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抄家者
我原以爲借用談話的體裁會使千頭萬緒的記憶得到梳理， 可沒想到，仍然遺漏了許多東西，例如1968年的一個冬夜， 我媽媽曾被查戶口的街道民兵當作逃亡地主帶走， 還順便抄了家。當時我們在成都沒有落腳之地， 只好暫時租借九眼橋外紅瓦寺的一處熟人房屋， 僅九平方米。
舊事重提有何意義呢？在時間的長河裡，不同朝代都有挨刀的人，出血了，越淌越淡，你能辨別出血與血的差別嗎？刀從傷口裡抽出來，你能辨別十年前和十年後的兇手面孔嗎？
混淆了，生鏽了，在此之上，新一輪的國家強暴理所當然地拉開幕布 ……
廖亦武：2002年12月18日早晨六點多鐘，天還漆黑一團，我剛入睡兩個多小時吧，電話鈴突然響了，並且不間歇地響了四、五分鐘，接着，擂門聲大作。宋玉驚得一彈而起，而我也相隨着邊提褲子邊出臥室─這很像某部恐怖片裡的鏡頭，電話鈴和擂門聲交織着，而室內主角如無頭蒼蠅亂轉。
老威：你老婆沒嚇着？
廖亦武：她還算鎮定。跟着我這種人，就得習慣和警察打交道。《古拉格羣島》的開篇，描述了若干捕人的場景。推而廣之，宋玉見識過其中幾種：例如回門婚宴之前，新郎眨眼間蒸發掉，只剩強裝歡顏的新娘款待滿座賓客；例如我明明與朋友相約燙火鍋去了，卻整夜不歸；還有不勝枚舉的神秘失蹤......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給相關友人打電話探詢丈夫下落，然後等待。所以，這次她很快恢復平靜，對鏡梳妝，準備上班。直到屋裡站滿了便衣警察，她方正面從帶隊的科長手裡要過「傳喚證」和「搜查令」，仔細驗收，還笑咪咪地說：「『搜查令』也應該一式兩份吧？」科長答：「就一份。」她質疑說：「咋會呢？商場買東西的憑條都一式兩份，出了問題我好找你。」科長聲色俱厲地說：「搜查不是逛商場，扣押的所有物證，我們都會依法給清單。」宋玉還要強嘴，我急忙攔住，讓她快去上班。臨出門，還把感冒藥放在桌上，叮囑我別忘了吃。警察對她的評語是：「小小年紀這麼厲害！」
下午5點多鐘，由於沒弄到他們需要的證據，我被釋放了。宋玉說，她作爲家屬準備在明早去「傳喚證」標明的「撫琴派出所」依法要人。稍後幾天，我們多次探討平常無暇涉及的大問題，如「這輩子咋辦」？如康正果、劉曉波、王力雄等朋友有理想有抱負有知識品味，而我只是個啥都談不上的飲食菩薩，等等。我竭力狡賴，於是，曾當過學生幹部的我家主婦站在牀前宣佈了她深思熟慮的結論：「你這種人根本不適合結婚。」
老威：你居然笑得出來。
廖亦武：生存如此艱辛，再不笑口常開，苦瓜的命就註定了。哪怕笑容只是面具，也要時時掛臉上。小時候，你我圍觀過多起死囚五花大綁，遊街示衆的羣衆場面，過一陣，啥都忘了，可某個刀下鬼的當衆燦然一笑往往會留下來，並長期成爲街頭巷尾小民的談資。所以，抄就抄吧，八個便衣，分兩批闖進來，又能怎樣，我還得笑。電腦被抱走，裡面存有幾百萬字的文稿，而我心裡想，他媽的，不管情不情願，我都是中國唯一的專門爲警察寫作的文人，在一次次抄家中，他們擁有了一九八○年代至今的我的所有作品，包括情書、便條、獲獎證書、老照片，甚至有從便紙簍裡翻出的臭哄哄的廢稿。
這一回，他們又榮幸地成爲小說《活下去》第三次修改稿的首批讀者，並且破譯了《底層》和《冤案》的艱苦的成稿過程，重溫了《死城》、《安魂》、《屠殺》和《古拉格情歌》，還能系統地研讀相關的評論和新聞。
在這六十多平方米的空間裡，搜查有條不紊地進行了三個多小時，陽臺、客廳、書房、臥室及不少衛生死角，都細細地梳理過了。有兩個小夥子待在書房遲遲不露面，我心懷鬼胎地趕去充任書架嚮導：「這是我姐姐，1988年死於車禍。」我客氣地介紹完畢，就從他們手裡抽回相框和其他照片。「我們不會要，」小夥子溫柔地解釋，並且補充一句：「其實你姐姐非常漂亮。」
我趁勢重點介紹照片、字畫、洞簫及部分名著，有意無意地干擾便衣的視線，但明察秋毫的眼睛依舊相中了境外印刷精美的非法雜誌《傾向》全套，共九本，《今天》一本，若干徐文立、魏京生、劉賓雁以及中國民主黨的文字資料。黃翔的書拿起來翻了翻，又放下了；那份《告全國同胞書》，他們不知從哪個抽屜裡找到的，日子一久，我就忘掉了來源，「寄來的？」他們激動地問，「信封在哪兒？」我多年以來，就喪失了收藏信封的興趣，所以感到對不住人民政府。
我只好用不斷的讚美來變相表達由衷的歉疚，我說時代變了，警察同志也一改幾年前凶神惡煞的傳統造型，變得平易、細緻而有耐心，這從抄家中能看出來；我主動把大疊的違禁資料往虎口裡送，盼望能從牙縫裡剩些零星；當他們提出把滿地狼藉替我收拾一下時，我連說「謝謝」，其實是擔心再翻出什麼來。我甚至厚顏無恥地吹捧：警察比我這種害人蟲更適合成家
（文轉B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