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鄭永年教授:拜登對華政策的可預期性將會有所提升
（原標題：專訪鄭永年教授：拜登對華政策的可預期性將會有所提升）
在美國當地時間11月7日，拜登獲得超過270張選舉人票後，多家美國媒體已經宣佈拜登勝選，拜登此後也將推特認證修改爲“當選總統”。
就拜登宣佈大選獲勝將如何影響國際社會和中美關係走向等問題，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專訪了香港中文大學（深圳）講席教授、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上海交通大學政治經濟研究院名譽院長鄭永年。
在美國面臨治理危機的情況下，鄭永年教授指出，目前特朗普尚未承認敗選，美國大選面臨司法戰和局部示威，美國社會分裂的深層結構性問題非總統能解決，接下來，需要密切關注美國精英階層、社會爭議和司法三條線的發展與變數。
在鄭永年看來，拜登如果入主白宮，仍會維持對華強硬政策，大趨勢不會改變，但因爲走精英路線，拜登如果順利上臺，他將會比特朗普更容易預測。
時代的產物與美國的結構性問題
南方財經：拜登當選會對國際社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全球治理是否迎來新的機遇和挑戰？
鄭永年：拜登當選給國際社會帶來的影響還是比較正面的，主要是歐洲，國際組織和歐洲的反應都非常正面（positive），一個是國際秩序的問題，一個是美國跟他們關係的問題。特朗普多次“退羣”實際上對國際組織體系破壞得非常厲害，包括退出WTO，退出巴黎氣候協議，加上對同盟的許諾，從西方角度來說，西方的執政精英此前已經覺得受夠了。拜登當選以後，國際體系迴歸正常，就像奧巴馬時代，當然會有一些變化，基本上大家都期望有一個比較理性的、能進行國際合作的美國政府。拜登如果上臺的話，不會批准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議，美國也不會退出一些國際組織，所以我覺得無論從國際秩序的角度來說，或者是美國跟他們國家的雙邊關係來說，國際社會對此的正面反應都是正常的。
特朗普是這個時代的產物，拜登上來也是修補以前的關係，但大的趨勢不是一個美國總統就能改變的。
南方財經：如何看待美國目前的社會狀態與背後的問題？
鄭永年：無論是特朗普連任，還是拜登上臺，都改變不了美國社會分裂的基本面貌。即使拜登執政，也是美國優先，它要調整美國的內部問題。特朗普當時弄外交，因爲內政什麼都做不了，拜登應該也會如此，從這個方面來說，要特別關注中美關係。
可能幾代美國人都解決不了其內部的結構性問題。當年金融危機是美國經濟結構的危機，經濟結構影響美國的社會結構，社會結構又影響了美國的政治。美國的中產階級從1980年代70%左右下降到現在50%都不到，社會結構發生變化了，貧富差異，經濟結構在變化，社會財富分配越來越不公平，美國的結構性問題不是說哪一個人上任就能立馬解決的。
美國政策的可預期性或會增強
南方財經：回到中美關係，如果拜登入主白宮，將給中美關係帶來怎樣的影響？
鄭永年：中美關係，如果拜登上任，有望從此前的狀態轉向相對理性的、可預期的強硬政策。強硬政策還會持續，基本上不會有大的改變。因爲美國的鷹派力量長期處於動員狀態，現在也是被動員起來了，拜登也不可能一下子改變大局。對華政策差不多，無論參議院也好，衆議院也好，兩黨在其他問題都沒有共識，唯一在中國問題上有共識，所以我覺得強硬的方向會繼續。
同時，另一些方面，拜登政府也是會比較理性的，雖然貿易戰或會持續，強硬政策不會變，但是有些地方，比如留學生、科技交流、民用的科技交流，以及有利於美國商業發展的，拜登當了總統以後，美國或會重啓交流。拜登的外交可能基本上是延續奧巴馬時代。所以中美關係當然會有所變化，其實不怕強硬，主要是擔憂沒有預期性。特朗普經常製造一些黑天鵝，就是不可預測的。拜登精英路線的預期性會比特朗普要強。
南方財經：如果拜登入主白宮，中美貿易第一階段協議是否還將繼續執行？
鄭永年：拜登不可能一下子改變它，他可能會做plus（加法），而不是把它廢除，廢除我覺得不太可能。特朗普的貿易協定是有利於美國農業州，拜登的民主黨代表的是東部沿海、西部沿海商人階層利益，那麼這一塊其實他非常弱勢，如果他把它取消掉的話，拜登在這個方面的社會支持力量會更加弱，因此他不會廢除這個東西的。具體執行得如何可以觀察，但是不至於把它廢除。拜登可能會提出更多和中國談判的新的東西，只能做plus，可能在這個基礎之上加什麼，他會做加法，不是做減法。
