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遠征：以居民收入提高來構建雙循環互促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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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遠征
今年的宏觀指標還沒有完全出來，但從過去四年看，尤其從“十二五”到“十三五”這十年來看，可以預計十三五規劃能基本完成。
十三五規劃的總體目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這一目標是十年前提出的，並反映在十二五規劃中。“十二五”規劃可以概括爲兩句話：第一句話是“第一二三產業共同發展，最重要是發展服務業”。第二句話是“內外需共同提高，最重要的是擴大內需”，而擴大內需的核心是擴大消費，擴大消費的主要途徑是增加居民收入。爲此提出了兩個提高，兩個同步。一是在初級分配中，提高工資收入的比重，並要求增速與勞動力生產率提高相同步。尤其後一個提高和同步被認爲全面建成的關鍵性指標，即2010-2020年GDP翻一番，居民收入翻一番，兩個翻番的目標。“十三五”延續了這樣的路徑，同時又指出了這一路徑應是高質量的發展，相應地提出了“五個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
從GDP實現的情況看，過去九年中國GDP增速都在6.1%以上。我們預計2020年中國的GDP增速將達到2.5%左右。若能達到，今年中國的GDP將是2010年的1.97倍，基本完成翻兩番的目標。從居民收入角度來看，過去十年中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與GDP增速持平甚至略高一點，但占人口多數的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快於GDP的增速，個別年份甚至超過10%。從居民收入來講，今年能達到翻番的目標。
在這個意義上，兩個翻番能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可以基本實現，也基本滿足了“十三五規劃”的要求。
未來五年的主旋律是努力形成以國內循環爲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格局，這是可以做到的。
十年前提出“中國市場位於世界市場前列”，經過十年的發展，中國居民收入基本翻了一番，預示着中國市場擴大了一倍。從去年指標來看，今年中國居民消費可能會超過美國成爲全球第一大消費市場，這得益於中國居民收入的持續提高。消費在GDP的比重也不斷攀升，成爲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中的第一拉動力，奠定了內循環的基礎。
我們注意，在2007年的時候，中國經濟還是外循環爲主的，表現爲中國經常項目順差佔GDP比重將近10%。2007年進出口貿易佔GDP的比重曾達到65%，這是全球大經濟體罕見的對外依存度。
以對外依存度高爲標誌的外循環經濟發展帶來了經濟能否可持續發展的憂慮，科學發展觀由此提出。與此同時，這一現象也在國際上引起了很多爭論，比如認爲全球經濟不平衡原因是一國的經常項目順差佔GDP的比重過高，其中中國最突出。而全球經濟不平衡又是造成2008年金融危機的重要國際經濟背景。爲糾正這一不平衡當時國際社會也提出，一國的經常項目順差是否不能超過GDP的4%。經過十年努力，中國經常項目順差佔GDP的比重已經不到1%，中國爲全球經濟再平衡做的貢獻最爲出色。
在以外循環爲主的出口導向經濟中，中國的產能很多都是爲全世界準備的。當出口下降，順差減少，意味着產能過剩。中國也出現了這種現象，並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補”爲突破口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但隨着居民收入的提高，消費的擴大、過剩現象幾近消失。比如電視機、冰箱、洗衣機等隨着居民收入提高，特別是農村居民收入提高，並未出現過剩，主要賣到農村去了。過去十年中增長最快的行業是傢俱和家裝。這是最傳統的行業，它的快速增長與農民收入提高高度相關。
