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創新藥走到十字路口：比肩美國的希望，功敗垂成的危險
“現在的矛盾就是價格定高了，醫保承受不來；價格定低了，企業活不下去。”和黃醫藥首席執行官蘇慰國近期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這是兩難困境。
中國本土的醫藥企業，爲一顆創新藥投入的十億，甚至是幾十億資金需要收回成本。真正創新的中國藥企，擺脫虧損也非易事。百濟神州年收入超過了百億人民幣（大部分來自美國市場），2023年依然虧損67億元；和黃醫藥的產品在中國和美國都上市了，但它也曾連續虧損十年。
自2015年醫藥體制改革，中國創新藥經歷過產業的春天，一大批成果涌現出來。但現在，中國的創新藥企已經困在寒冬中很久了，手裡現金不夠越冬，而融資難以爲繼。走過一個完整週期的中國創新醫藥，現在來到了歷史的關口。向上，中國創新藥有希望與美國並駕齊驅；向下，中國的創新藥可能在寒冬之後就此沉淪。
第一財經採訪了十家企業的高層，他們訴說了中國創新藥的風雨二十年，當此時刻中國的創新藥企需要什麼樣的支持？
他們走到哪裡了
“我自己在藥廠做研發，但那時投資主題基本上是臨牀CRO或者是仿製藥，創新藥都未曾想過。”今年5月份，在“第18屆中國投資年會·年度峰會”上，啓明創投合夥人陳侃表示。
陳侃在2012年回國。他回憶稱那時中國的生物科技基本上是“北大荒”，大家不知道怎麼做藥，外企在中國的研發中心看起來都高不可攀。
2015年，是中國醫藥行業發展的分水嶺。
這一年，60歲的畢井泉上任，出任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管管理總局局長。這位在醫藥行業像是“外行人”，出乎意料，上任後，他就對醫藥審評審批制度進行了大刀闊斧改革。
在這之前，藥品註冊審批慢、排隊時間長，長期備受行業口誅筆伐，有的新藥還沒上市，專利卻快到期了。由於歷史遺留問題，也有不少藥品因濫竽充數而造成審批壓件。
當年的7月，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對外發布藥物臨牀試驗數據真實性自查通告，要求企業自查，數據不真實的要主動撤回。
這一槍之後，藥品審評審批制度改革全線啓動。
8月，國務院發佈了《關於藥品和醫療器械審評審批制度改革的意見》。兩年後的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了《關於深化審評審批制度改革 鼓勵藥品醫療器械創新的意見》。近年來，我國也全面引入了全球通行的藥品研發與註冊技術要求。
2018年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規則》第18A章“生物科技公司” 的引入，以及2019年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的推出，降低了生物科技企業的上市要求，豐富了投資退出渠道。
這場疾風驟雨式的藥審改革，激活了醫藥產業的創新活力。創新藥企業的發展進入逐漸進入行業蜜月期，一些跨國藥企高管紛紛親自下場創業或加盟創新藥企擔任高管。
2017年，時任阿斯利康中國創新中心負責人的張小林，投身工業界多年後，已決定回大學潛心學術研究。當時，與他在北大同一個系的教授，恰好出來創業，後者也提議張小林出來創業。
阿斯利康任職期間，張小林帶領的研發團隊，有過顯赫業績，曾立項研發了阿斯利康最大的腫瘤產品泰瑞沙。2017年，在國投創新、阿斯利康等多方協商下，張小林帶領阿斯利康創新中心核心團隊大部分成員創立了迪哲醫藥。爲此，張小林也拿出了自己在阿斯利康掙下的退休金投入其中。
2018年，時任輝瑞中國總經理吳曉濱跳槽百濟神州，這位德國的海歸博士曾是跨國藥企高管中最有影響力的“中國面孔”之一。他的出走，折射出當時中國本土生物科技企業的吸引力。
