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新散文”何以活力不衰
一
1998年雲南《大家》雜誌推出“新散文”欄目，今天我們把它視爲“新散文”誕生的標誌。“新散文”這個欄目名，可能是偶然爲之，卻包含了這一創作羣體的全部訴求，那就是“新”，就是不滿於陳腐的創作觀念，以全新的理念引導散文創作。其實在那前後，當時還算年輕的散文寫作者，已經分別出發，開始了對散文創作的求索，並逐漸彙集到“新散文”的旗下。回顧當時的出版物，我們就可以看到，“新散文”在當時的影響力。1995年，葦岸主編了《蔚藍色天空下的黃金》一書，收選安民、杜麗、馮秋子、胡曉夢、彭程、王開林、葦岸、尹慧、元元、張銳鋒的作品。1996年，祝勇主編《新銳文叢》，收王開林、伍立楊、劉鴻伏、徐魯、祝勇的作品。1997年，王久辛主編《中國當代青年散文家八人集》，收凸凹、彭程、伍立楊、王開林、王久辛、劉燁園、朱鴻、沈天鴻的作品。1998年，祝勇主編《聲音的重量》，收孫鬱、李書磊、李潔非、彭程、韓毓海、祝勇的作品。1999年，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存在者叢書》，收選張銳鋒、鐘鳴、于堅、龐培、陳東東、朱朱的散文作品。2001年，祝勇主編《深呼吸叢書》，收張銳鋒、龐培、周曉楓、祝勇的作品。2003年，祝勇主編《新散文九人集》，收樑小斌、于堅、翟永明、馮秋子、張銳鋒、龐培、李敬澤、祝勇、周曉楓的作品。2004年，周曉楓、南帆主編《七個人的背叛》，收格致、方希、呂不、朝陽、劉春、黑陶、雷平陽的作品。另外，劉琅、桂苓主編的《中國散文檔案》，我自2003年起爲春風文藝出版社編輯《布老虎散文》，自2003年至2009年爲春風文藝出版社編輯散文年選，都是以“新散文”的作品爲主，也蔚爲規模。
本文作者祝勇
到今天，“新散文”的創作羣體已然清晰，它的主要創作者有：于堅、馬小淘、凸凹、王族、寧肯、玄武、馮秋子、江子、江少賓、汗漫、狄馬、杜麗、葦岸、沈念、李曉君、陳蔚文、李敬澤、張銳鋒、龐培、周曉楓、範曉波、南子、潔塵、鐘鳴、祝勇、趙柏田、趙荔紅、格致、黃一鸞、黑陶、傅菲、彭程、蔣藍、謝宗玉、韓春旭、塞壬等。“80後”散文寫作者的作品，不管他們是否承認，大體上都可以歸入“新散文”一類，因此自他們以後，陳舊的、八股式的散文寫法基本上不復存在，這與近三十年來“新散文”的篳路藍縷、艱辛探索有很大關係。
近三十年來，重要的“新散文”作品（散文集）有：葦岸《大地上的事情》、鐘鳴《城堡的寓言》、張銳鋒《世界的形象》、于堅《棕皮手記》，龐培《五種回憶》、李敬澤《青鳥故事集》、馮秋子《寸斷柔腸》、潔塵《豔與寂》、周曉楓《斑紋》、蔣藍《豹典》、格致《轉身》、黑陶《泥與焰》、王族《上帝之鞭》、塞壬《下落不明的生活》、寧肯《說吧，西藏》、祝勇《故宮的風花雪月》等。
儘管到今天，“新散文”仍要面對主流評論界的傲慢與偏見，有關“新散文”的評論寥若晨星，但是應當說，中國散文發展到“新散文”，已經成爲一種不可逆轉的時代力量。“新散文”改變了二十世紀，尤其是楊朔、秦牧等奠定的二十世紀後半葉散文寫作的積習，爲日益固化的中國散文創作打開了一個全新的空間。“新散文”不是當代散文一個無關緊要的局部，不是“文學園地裡的一朵小花”，“新散文”是近三十年來最雄偉的文學建築羣，它構成了近三十年來中國散文創作的主體，爲中國散文重新樹立了藝術標準，尋回了它的生命活力，是三十年來最重要的文學現象。“新散文”不是一個散文流派，基於“新散文”已經取得的成就，以及它自身的內在驅動力，我可以大言不慚地說，“新散文”是觀念，是方向，是高度，是中國散文通向未來的道路。