隨着以農民爲代表的中低收入階層收入的增長，許多家庭開始步入小康，促使了消費升級。最爲典型地體現在汽車消費上，目前汽車市場旺銷的是SUV。在前十大旺銷品牌中，有八個是名不見經傳的中國品牌，平均銷價在10萬人民幣以下，銷售市場主要是三四線城市以下地區。它恰好滿足了剛中下收入階層的需求，而這一階層又是人口最多的階層，這一階層收入的快速增長是中國實現內循環爲主體的可靠基礎。
展望未來五年，如果中國居民收入持續提高，尤其中低階層的收入持續提高，中國內循環的基礎就在鞏固之中，中國市場在持續擴大之中。如果持續擴大中國市場通過規則等制度性開放爲全球所共享，那麼中國就會擁抱和引領全球化，這就是內外循環的相互促進。
中國貿易順差既可持續，但也不能持續
從實體經濟看，在聯合國的工業目錄50幾個大項以及191個小項中，中國的產業幾乎全部都有。這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它構成中國出口的基礎，可以做到出口西方不亮東方亮。從這個意義上講，貿易順差是可以維持的。
事實也是如此。例如今年的出口重點在變化，出口增長最快的是跟衛生用品、防疫用品相關的產品。與此同時，國外受疫情影響，很多企業停工停產，不得不從中國出口。使過去已不具有出口競爭力的產業，如中國低端紡織品重新加足馬力開工生產。這些都凸顯了中國全方位的工業體系和全方位的製造能力的整體競爭優勢，也表明這個能力使中國的出口在世界產業鏈中佔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與此同時，從世界經濟看，中國是一個大國，全球沒有一個大國是單純依靠出口來實現經濟發展的，並且一味地追求貿易順差也會引致全球經濟不平衡。大國的責任更多是向全球提供市場，中國正是如此，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並率先創辦上海進口商品博覽會，每年一屆，讓各國搭入中國經濟的快車。中國通過提供市場的快車，通過提供市場的方式，踐行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國際治理理念，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在這個意義上，貿易順差不應也不會一味擴大。
十年前，“十二五”規劃綱要指導思想第一條可以概括爲“一二三產業全面發展，最重要是發展服務業”，服務業是發展的重點。
經過十年的發展，服務業已經成爲中國的第一大產業，2019年它佔GDP的比重已經達53.9%。隨着中國居民收入的提高，恩格爾係數持續下降，服務業成爲最重要的消費產品。
但是，相對於人民羣衆對美好生活嚮往和消費能力的提升，中國在服務業方面仍有很多短板，比如就學難、就醫難。這特別明顯地體現在服務產品的進口上，中國的服務貿易逆差一直處於增長態勢。增長最快的三個行業是海外旅遊、海外就學、海外就醫。除去觀光旅遊，在就醫和就學方面實際上是可以改變的，我想這是海南自貿港設立的重要原因。
海南自貿港不可複製，不可推廣的部分，就是教育的開放、醫療的開放。在海南外國學校辦學校可以投資辦學，外國醫療機構可以投資辦醫。這樣不僅滿足了居民對服務業的需求，而且也把到國外的消費轉變成國內的消費，服務貿易的逆差就會減少。需要指出的是，服務業是對人的服務，標準決定質量。按國際慣例辦事，樹立標準是第一要義，而自貿港是最高的開放標準。如果海南能建成自貿港，就標誌着中國的對外開放由過去要素流動性的政策性開放轉變成符合國際標準的規則等制度性開放。這是海南自貿港對全國的引領意義，而醫療和教育這兩個短板是突破口。
要形成雙循環相互促進，改革開放是必須的
如果要形成雙循環的互相促進，改革開放是必須的。
第一、雙循環互相促進的前提是以國內循環爲主體，以居民收入提高爲核心的內需持續擴大，而提高居民收入最重要的是提高工薪階層的收入增長速度，這一增速有賴於城市化的發展以增加就業機會。從改革的角度看，除了一般的城市化問題，最核心要解決的是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農民工現在有2.9億，他們已經是半城市化人口了，但是身份還是農民。農民工儘管城裡有收入但不敢在城裡消費，把收入都帶回家蓋漂亮的房子，但坐在家裡沒有收入還得出來打工，他們只有財產，沒有財產性收入。所以以戶籍爲代表的農民工的市民化和土地制度改革的相互配合非常重要，這是要素市場化的核心含義之一。
應通過深化社保，教育等體制改革，使農民工能在城市定居下來，改變農民工的消費行爲。同時，通過對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以及宅基地的改革，使農民有財產性收入的實現渠道。城市的務工收入和農村的建設用地，尤其宅基地的財產性收入一起變成城市的購買力，來買車、買房，會擴展中國的消費市場。