“資本一看好，大量的錢涌進來了。錢涌進來就需要人了，所以大量的留學生、在國外企業工作的人回來了；一些老外覺得中國環境很好，可以有用武之地，我到中國創業去，或者到中國去做創新去。”回顧起這段激動人心的時期，吳曉濱說，“所以就形成了蓬勃發展的態勢，這個事情其實應該持續下去。”
經過這些年的發展，國產創新藥研發取得不小成果。
據IQVIA統計，中國醫藥企業研發管線貢獻率從2013年的4%增長至2023年已經達到28%，中國的醫藥企業研發全球貢獻率已經超越歐洲，僅次於美國。2021年，國產新藥的上市數量首次超過了進口藥。據中國醫藥工業信息中心統計，2017年至2023年，中國獲批上市的國產創新藥數量累計達到120款。
近期，國產創新藥依沃西注射液，在療效上擊敗了全球“藥王”K藥，是國產創新藥進步的一個縮影。
康方生物董事長夏瑜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生物技術發展浪潮下，生物醫藥產業的迭代發展，再加上國內創新研發政策支持下，爲公司的優勢所長提供了施展空間。
2021年11月，亞盛醫藥研發的慢性粒細胞白血病靶向藥物奧巴替尼上市，破解耐藥難題。2023年8月，迪哲醫藥研發的舒沃替尼獲批在國內上市，也填補了EGFR exon20ins突變型非小細胞肺癌領域近20年來的臨牀治療空白，這是目前國內唯一獲批治療該適應症的靶向藥。2023年，百濟神州BTK抑制劑百悅澤全球銷售額首次突破十億美元大關，全年銷售額達13億美元，成爲國內首個“十億美元分子”。
迪哲醫藥創始人、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張小林對第一財經記者說，我國的科研創新水平在不斷提升，新藥研發正從“快速跟進”向源頭創新發展。
錢正在流走
新藥開發的積極勢頭，可能被寒冬所凍結。
從資本市場看，儘管受益於政策面消息的提振，近期市場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回暖，然而，大部分中國生物醫藥上市公司的股價仍處於歷史低位。這種資本市場的寒冬，已經持續了數年時間。
微芯生物是2019年科創板首家過會的創新藥企。微芯生物創始人魯先平23年前從美國歸來創業，當時國內幾乎看不到做創新藥的公司。魯先平見證了過去十年醫藥行業一系列重大的政策變革。
魯先平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國生物醫藥行業過去20年之所以能夠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背後是由大量海歸創業的企業家推動的，這些企業家和科學家把對藥物臨牀價值的理解，轉變成了一個個創新的產品；同時，1.3萬億民間資本的支持，藥品審批制度的改革，新藥進入醫保的時間大幅縮短，都助推了中國新藥的研發。”
如今，中國新藥研發能力在全球排名已經達到第二位，僅次於美國；患者在中國能接受到的疑難雜症的治療方案的水平和豐富度也是僅次於美國的。儘管如此，魯先平認爲，中國生物醫藥行業的發展目前處於資本的低谷期。
2019年微芯生物科創板上市時的開盤價達到125元，但目前該公司股價20元左右。股價暴跌的背後，是投資人信心的缺失。
“醫保制度改革後，雖然很多新藥能更快地惠及患者，但新藥的研發似乎進入了一個’怪圈’，新藥的價值未得到充分的認可。”魯先平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原創藥企試錯成本太高，越是創新的藥，越是虧錢。”
他表示，中國的藥物研發成本和經營成本正在急劇上升，如果醫療衛生體系改革沒有到位，醫保直接決定藥品價格爲導向，而沒有以藥品的價值爲導向，那麼二級市場對新藥的不認可也會傳導到一級市場，出現目前資本遇冷，大量投資人撤離的情況。