“新散文”創作持續近三十年，並沒有像一些人預言的那樣一天天爛下去，反而一天天好起來。隨着“新散文”作家由青年步入中年，“新散文”也退去了年輕時的火氣與青澀，穩健地走進成熟期，成爲中國當代散文創作的主力軍。此時，發軔於二十世紀70年代後期的“朦朧詩”早已走進了文學史，80年代中期形成的先鋒小說也早已風流雲散，而在“新時期”的文學變革中遲遲登場的“新散文”，卻展現了驚人的穩定性和持續性，佳作、力作不斷涌現。關於“新散文”長盛不衰的秘密，可能會有多種答案，下面，我提供其中一種，供大家參考。
二
說到“新散文”，許多人會以先鋒小說爲參照。那我就從先鋒小說說起吧，因爲“新散文”活力不衰的秘密就藏在它與先鋒小說的區別中。
“新時期”以來的文學變革，尤其是以馬原、洪峰、餘華、孫甘露、格非爲代表的先鋒小說的誕生，在很大程度上與外國文學的刺激脫不開干係。歷史學家把中國近代史總結爲“刺激—反應模式”，即中國近代史（包括思想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都是因應外部變化而生成的，是內部世界在面臨外部刺激所產生的反應，如此，中國歷史就被解釋成了一部被動的歷史，而不是自發生成的歷史。也有人據此把中國的近代化史說成“被近代化史”。在我看來，這種“刺激—反應模式”，放在“新時期”文學史裡似乎更加有效。我們知道，經歷了“十七年”的格式化運動，又被“樣板戲”所塗炭了的中國文學，已經走到了萬劫不復之地。在文學的世界裡，“樣板”從來都是個性的敵人，沒有了個性，人的複雜的精神世界受到了粗暴的簡化，文學就失去了原動力，也就走到了末路。但這一切在二十世紀70年代中後期發生了變化，尤其當改革開放成爲國策，國門被突然被打開，外面的世界名正言順地進入我們的視野，原有的秩序必然經歷強烈的震盪，重構內部秩序，也必然會發生。改革開放爲“新時期”年輕的寫作者們打開了一個全新的視界，也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文學座標系。中國的小說家們第一次意識到，文學原來可以這麼寫。在全新的視野下，原有的寫作模式已然變得不可接受，於是，在他們心裡，產生了變革中國文學的強大沖動。
包括馬爾克斯、博爾赫斯、納博科夫、卡爾維諾、川端康成在內的一大批外國作家（尤其是二十世紀的外國作家），無意中充當了中國先鋒小說作家的啓蒙老師，甚至於某些著名的中國當代小說，我們都可以找到它們的外國模版。很多年以後（這是先鋒小說作家們喜歡模仿的馬爾克斯語式），早已功成名就的先鋒小說家們，對於他們剛剛接觸這些外國作家時那種隱秘的快感依然“供認不諱”。比如餘華就曾這樣回憶：
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五年期間，我一直迷戀川端康成，把他所有在中國出版的小說都讀了，他重要的小說比如《雪國》，我都是買兩本，一本用於珍藏，一本用於閱讀，同時我的寫作也在模仿他。那時我二十歲出頭，他對細部的描寫讓我入迷，那種若即若離的描寫，似乎可以接觸到，又似乎遊離開去了。我發現他不是用確定的方式描寫細部，而是用不確定的方式，一個細部的後面似乎存在着另外幾個細部，細部由此寬廣和豐富起來。雖然多年以後我的寫作風格與川端康成大相徑庭，但是我很幸運第一個老師是他，他教會了我處理細部的能力，這樣的能力決定了一個作家能走多遠。
