事業。
很多人會認爲，祁大媽這樣有着較爲優越生活條件的老人，參與拾荒是源自於某種叫做“拾荒癖”的心理疾病，而祁大媽認爲，這都不存在。
“有錢不賺，不是那個麼？”
祁大媽生活的小區，共有22棟樓，約3000餘戶業主。據祁大媽自己的不完全統計，這一個小區，拾荒的老人大約有15名，祁大媽自認爲是“小區拾荒一姐”。
在小區中拾荒，大家需要嚴格遵守地盤法則，你住哪個樓，就撿你樓下的垃圾，如果旁邊的樓沒有專屬拾荒者，你也可以拓展。
祁大媽違規了，她不僅“承包”了自己樓下的8個垃圾桶，甚至還“染指”了多達10棟樓的垃圾桶，地下車庫的若干垃圾桶，也是她的管轄範疇。
除此之外，她在小區的自行車棚還有專屬於自己的垃圾存放處，在那裡，她每天會將自己撿到的各種垃圾分類、打包，最終送到小區外的垃圾卡車賣掉。
爲了拿到這些垃圾桶的“撿拾權”，按照祁大媽的話說，自己是下了本了。
爲了獲得物業的支持，祁大媽先後請了兩頓飯，送了好幾條煙，向物業提前繳納了3年的物業費，以示自己的決心。最終，祁大媽成功得到了物業的默許。
但也得罪了同一小區其他拾荒的老人們。祁大媽用於轉運垃圾的自行車不翼而飛，存放在車棚的垃圾被偷被破壞，同行甚至不惜以降價來讓祁大媽的垃圾賣不上價格。
雖然沒有證據，但祁大媽都記在心裡。
社區中隨處可見的拾荒老人。
對於地盤的爭奪，小區大門外一步之遙的距離，就完全是兩幅景象。祁大媽的鬥爭和垃圾卡車相比，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雖然小區門外是市政道路，但是要想把垃圾卡車停放在此處收垃圾，並不是容易的事。
“說白了就是錢，誰給的錢多誰就有權利幹下去。”
27歲的吳鑫和妻子小孫，幹上撿垃圾的生意才知道，買卡車的幾萬塊錢，只是小頭。
“得給物業錢啊，停一年要交2萬塊錢的費用，沒有發票也沒有收據。就這個錢你想交，也得有人牽線，不然你光有錢也沒用。”
吳鑫曾經到一個老舊小區門口收垃圾，那裡並沒有“原住”垃圾卡車，他剛停下車5分鐘，就來了4撥人讓自己離開，有小區保安、有居委會、有城管，甚至還有收垃圾的同行。
後來他才知道，那個小區門口是被一位“領導”的親戚承包的，那天車沒在，是去送貨了。
“他們拿着鐵鍬，木頭棍子，把我的車燈打碎了，告訴我不許再去那個小區，不然見一次打我一次。”
初來乍到的吳鑫帶着妻子倉皇逃竄，避免了皮肉之苦。
不僅在小區門口收廢品要交費，想要回收超市、飯店的垃圾，同樣需要多方打點，逢年過節請客送禮是必需的。
“不然人家賣誰都是賣，憑什麼賣你？”吳鑫說。
對於80後的北京小夥馬寧來說，搶地盤就是真刀真槍的幹了。
上大學的時候，由於開銷大，又不想找家裡人要錢，馬寧在學校周圍做起了撿破爛的生意。
那個時候學校在郊區，還沒有完全開發，周圍很荒涼，爲了和其他收破爛的搶生意，馬寧沒少動手。
“最後把他們都打跑了，周邊撿破爛的都不來我們學校附近收，我就等於獨享了這一個地區的垃圾。”
就這樣，撿破爛讓馬寧賺到了人生第一桶金，他想不到，畢業多年後兜兜轉轉，自己又回到了這個行業，還藉助短視頻平臺成爲了KOL。
當然，這是後話。
頗具視覺衝擊力的垃圾卡車。
驚人的利潤
我國是從上世紀50年代初期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廢品收購，1955年供銷合作總社專門成立了廢品管理局，統一管理全國的廢品物資回收工作。後來，我國由計劃經濟轉入市場經濟。計劃經濟時期以供銷、物資系統公有制爲主體的回收行業壟斷格局被完全打破，個體戶成爲回收行業的從業主體。
如果是規則支撐江湖運行，利潤纔是讓江湖發展的根本王道。
馬寧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一個一線城市每年被丟棄的瓶子約有20萬噸，約80億個。絕大部分塑料瓶身是PET材質的，行話叫聚酯，這個材料是製作滌綸的重要原料，而瓶蓋則是PP材質，又叫聚丙烯，可廣泛運用於汽車、電子電器、紡織、建築等多種領域。