“藥物的臨牀價值背離了企業的經營研發投入，這既不可持續，也很難實現生物醫藥的高質量發展，中國的好藥也很難惠及全球患者。”他說道。
在國內，醫保是藥品市場最大的支付方。
爲了滿足患者臨牀需要，推動藥品可及，同時爲了鼓勵新藥創新，國家醫保局這些年做了大量工作。
從2017年開始，創新藥可以通過通過醫保談判的方式進入國家醫保目錄。2020年起，國家醫保目錄開始採用動態調整機制。近兩年，國家醫保局對談判及續約的規則作出了優化。2023年提出，在目錄達到8年的談判藥物可納入常規目錄管理，同時細化了重新談判的納入範圍。
醫保支付對於創新藥至關重要，但新藥進入醫保過程中，價格競爭異常激烈。
根據中康產業研究院整理，從2019年至2023年，醫保談判歷年平均降幅均在56%以上。醫保的“靈魂砍價”，有助於推動藥物可及，但如何平衡企業的投入與產出回報，也受到關注。新藥研發的特點是“九死一生”，大部分項目都會以失敗告終。少數成功的項目，如果不能實現鉅額盈利，就很難補償多數失敗項目的沉沒成本。
新藥研發的投資回報率過低，也會影響海外資本的去留。
和黃醫藥股票在美國和香港以及英國上市。與很多多地上市的生物藥企一樣，該公司的早期投資人以美國基金爲主。
和黃醫藥首席執行官兼首席科學官蘇慰國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美國資本的撤離恐怕將繼續持續，而且或許不乏較大幅度地撤離，他們減少對中國創新公司的投資可能是一個長期趨勢。所以未來我們會看到資本市場的結構會發生很大的變化。”
目前和黃醫藥的股價目前處於歷史較低位，同樣股價處於低位的還有再鼎醫藥。
再鼎醫藥總裁兼首席運營官Josh Smiley一直在與全球投資人溝通，該公司最大的投資人大部分是美國的基金。創新藥投資的本質是基於企業基本面的投資，這點是不分國界的。
近三個月，再鼎醫藥股價上漲超過40%。儘管如此，Smiley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資本市場開始重視我們的銷售業績和2025年的盈利之路，但我們的股價仍然低於歷史平均水平，這也限制了企業的融資能力。真正優秀的生物製藥企業仍需要海外資本的持續支持。”
他向第一財經記者講述了投資人的擔憂。“現在美國的投資人在投資中國生物藥企時會格外謹慎，他們擔心的主要有以下問題，一個是產品的規模是不是能做大，另一個是關於藥品在中國的定價問題，在中國一個創新藥究竟有多少價值。”Smiley表示，“投資人還密切關注中國長期經濟發展的前景，以及目前股市的刺激政策是否可持續，醫保政策是否可預測等等。”
在對待美國資本的問題上，Smiley認爲，再鼎醫藥與其他中國生物藥企有明顯的區分，其全球化的戰略部署更容易留住美國投資人，而更重要的是，因爲海外資本看待行業更加成熟，創新藥企仍然非常需要海外資本的支持。
“雖然中國生物技術公司整體而言有很多創新，但中國通過風險投資或IPO獲得的資金非常非常有限。”Smiley表示，“從開發到上市一種藥物需要超過2億美元，目前很少有生物技術公司有足夠的現金來渡過難關。因此，我認爲幾乎每一家中國生物醫藥公司都需要嘗試在海外上市或尋求合作伙伴。”
“亞洲投資者並不習慣虧損或爲長期利潤而大量投入的公司。”Smiley表示，“因此，對於未上市的生物醫藥公司而言，它們有幾種選擇，一種是在美國上市，這正在變得更加困難，一種是繼續融資，但融資很難；另一種就是目前主要發生的事情，也就是接受大型製藥公司的資金。”
“不能白菜幫子價”
“中國創新藥的價格搞得太低了。”對於生物製藥行業經歷寒冬的原因，一家企業的高管王誠表示。
以首款在美上市的國產PD-1抗癌藥爲例。
2023年10月，君實生物宣佈其特瑞普利單抗獲FDA批准，成爲在美國上市的首箇中國自主研發和生產的創新生物藥。這款用於復發/轉移性鼻咽癌的治療藥物，在中國的售價，大概只有美國售價的3%。