餘華走得很遠，他的文字，幾乎走遍了全世界，但他最初的原動力，來自日本一位瘦弱的老頭——川端康成。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篇幅所限，不再逐一引述。
進入新世紀以後，在二十世紀80年代那批先鋒小說家當中，有些人開始“向後轉”，回到現實主義的道路上來，或如有些批評家所說，出現了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合流的趨勢。對現代主義的始亂終棄說明了一個道理，就是我們對外國文學的“惡補”太猛烈了，也太實用主義，以至於我們很快就出現了身體不適。就像黃永玉先生所說：“有如軍事訓練中在飯堂吃飯一樣，好大的一碗白飯下命令兩分鐘吃完！”張志忠先生也曾用吃飯作比喻，說：“本來，在飢不擇食的局面過後，應該是有一段時間的‘反芻’，進行再理解再消化的，但是，在莫名的逆反心理和新的浮躁情緒下，一種新的封閉心態和國粹主義，悄悄滋長。
但無論怎樣，應當承認，二十世紀80年代開始的先鋒小說浪潮已然成爲中國當代文學永遠的神話。相比於詩歌、小說、戲劇，散文的變革要晚得多，“新散文”遲至二十世紀90年代中後期才進入人們的視野。那時，改革開放已進行了十幾年、二十年，進入了穩健、深化的階段，視野突然打開的那種新鮮感與興奮感早已是明日黃花，國人對外部世界和內部世界的認知更趨理性，“刺激—反應模式”對文學的作用力越來越不明顯。二十世紀90年代的下海大潮，固然把文學逼到邊緣的角落上，也把文學逼回了它的內部。相比於“亂雲飛渡”的動盪歲月，以及風起潮涌的開放初期，二十世紀90年代的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學，都回到了正常化的軌道上。對於文學而言，這一輪“去泡沫”的過程也許是一件好事，因爲它讓作家去掉浮躁，真正沉澱下來，讓文學成爲寫作者的真正自覺。
《破冰：新散文三十年》 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2年7月
三
在這樣的背景下回望“新散文”，我們會發現，相較於先鋒小說，“新散文”的出現不僅僅滯後了十年，而是滯後了一個時代。先鋒小說是二十世紀80年代文學黃金期的幸運兒，而“新散文”則是在文學相對邊緣化的90年代中後期出現的，這至少表明一個簡單的事實：“新散文”並非先鋒小說的散文版，“新散文”的出現，與外部世紀的刺激沒有直接的關係。成爲“新散文”的精神資源的，當然包含着外國文學，尤其是現代主義文學，同時也包含中國傳統文化的滋養，和當代現實生活的催生。
有人指責“新散文”標新立異、割斷傳統、厚今薄古。那是因爲他們不瞭解“新散文”。甚或，他們將“新散文”與先鋒小說、“斷裂主義”混爲一談了。“新散文”從來不曾藐視傳統，也從未主張過與傳統“斷裂”，相反，十分重視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新散文”作家中，以歷史文化傳統爲主題的寫作者並不少見，只不過他們採用了全新的、有創造性的表現形式。這些作家有：李敬澤、張銳鋒、鐘鳴、祝勇、蔣藍、趙柏田、張宏傑、王族等。李敬澤研究《春秋》，寫成《小春秋》等系列散文。張銳鋒寫《古戰場》《馬車的影子》《別人的宮殿》等長篇散文，“將童年的經驗引入更爲寬廣的人類歷史”，“從中我們看到人的永無成熟的理性，看到人的認識的有限和虛弱”，“將久遠的歷史編織到自我的經緯之中”。鐘鳴在回憶自己散文寫作歷程時說：
