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其美穿梭黑白兩道傳奇——被袁世凱罵是吳三桂（六）

袁世凱在力量懸殊的情況下，故意通過媒體把「二十一條」的相關內容泄露出去，從而引起國際國內的強烈反應。

故遵守誓約、服從命令，美認爲當然天職而絕無疑義者，足下其許爲同志，而降心相從否耶？」並不美好的歷史事實是早在辛亥革命之前的1907年到1911年，由於內部糾紛不斷，孫中山在同盟會內部的黨魁地位已經名存實亡。遠在美國的孫中山對於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並沒有做出實質性貢獻。在孫中山回國之前，包括黃興在內的南北雙方已經把大總統職位預約給了袁世凱。

1912年3月15日，由武昌首義功勳黎元洪、孫武、孫發緒、張振武、劉成禺等人牽頭髮起的民社在其上海機關報《民聲日報》中曾經明確指責「無功受祿」、「掠他人之功以爲功」的南京臨時政府是日謀「蟠踞之私利」，孫中山、黃興等人堅持建都南京是「沐猴而冠盜終不變其盜」。

章太炎詛咒同盟會

3月下旬，南京方面的四川籍革命黨人黃復生、吳永珊、玉章等人爲鄒容、喻雲紀、彭家珍等死難者召開追悼大會，孫中山親自出席。沒有到場的章太炎專門送來一副詛咒同盟會方面的當政者爲竊國大盜的輓聯：「羣盜鼠竊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龍蟠虎踞古人之虛言。」

1913年7月堅持發動「二次革命」的陳其美在與日本駐上海領事有吉明的秘密談話中，亦明確認定孫中山、黃興對於辛亥革命並沒有卓越貢獻，「孫、黃二君多年流浪於外國，實際上見機不敏。觀去年之革命，亦系按我等人之手所計劃者，孫、黃不過中途返國而已。因而孫此次廣東之行，與其預期相反，因兩三旅團長被收買而喪膽透露，完全失望之口吻。黃則徒然多疑，坐失良機。此無非不通曉國內之情況而已。餘等實際當事者，尚未十分悲觀云云。」

到了陳其美、黃興等人已經去世的1918年，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之一孫文學說－行易知難心理建設》一書中專門附錄了上述「陳英士致黃克強書」，通過充分利用陳其美的死後餘熱來極力推行國民黨內部一人訓黨、一黨訓政的黨魁崇拜。

借用胡適的話說「中山先生著書的本意只是要說『服從我奉行我的《建國方略》。』他雖沒有這樣說明，然而他在本書的第六章之後附錄《陳英士致黃克強書》（頁79-87），此書便是明明白白地要人信仰孫中山學說、奉行不悖。

對於陳其美所轉述的「日國亞東於我爲鄰，親與善鄰乃我之福。日助我則我勝，日助袁則袁勝」的「聯日」策略，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另有註解：「文按民黨向主聯日者，以彼能發憤爲雄、變弱小而爲強大，我當親之、師之，以圖中國之富強也。不圖彼國政府目光如豆，深忌中國之強，尤畏民黨得志而礙其蠶食之謀。故屢助官僚以抑民黨，必期中國永久愚弱，以遂彼野心。彼武人政策其橫暴可恨，其愚昧亦可憫也。倘長此不改，則亞東永無寧日，而日本亦終無以倖免矣。東鄰志士，其有感於世運，起而正之者乎！」

既然日本人能夠「發憤爲雄」，包括孫中山在內的中國人就應該學習這種「發憤爲雄」的國民精神，而不是一廂情願地依賴日本人的金錢槍炮，在中國本土發動一輪又一輪的國內戰爭，更不應該因爲日本方面沒有提供足夠援助就加以「其橫暴可恨，其愚昧亦可憫……亞東永無寧日，而日本亦終無以倖免」的怨恨詛咒。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歐洲列強忙於相互廝殺，無暇顧及遠東地區。日本大隈內閣認爲這是推行其「大陸政策」的最佳時機。1914年5月11日，孫中山在寫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書信中緊密配合「大陸政策」來闡述「日助我則我勝，日助袁則袁勝」的「聯日」策略。「助一國之民黨而顛覆其政府非國際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爲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竊意閣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機會，正閣下大煥其經綸之日也。」

袁世凱嫁禍孫中山

1914年9月日本侵略軍一舉奪取德國在山東半島的勢力範圍。1915年元旦袁世凱頒佈《亂黨自首特赦令》，規定凡在1915年年底以前犯有「附和亂黨罪」而能自首者，均可受到特赦而且可以量才錄用、給以官職。與此同時，袁世凱還開動宣傳機器指責孫中山、陳其美等人像引狼入室的吳三桂一樣，於窮途末路中引誘日本政府侵略中國。

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會見袁世凱，當面遞交企圖把中國的領土、政治、軍事、財政都置於日方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條無理要求，希望袁世凱「絕對保密儘速答覆」。袁世凱在力量懸殊的情況下，故意通過媒體把「二十一條」的相關內容泄露出去，從而引起國際國內的強烈反應。一貫激進的中華革命黨人何海鳴公開宣稱：政府以穩健誡國人，國人以大任託政府。苟政府不加海鳴，以不利海鳴，且以首丘於祖國爲安。同年三月，何海鳴回到上海創辦《愛國報》。（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