第二，雙循環的促進，涉及到對外的深化。如果中國經濟持續發展，中國居民收入持續提高，中國的市場就會持續擴大。如果這一持續擴大的市場爲世界所共享，中國就在擁抱並引領經濟全球化。這個開放已經不是過去要素流動性政策性開放，而變成了一個規則等制度性開放。通過與國際規則接軌，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相連通，國際國內的雙循環就打通了。
全面深化改革，除了經濟體制改革，還有社會體制等其他體制的改革。例如農民工首先是戶籍的城市化，農民工的問題不僅僅是戶口登記制度的問題，這背後是社保、醫保、教育等一整套的社會體制改革問題。目前，全國社保是否可以互聯互通，是否可以異地轉接等問題都還沒有完全解決。農民工子弟，能在城裡讀書也仍然是難點。這些都不是單靠經濟體制就能解決的。因此在十四五期間，深化“五位一體”的改革十分關鍵。
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最重要特徵是二元經濟，只要二元經濟存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還依然會持續，這即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因，也是居民，尤其低收入階層居民收入增長源泉。
目前，中國城鎮化率只有61%，離發達國家平均75%以上的水平依然還有十幾個點的差距。按照過去中國城市化的經驗，一年增長一個點左右，那麼至少可以維持十五年，這表明2035年前增長潛力依然存在。
與此同時，中國還有結構性增長潛力。一是中國目前人均GDP達到一萬美元以上，根據國際經驗，人均GDP在這個水平，城市化平均應達到65%，中國仍有將近4個點的差距；二是半城市化的農民工將近有2.9億人口。如前所述，農民工的市民化會極大促進消費。
過去中國改革開放40年積累的經驗：一方面，中國經濟快速增長，讓中國成爲第二大經濟體。但另一面更爲重要，中國居民收入在過去40年持續增長。
其基本原因是中國工業化、城市化。更多的人捲入工業化，更多的人捲入城市化，收入就會持續提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依靠城市化來增加就業，依靠城市化來提高收入，中國依然有潛力。釋放這個潛力，要通過改革開放。
疫情已類似生產要素一般進入經濟社會生活
未來五年的風險和挑戰還不確定，因爲現在世界正處於深刻的調整期，全球都在急劇變動之中，因此風險很大。這個世界變得跟過去理解的不一樣，不確定因素在加大之中。這個時候，唯一的辦法就是以不變應萬變，這是構成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的核心含義，只要把這件事情辦好了，才能以不變應萬變。換言之，以國內循環爲主體，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纔可能面對風險，應對風險，應對挑戰。
疫情對於規劃的影響可能不是未來五年，而是未來世界都要考慮的。人們在這次疫情的公共衛生危機中發現一個問題：過去在經濟和社會安排中，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是自然進行的。家庭幸福是個人自己的事，經濟所要做的就是提供足夠的薪酬。但是這次公共衛生危機人們發現，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不能純粹自然進行，必須用抗疫的人爲干預才能加以穩定。病毒因此變成類似於生產要素進入生產環節，抗疫因此出現了常態化。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疫情不是一個短期的外部衝擊問題，也不是某個國家的問題，而是全球性的問題。不僅全球需要聯手抗疫，而且要構建新體制，適應抗疫常態化的形勢。疫情防控常態化就是，在常態化中間消費，在常態化中間投資，不能把疫情視爲一個短期衝擊，把它作爲內生因素，在內生中間討論消費、投資、內外循環等問題。比如將來口罩可能成爲生活必需品，健康碼成爲基本的身份證，這叫常態化。常態化的核心含義是跟病毒共處，不是誰戰勝誰的問題。在疫情控制中間，只要不大規模流行，零星的病例是可以忍受的，要在這個前提下討論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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