南方財經：如果要重啓貿易談判，應該如何推進？
鄭永年：中國也是根據兩個國家的利益，貿易的話需要Win-Win（雙贏）。中國實際上現在談判的話，我覺得處於有利地位，只是有些高科技和知識產權保護上會比較艱難。中國現在比以前更加開放，美國資本也不想放棄中國大市場，去年有6000億美元流入中國資本市場。中國還是會加大加深自己的開放，美國的開放就是對等性，投資貿易這一塊還可以。比較難談的是，現在互聯網科技公司，美國都採取了限制手段。這方面如果要談的話，可能挑戰會比較大一些，我覺得現在也不可能會有大的突破了。
中國應該加大研究和做好自己的發展
南方財經：中國方面目前應該做哪些準備和研究？
鄭永年：當然你現在要關注，中國的挑戰在哪裡？中國的機會在哪裡？要關注美國的政治動向，美國的經濟動向，華爾街的動向，尤其是華爾街的動向，現在華爾街跟民主黨的關係，民主黨如何調整它的經貿政策，一定要關注和加緊研究，把民主黨以前傳統的對華政策，拜登以前副總統時期對中國的角色，一定要關注研究。
現在實際上美國選舉還沒完全結束，拜登到底什麼時候能入主白宮，特朗普怎麼退場，還沒完成。
未來美國的內部政治，任命誰當國務卿，商務部長和國防部長是誰，這些方面都要關注，從時間點上來說，特朗普承不承認敗選，是不是自動搬出白宮了，明年1月份拜登能不能到位，到位了以後各個部長的任命，這些方面都要關注。現在中美關係之間是“危機管理模式”，危機管理模式就是24小時，沒有一天可以放鬆的。
南方財經：在目前的中美關係大背景下，中國“十四五”期間應該怎樣做好發展和開放？
鄭永年：“十四五”期間，中國還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這個是最最重要的。要科學理解“雙循環”，國內大循環重要，是因爲內需對中國的GDP增長的貢獻大。不是說外循環就不重要了，像廣東、上海、浙江、江蘇這些外向型經濟，仍要同時抓住國際大循環的機會。1980年代以來，在國際環境中，中國基本上抓住了應有的發展機遇，現在我們怎麼去創造新的機遇，就要做到理性。“雙循環”的規劃與戰略部署非常好，也是個機會，我們要理性地認識美國，我們的目標是與美國和平共處。國內大循環把國內市場做大了，對國際循環更有利。
在進一步開放方面，首先，中國仍需加強對外開放的深度。比如粵港澳大灣區裡的城市都有自己的開放政策，未來各種規則需要進一步統一，需要進一步加強頂層設計。中國本身需要思考如何深化改革開放，首先是普遍性的規則制定。第二，我稱之爲精準開放、定點開放，你要吸引美歐哪些方面的資本，就要精準開放，要有目標地開放，一般附加值低的企業，外部資本也沒動力投入。
南方財經：如果聚焦廣東，如拜登當選會對廣東相關產業產生哪些影響？
鄭永年：對廣東經濟的影響我覺得主要還是製造業，中美貿易戰，問題說穿了就是，拜登當選能不能終結特朗普時代，因爲你還要考慮到新冠疫情，新冠疫情還在美國繼續蔓延，實際上特朗普當選以後，有中美貿易戰這些貿易摩擦發生，還要考慮到新冠疫情，拜登上臺了以後，美國國內的新冠疫情這一塊不會馬上得到改善。那麼相關政策上改善的話，可能有助於恢復中美的貿易，那麼對廣東經濟當然有影響，廣東是個製造業基地，還有深圳的IT公司，貿易方面相對會穩定一點，但對廣東的影響是比較有限的。我剛纔說了IT公司這一塊，美國此前的態勢還會持續，因爲它涉及美國國家安全的問題。即使它的政策比較放鬆了，但也不會給廣東的經濟帶來很多影響。
那麼，是不是有更多的外資進入？這一塊廣東倒是可以考慮，因爲整個西方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社會出現很多不穩定的狀態，尤其是美國，廣東能不能利用深圳、廣州、東莞的製造業優勢，吸取一批新的外資，我覺得是有可能的。拜登上臺如果調整政策，其實也是給中國一個機會，主要是指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這些區域，這方面我覺得倒是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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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振美國?全面解析拜登外交政策 "對華三條"至關重要