塑料瓶在垃圾回收站的毛料回收價大概在2000多元一噸，而通過分類、破片、壓縮後的價格可以達到4000元-6000元一噸。
廢舊泡沫塑料的利潤更加可觀，李鑫回收的泡沫塑料一般以1.5元每公斤成交，而塑料泡沫製品廠的收購價格達到了3000元每噸，雖然中間環節很多，但利潤依然不小。
曾經因爲稀土價格猛漲，強磁的回收價格從每公斤60元飆升到每公斤400元，這其中價格變化，是隨便將廢舊收音機丟在垃圾桶中的人們所不瞭解的。
祁大媽給中國新聞週刊算了一筆賬，自己主要撿拾的類別有塑料飲料瓶、塑料泡沫、廢舊紙板、廢舊傢俱、電器，以及一些生活用品、衣物等，一個月下來的收入在5000-6000元不等，這個收入約是她退休金的兩倍。
吳鑫和妻子，每月刨去卡車加油和房租等日常成本，收入將近2.5萬元。在他看來，自己和妻子的人工成本可以忽略不計。由於卡車白天不能上路，吳鑫只好在每天深夜完成交貨，在中國過着美國時間。
而對於垃圾打包站和垃圾處理站來說，利潤則更高。以廢紙打包站爲例，業內人士估算過，假設每天收貨50噸且毛利潤在0.1元一公斤，一年的收入約爲140多萬人民幣。當然投入也是巨大的，購買設備、租用場地和巨大的流動資金。
這樣規模的垃圾打包站一年的場地租金大約25萬人民幣，如果有人有能力開一個容納30-40家打包站的垃圾場，每年光房租利潤就是一筆鉅款。
當然，不是什麼人都能開垃圾場的。
這甚至不是錢的事。
打包場初步處理後的垃圾。
和很多行業一樣，拾荒行業自然有着屬於自己的貓膩。
既然是貓膩，就有大有小。
祁大媽和李鑫，都是使用小貓膩的老手。
垃圾是通過單價和重量相乘獲得利潤，單價往往由終端回收企業和國際原料市場決定。
但重量則是每個環節說了算的事。
由於祁大媽在小區撿垃圾的時間長，她已經和垃圾卡車的商販打成了“估堆”的默契，不再統一計算數量和重量，而是統一按照某個數量和重量計算價格。
塑料瓶中灌水，就會讓一包塑料瓶變重，從而難以估量具體數量。而往廢舊紙板中打水，同樣也會讓紙板變得更重，行業內叫做“加雜”。
由於打包站和回收站不會仔細清點垃圾，所以會默認“加雜”的行爲，無論你是否在重量上做手腳，都默認你做了手腳。幾乎撿垃圾的每個環節，都會不同程度在垃圾中加雜。
塑料瓶灌水，紙板加水，甚至還有將完整的門板加在紙板中增重的情況。
更通俗一些說，就把單價低重量高的垃圾，加入單價高重量低的垃圾中矇混過關。
這同樣是一門手藝，既要做到增重，還不能讓人一眼看出來。
相比起小貓膩，大貓膩纔是這個生意的巨大隱患。
老王的工作是在一個垃圾打包站中駕駛工程車，叉車、剷車、推土機、挖掘機……只要是垃圾場需要的車械，沒有老王不會開的，憑藉着自己的手藝，老萬一個月能賺到1.5萬元。
老王所在的垃圾場位於城市邊不遠的地方，它的實際身份是一處正在開發中的工地，如今房子還沒有建起，但無數垃圾便被從城市的四面八方送達至此，無數打包站以類別區分進駐在此。
深夜的城市萬籟寂靜，而這裡卻燈火通明，熱火朝天。
垃圾場就像是一頭巨獸，在夜晚咆哮着，吞吐着它的食料。
它從不挑食，廢紙、廢塑料、廢衣服……來者不拒。
黑夜中，無數垃圾在這裡完成粗揀、分解、破碎、壓縮等工序，再趁着夜色離開城市。
當太陽升起，它將回歸平靜，城市早高峰來臨，人們絕不會想到就在主路旁邊的破敗廢墟里，昨夜竟然進行着大買賣。
它沒有經營許可，也沒有任何污染處理的相關設施，就連穿梭其中的卡車，多半也沒有相關手續，大型機械由於沒有牌照，使用的柴油也是通過灰色手段運抵此處的。
它是怎麼開起來的，又是如何繞過監管的？
老王從來不會考慮這個問題，這也不是他應該考慮的問題。
機會隱藏在城市發展之中
如今，在短視頻平臺中，撿破爛的馬百萬是個盡人皆知的名字。
有着百萬粉絲的馬寧，操着一口地道的北京口音，聊着撿破爛的那些事兒。