中國是上市PD-1藥物數量最多的國家，這些藥物大部分沒能在美國上市，而困守中國市場。結果是，很大一部分的中國本土製藥企業前期做了大量投入，後期商業回報入不敷出。
這利好當下的普通患者。他們得以享受最便宜的創新藥，延續了生命。
“但是沒有明天、後天了”，王誠說，“藥價搞得太低以後，沒有回報，就沒有人再往裡投錢了；你自己的工業垮掉了，又得靠進口，完全靠進口後人家（指跨國藥企）又不降價了。”
創新藥價格不能太低，已經成爲業內的共識。國內的創新藥公司都是剛剛起步，太低的價格會大大影響創新的積極性。
哈爾濱血液病腫瘤研究所馬軍教授在一場採訪中對記者說，一個源頭創新的藥物要花將近10億代價才能落地，企業得有一定的經濟積累纔能有後發的力量。“不能把創新藥變成白菜幫子價，那誰也不做創新了。商業和市場經濟要有規矩的，便宜沒好貨，好貨不便宜。老百姓一輩子都在說這句話，非常有道理。”
王誠認爲，國內的創新藥定價，應該擺脫製造業的邏輯，不能只看其製造環節的成本。
化藥生產的成本只佔其銷售成本幾個百分點，生物藥的生產成本佔銷售成本僅有十幾個百分點。製藥企業大量的成本，產生於研發階段。每一個臨牀階段都能消滅爲數衆多的候選藥物，讓藥企上億的研發投入灰飛煙滅。
“我們一定要擺脫一個邏輯：就是隻看它的製造成本是多少。一定要把研發成本放進去。”所以在藥品定價的時候，不能以其生產製造成本衡量其售價。這就如同不能因特斯拉的自動駕駛軟件的推送成本近乎爲零，要求特斯拉對這項業務免費。
在低谷期，中國創新藥近一年來對外授權不斷，天境生物創始人、董事長臧敬五將目前的階段稱爲“在資本低谷的創新小高潮”，推動這一輪創新小高潮的主要是前期的創新積累已經轉化成階段性的成果。
據醫藥魔方統計，2023年中國創新藥企業通過BD獲得的首付款總額達267.64億元，首次超過IPO渠道募資總額，並且是後者的近兩倍。2024年上半年，國內藥企也達成了約42項對外授權合作，累計交易總金額255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80%。
對於中國創新藥密集的對外授權，魯先平這樣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如果從商業價值來考量，那麼尋求對外授權是企業發展較爲容易的一條路徑，因爲它並不用考慮最後能否上市的問題，事實上90%的對外授權藥品最終是無法上市的。”
在資本市場低迷的情況下，大部分企業都變得現實，先考慮如何活下去的問題，這也就是爲何近一兩年來會出現如此多的生物創新藥的對外授權交易。
蘇慰國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從這輪的對外授權高潮來看，很多企業都是’賣新苗’，也就是說它們研發產生了很多早期的候選藥物，但是由於很多企業現在普遍面臨資金緊張的問題，爲了生存，無法在所有藥物上都投入大量開發的成本，所以將一些較早期階段的藥物轉讓出去，這就好比生了一大堆孩子，但沒錢供養的道理一樣。”
蘇慰國同時指出，現在一些對外授權交易雖然看起來總價值很高，但後續的里程碑款項的實現其實取決於很多條件，最終未必可以全數拿到，而且也會出現產品被退回的風險。所以對於早期的藥物授權而言，未來可能的一個趨勢是，企業會更關注提高首付款的金額。
新藥靠美國市場回血
中國走在創新前沿的藥企，還很依賴美國市場。
2023年年底，和黃醫藥的呋喹替尼獲得美國食藥監局（FDA）批准上市，用於治療經治轉移性結直腸癌成人患者。
這比中國市場獲批晚了整整五年時間。
2018年9月，國家藥監局批准呋喹替尼上市，以用於既往接受過氟嘧啶、奧沙利鉑和伊立替康治療的轉移性結直腸癌患者。2019年的時候，這款藥物進入醫保目錄。
直到和黃決定放棄其海外團隊的時候，它在中國國內的銷售都沒法支撐起利潤。在2022財年，和黃醫藥收入29億元，虧損25億元，經營性現金流淨額爲-18億元。這些指標在2023年纔開始轉正，這一年它收到來自武田製藥的海外授權費用。