我的散文寫作，從一九八九年到現在，可分爲三個小段落：先是着力於文學的趣味和想象力，這在“動物隨筆”中最爲明顯；然後，自倡西方隨筆之嚴肅與思辨，和東方散文之軼趣與細膩爲一體，這在稍後些的隨筆中較明顯；再者，就是朝着結構更爲宏大，文體多樣化，辨析更爲深刻，並以知識社會學和文學爲基礎的大型隨筆發展。從一九九三年開始着手四卷本《旁觀者》寫作，此書幾易其稿，僅草稿字數已逾二百多萬，此段落，在選材上，也逐步從神話傳說，轉身社會與歷史。
同時，“新散文”對外國文學的吸收，也不再像先鋒小說那樣飢不擇食，像彭程、凸凹等作家，對外國文學的閱讀量極大，理解也更爲透徹和精緻。總之，在“新散文”的世界裡，文學不再僅僅是對外部文學刺激的一個迴應，而是出於它自身的寫作需要。“新散文”出現，僅僅是因爲我們需要散文，而且，需要好的、有創造性的散文。“新散文”就爲了這樣一個簡單的目的出發了，並且在很長時間內，一直處在“冷漠而孤寂的途中”。但與二十世紀80年代先鋒小說比起來，我認爲它更冷靜、更深厚、更成熟、更卓越，因爲它不再是對外部刺激的條件反射，也克服了某些“幼稚病”。在改革開放二十年前後出現，給了它充分的孕育、成長的空間，使“新散文”表現出強烈的“內生性”。
因此，在“新散文”裡，我們看得到孔子、莊子的影子，看得到卡夫卡、博爾赫斯、曼德爾斯塔姆的影響，更看得到“新散文”作家們複雜、迷離的主體世界。路遙先生當年談到拉丁美洲文學大師時說：“他們當年也受歐美作家的影響（比如福克納對馬爾克斯的影響），但他們並沒有一直跟蹤而行，反過來重新立足於本土的歷史文化，在此基礎上產生了真正屬於自己民族的創造性文學成果，從而才贏得了歐美文學的尊敬。”他說：“我們需要借鑑一切優秀的域外文學以更好地我們民族的新文學”，“只有在我們民族偉大的歷史文化的基礎上產生出真正的具有我們自己特性的新文學成果，並讓全世界耳目一新的時候，我們的現代表現形式的作品也許纔會趨向成熟。” 用他的話描述“新散文”的文學追求，或許不失恰切。
“新散文”的成功，在於它的寫作羣體在經過“新時期”二十年的孕育，又經過三十年的創作歷程，已經由當初的新銳青澀成長爲一個強大的精神主體，進而生成了一個有着超大能量的內宇宙。如是，“新散文”就不僅僅是一場技術革命，而是中國文學在經歷了先鋒文學的青春衝動之後的一次文學再出發。
由於篇幅所限，本書的編選，只能取“新散文”之一瓢飲，書中所選八位作者，皆是“新散文”運動的發起者和主要實踐者。作品依照作者的齒序排列，或可反映“新散文”創作三十餘年的吉光片羽。（祝勇）
（本文爲《破冰：新散文三十年》序，有刪節）
《破冰：新散文三十年》是由祝勇主編的一部獻給“新散文”三十年的紀念集，收錄鐘鳴、于堅、馮秋子、寧肯、張銳鋒、蔣藍、祝勇、周曉楓八位“新散文”代表作家的代表篇目，以此描摹“新散文”創作三十餘年的吉光片羽。
“新散文”深深根植中華大地，行走於華夏自然山川，跋涉於社會現實生活，在“新散文”裡，我們看得到孔子、莊子的影子，也看得到卡夫卡、博爾赫斯、曼德爾斯塔姆的影響，更看得到“新散文”作家們複雜、迷離的主體世界。“新散文”褪去了當初的新銳青澀，成長爲一個強大的精神主體，生成了一個具有超大能量的內宇宙，代表着一種新的觀念、方向、高度，是中國散文通向未來的道路，也是中國文學在經歷先鋒文學的青春衝動之後的一次再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