近年來，馬寧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再生資源回收這個行業，到底是不是一個好行業？到底有沒有發展？
大學畢業後，他進過國企，從技術崗到銷售崗，他積累了人脈和資源。
離開國企創業後，他幹過金融也做過互聯網服務，5年前，他決定重操舊業，撿破爛。
馬寧堅信再生資源回收這個行業的機會就隱藏在城市發展和擴張中。
“一個城市發展，不可能允許10年20年後，城市中還有這麼龐大數量的垃圾卡車盤踞在商業地產附近，更不可能允許各項指標都不達標的垃圾場出現在城市附近。”
“撿破爛”具有一個完整的系統，形成了一條完整的產業鏈。從最前端的撿垃圾或者收購廢品，再到中間的廢品回收站，最後到各類再生資源處理工廠，“撿破爛”從前到後形成完整的收集、運輸與處理體系，是一種典型的垃圾分類方式。
垃圾分類、回收是整個城市的訴求，是國家的訴求，它是一個必然存在的產物，但不可能說城市無限擴張，供應鏈無限拉長。
在世界上，城市垃圾處理有兩種途徑，填埋和焚燒。前者所必需的土地資源越來越稀缺，且填埋過程中會污染地下水；後者則容易引發鄰避效應，一個地方建設垃圾焚燒項目，往往遭到周圍居民反對。垃圾圍城帶來的問題，對於任何國家來說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即便如此，有些國家依然沒有實施垃圾分類政策，在某些專家看來，這和經濟發展與國民素質等多個因素相關。
巴西基於大城市失業問題嚴重、存在大量拾荒者這一現狀，採取了拾荒者合作社的運作模式。由政府提供免費場地，非政府組織贊助設備，企業提供垃圾分類培訓。市政環衛部門無償地把收集來的幹垃圾運送到合作社，由拾荒者在合作社的回收場流水線上將各種幹垃圾分門別類、壓縮打包，然後按類別賣給在合作社登記的不同的回收廠家。
馬寧個人抖音賬號截圖。
它不僅解決了垃圾回收的難題，還提供了很多就業機會，讓那些被城市邊緣化的拾荒者找到了歸屬感，這在一定程度上還降低了犯罪率，穩定了社會治安。
隨後的一段時間，馬寧去了德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地，他想知道，中國和垃圾回收先進國家間的差距在哪裡。
通過調研，馬寧發現國外已經給出了一部分答案，就是在城市的前端去完成廢品的壓縮，完成廢品的初步處理。實現這個可能的便是輕量化小型化的設備。
和投資人一談，馬寧順利拿下了投資。很快他第一家位於社區中的小型垃圾打包站便開業了。無論是瓶子、紙箱，還是金屬物件，都可以在小型打包站通過機械設備完成初步的分解和壓縮，交互性好，人工成本低。
通過前端壓縮，優化了整個供應鏈過程中的成本，運輸成本也降低了。再拿出一部分利潤去補貼給前端的大爺大媽，很快馬寧的生意好了起來，店鋪也一家家的開了起來。
在馬寧成本覈算中，一家店鋪成本投入大概要70萬元左右，他希望繼續將小型打包站成本降低，縮小成更方便更容易複製的模式。
今年，馬寧發現了短視頻。幾個月的時間，他將自己打造成了一個垃圾回收領域的知識型IP。將垃圾回收知識分類錄製成爲課程，提供用戶付費下載服務。
馬寧希望，讓更多的人知道這個城市未來，垃圾回收這個行業發展的大趨勢應該是什麼樣的，需要解決這個行業的什麼問題。
“社會總成本總資產就這麼多，大家合力投到對的方向上去，才能共同實現一個更好的結果，哪怕我們之間是互相競爭的關係。這個賽道上，如果只有我一個人朝着對的方向跑，別人跑的方向都不對，那我也跑不遠。”
馬寧描述了一個他心中未來垃圾分類的場景：
“人到樓下後，樓下的垃圾桶會從地面以下升上來，通過人臉掃描，自動打開，人們將再生資源丟進去，垃圾桶蓋上，垃圾桶會進行判斷，你丟棄的是否是合規的再生資源，如果不是，將扣除你的信用分，如果符合要求，則會反饋一部分信用分。隨着垃圾桶沉降到地下，在小區中完成破碎分揀，通過管道運輸走，這是我認爲，未來城市中垃圾分類的最佳解決辦法。”