▲圖片來源：新京報網
北京時間11月8日凌晨，美國多家主流媒體宣佈，拜登率先贏得270張以上選舉人票。過山車一般的美國總統大選徐徐落下帷幕，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即將成爲第46任美國總統。多國領導人在推特上祝賀拜登當選。不出意外的話，2個月後美國將進入拜登時代。
那麼，如果美國進入拜登時代，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走向，是會延續特朗普時期的“新冷戰”手法還是轉向對華緩和？在特朗普執政時期，很多外交政策分析人士對於美國政府政策走向總是用“高度不確定性”加以概括，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會更加穩定和有跡可循嗎？
拜登的外交政策關鍵詞是“中產”
如果用一個核心詞概括拜登的基本外交政策，那應該是“中產”。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爲在2020年3/4月號的《外交》雜誌上，拜登發表了一篇重量級的競選文章《拯救特朗普之後的美國外交政策》，明確提出了內政外交的基本政策框架，對內恢復民主，對外實施“中產的外交政策”。
一般而言，重要政界人士在《外交》上刊發的文章預示了執政團隊的基本政策。例如， 1947年7月喬治·凱南發表於該刊的《蘇聯行爲的根源》一文，就是冷戰宣言，建議美國政府以現實主義的姿態遏制蘇聯。特朗普政府在大選日投票前夕於國務院網站上公佈了一份文件，對應的就是這篇當時署名“X”先生的文章。由此可見，凱南這篇文章在美蘇冷戰中的象徵意義和巨大的動員能力。
中國人更爲熟悉的可能是1967年10月時任美國副總統尼克松發表在該刊的《越南之後的亞洲》一文。共和黨人尼克松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總的對華政策基調——“沒有孤立的遏制政策”，並強調讓擁有10億人口的中國隔離於國際社會是一件分外危險的事情，也是不可持續的。
這一政策主張被認爲是尼克松打算改變美國對華政策的宣言，後來美國對華關係的發展似乎沿着尼克松的這篇文章基調往前走着，基辛格和尼克松很快於1971年訪華，中美於1979年1月正式建交。
拜登的對華政策將與特朗普時期有很大不同
從《外交》在美國對外關係領域的地位以及在重大事件中的作用看，拜登的對華政策也是明瞭的。
按照拜登在《拯救特朗普之後的美國外交政策》中的說法，拜登政府對華關係的基本主張可以概括爲如下3條。第一，美國將與其他西方國家聯合起來，憑藉佔據全球GDP一半以上的分量，塑造從環境到勞動力、貿易、技術以及透明度的規則。第二，美國對華將採取強硬措施，不讓中國主導未來的技術和產業發展。第三，美國打算在氣候變化、防核擴散和全球衛生安全等“中美利益交匯的問題”上與中國合作。
顯然，這一政策主張與特朗普時期的對外政策有很大不同，特別是在第一條和第三條上。預計絕大多數西方國家將歡迎拜登的這兩項主張，即團結起來重塑西方的優勢地位，在若干關鍵問題上和中國合作。第一條預示着美國新政府將恢復多邊主義，但對華關係上具有一定的對抗性。第三條即進一步壯大中美利益交匯的領域。
▲圖片來源：新京報網
但是，也不能忽視拜登新政府的第二條主張，即阻止中國崛起爲技術和產業強國。因而，在評估美國新政府的對華政策時，既要從雙邊關係角度衡量，也要從多邊角度衡量。
從雙邊角度看，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有可能比特朗普政府趨於緩和，但同時，也要看到，拜登要比特朗普更加重視盟友的地位和作用，將領導盟友重塑多邊領域的國際經貿規則。
8月30日，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法國演講時指出：中美之間的分歧或者矛盾，不是權力之爭，不是地位之爭，也不是社會制度之爭，而是堅持多邊主義還是單邊主義，倡導合作共贏還是零和博弈。這纔是目前中美關係面臨問題的本質。