垃圾場中，舊書將被打碎壓縮。
留下還是離開
“撿破爛”看似是一種低端、骯髒的，人見了都避而遠之的行爲，但它在城市垃圾處理，尤其是垃圾分類措施全面實施之前扮演着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簡單來看，“撿破爛”具有經濟、環境、社會等多重效益，在城市生活中發揮着重要的社會功能。
2011年《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建立完整的先進的廢舊商品回收體系的意見》中提到：
“……鼓勵各類投資主體積極參與建設、改造標準化廢舊商品回收網點，發揮中小企業的優勢，對拾荒人員實行規範化管理。”
2016年《商務部等6部門關於推進再生資源回收行業轉型升級的意見》中指出：“……整合中小企業和個體經營戶，充分利用拾荒人員、社區居民等多方力量，形成穩定、高效、安全、便捷的回收渠道。”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助理研究員張劼穎在《廢品生活》一書中這樣寫道：收廢品者在當代中國是一種雙重的污染符號——他們不但是城市的外來人口、農民工，同時又很髒，有點神秘甚至危險。因爲每天與垃圾這種骯髒的物質打交道，他們被再度污名化。可以說，如果農民工是城市居民的“他者”，廢品從業者便是所有現代城市人的“雙重他者”。
隨着城市更新、人口控制和外部市場等諸多原因不斷萎縮，很多拾荒者離開了這個行業。
今年，零點有數發佈了《強制垃圾分類前後拾荒者生境研究報告》，其中表示，目前國內以及各城市的垃圾分類相關政策規定多作用於居民、社區居委會與物業公司、城市環衛清運系統、垃圾處理終端等重點主體上，相對而言對於拾荒者與其構成的非正規垃圾處理體系較少關注。
社區中垃圾分類扔在推進。
在目前的政策環境下， 國家與各地方對城市生活垃圾資源化回收利用總的要求是專業化、市場化、規範化、全民化，對拾荒者、拾荒行爲的要求仍是默認與忽視。
今年3月，浙江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楊雪鋒發文表示，“撿破爛就是撿破爛，不是垃圾分類。”楊雪鋒認爲，垃圾分類本質工作是對生活垃圾進行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和分類處置，而撿破爛頂多是一種謀利行爲，撿破爛沒有爲居民意識提升做出任何的貢獻。
有不同意見認爲，我們應該將拾荒者納入垃圾分類回收體系，通過規範化管理，讓拾荒大軍的經驗和能力在新政下繼續發揮作用和價值。
隨着北京、上海、杭州等全國49個試點城市開始試行垃圾分類，政府通過法律法規、政策制度等方式來推進民衆開展垃圾分類，減少垃圾不分類導致垃圾圍城、垃圾圍村的問題。
今年實施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中明確規定，生活垃圾分類管理責任人應及時制止翻揀、混合已分類的生活垃圾的行爲。這樣的政策，會給拾荒者們帶來或多或少的影響，進而也可能會反作用於城市正規垃圾處理體系，造成可回收物處理壓力的增加。
祁大媽說，物業經理給她看過相關的條例，說有可能明年就不讓她撿了。
“這個物業經理是剛調來的，上個月我纔剛送了煙和茶葉。”祁大媽說。
吳鑫的買賣最近也不好做，三天兩頭就會有人來小區附近檢查，他們從不說自己是哪個單位的，來了就拍照，拍完照物業就會讓我們停幾天。
12月第一個週末，他又接到物業通知，暫停一週。他決定和妻子回老家陪陪父母孩子。
老王不識字，只會寫的三個漢字是自己的名字。
伴隨着打包機的轟鳴聲，他在手機視頻中笑着對妻子說，過年回去就可以蓋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