9月9日，王毅在出席中國—東盟外長視頻會時又重述了上述論斷。近日公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也指出：世界進入動盪變革期，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對世界和平與發展構成威脅。
在當前複雜多變的時期，上述表述無疑十分重要。
拜登重振中產、打造美國新社會並不容易
在這場備受矚目的美國總統大選中，人們看到了一個更加分裂的美國，因而拜登欲通過重振美國中產，打造一個更容易實現“美國夢”的新社會。但是，這一任務非常不容易。
2008年12月，拜登在奧巴馬總統競選成功後擔任副總統，當時即表示要重建美國的中產。雖然奧巴馬和拜登等人認識到了“美國病”的癥結，但是卻難以開出良方解決這個難題。
美國中低收入階層並不認爲全球化創造了互利共贏的局面，最終低收入階層通過選票將特朗普推上總統寶座，釋放了一種聞所未聞的破壞力量。
與特朗普“美國優先”策略最大的不同在於，拜登認爲要通過國內重塑民主、對外推進中產外交，重新領導世界。
▲圖片來源：新京報網
那麼，拜登的這種戰略能否成功呢？在很大程度上，這將取決於美國和西方世界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
拜登在《外交》中的文章說，美國約佔世界經濟總量的四分之一，美國和西方國家經濟總量超過全球一半。從數據來看，拜登的撰稿人用了世界銀行以及IMF的數據。如果換成美國戰略界人士，如已故戰略家布熱津斯基等人使用的美國農業部數據，那麼美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的比重將很快跌破20%。
如果西方世界的經濟佔比持續下降，那麼領導世界是不可能的，重振中產也很渺茫。邏輯是這樣的，由於二戰後美國和西方佔據着全球經濟的七成以上，因而成了絕大多數國家的買家。其他國家只能通過賣給美國人東西獲得經濟增長，美元的地位和價值就突出了。因而，世界領導力的核心在於市場規模的大小。
中美未來競爭取決於中產及市場的規模
中國有14億人口，中等收入羣體超過4億人，是全球最具潛力的大市場。預計未來10年累計商品進口額有望超過22萬億美元。
因而，中美在未來的競爭將取決於誰能夠持續壯大中產和擴大市場規模。按照世界銀行2020年5月發佈的報告，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總量在2017年已經超過美國。如果按照IMF的數據，那麼6年前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拜登新政府如果就位，首先要完成對特朗普政府遺產的清算，那麼短期內美國政府還難以制定完善的新政策，能否順利實施中產外交更是需要時間驗證。
拜登在文中還強調：美國要想在未來與中國或其他任何國家的競爭中取勝，就必須增強其創新優勢。回顧美國的歷史，美國的創新依賴於兩種力量，一是政府，特別是安全領域的持續投入；二是市場的競爭，這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主要力量。
▲圖片來源：新京報網
然而，自由主義式的市場力量也是今日美國貧富差距的最主要根源。拜登寄希望於創新，又要減少不平等，在美國現有制度體系下，這兩種目標事實上存在着很大的衝突。
還有一項不容易注意到的歷史事實是，在冷戰開啓之前，西方世界的主流國際關係思想其實是建立在中產基礎上的自由理想主義。例如，如今被譽爲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奠基者的漢斯·摩根索，其主要思想就是建立在批判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中產外交的基礎上。
70多年後，拜登再度使用“中產外交政策”，是否預示着對權力政治的揚棄，特別是對導致冷戰的現實主義的漠視呢？顯然，答案不會這麼簡單。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拜登的外交政策及其對華政策，至少將偏離這幾年來甚囂塵上的“新冷戰”政策，進入一個新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