和黃醫藥的管理層感覺到遺憾，美國和中國沒能同步上市。如果呋喹替尼的臨牀試驗路徑不是先中國再全球，而是一開始就採取中國、美國平行開展的話，其商業結果對於和黃醫藥纔是最有利的。
呋喹替尼在美國上市之後，按照同等規格的產品比較，美國市場售價是中國市場售價的24倍。目前這款藥物在中國一個月的治療費用是7500元，美國是18萬元。
中國市場患者比美國更多，但國外市場肯定大於國內。“特別是從利潤的角度上來講，那國外的空間要大很多。”蘇慰國表示。
從創新藥的均價來看，歐盟藥品的售價大致相當於美國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日本的售價大致與歐盟相當。這意味着歐盟和日本市場的售價，可以達到中國市場的五到六倍。
百濟神州的澤布替尼同樣如此。
澤布替尼是第一個中國自主研發並獲美國FDA突破性療法認定、加速批准上市的抗癌新藥，第一個獲國家藥監局附條件批准上市的國產BTK抑制劑。適應症包括了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或小淋巴細胞淋巴瘤等。
2024年，百濟神州爲這款藥物擴展適應症、商業化推廣等投入超過4億人民幣；它目前投入的研發及商業推廣等費用合計超過了70億人民幣。
2023年全年，澤布替尼的全球銷售額12.9億美元，使其成爲中國藥企研發的第一款“重磅炸彈”型藥物。從這款重磅藥物的收入分佈、銷售總額、銷售增速等指標來看，美國市場對於中國創新藥物是不可或缺的。
2024 年半年度，百悅澤全球銷售額總計80.18億元，其中，美國銷售額總計59.03億元，同比增長134.4%；歐洲銷售額總計10.57億元，同比增長231.6%；中國銷售額總計8.73億元，同比增長30.5%。目前，百悅澤在中國獲批的六項適應症中符合納入條件的五項適應症已納入國家醫保目錄。
傳奇生物更是把美國作爲其新藥的首選市場，中國市場的產品上市則推遲了多年。
“他完全是把自己定爲一家美國的公司。”一位業內人士評價傳奇生物說。
2024年8月27日，傳奇生物的細胞治療產品卡衛荻獲得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NMPA）批准上市，用於治療復發或難治性多發性骨髓瘤成人患者。
這款藥物在2022年就獲得了美國FDA的上市許可。2017年，傳奇生物就與強生旗下楊森公司簽訂了一項全球獨家許可與合作協議，以研發和商業化西達基奧侖賽。傳奇生物負責大中華地區的市場開發和商業化，大中華地區外的全球其他地區則由強生主導。這款藥物在2023年第四季度和全年的淨貿易銷售額分別約爲1.59億美元和5億美元。
在國內售價120萬人民幣的CAR-T藥物，意味着其受衆非常狹窄。而這類藥物的製備都是定製化，難以標準化批量生產，這意味着成本難以壓縮。
“目標人羣非常特殊，定價非常地高。這種在中國沒有市場，它這個市場就是在美國，所以說他必須這樣去定位。”上述業內人士表示，“這是必須面臨的一個問題。”
如果美國市場一直爲製藥企業提供遠遠超過中國企業的市場規模和利潤空間，企業在研發、商業化資源的投放上就不得不有所傾斜。
百濟神州、和黃醫藥以及傳奇生物，可以說是頗具研發和創新能力的中國藥企了。它們的新藥沒辦法單靠中國本土市場生存下來。蘇慰國說，“主要是定價的問題。”
出海服務平臺萬創普利（VentureBlick）創始人CEO李希烈（Chris Lee）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認爲創新藥全球化的需求是很大的，尤其是早期的醫療初創企業和中小企業很需要獲得海外資源，不管是海外的合作或者融資。但關鍵是如何幫助他們去找到資本，以合適的估值進行合作，我們需要一個更有效地評估和對接的平臺。”
李希烈表示，一方面，醫療創新的大投入需要全球量級的規模化回報，另一方面，好的醫療產品也需要國際應用來證明和兌現創新的醫療價值。
重啓創新週期：“我要市場，不要補貼”
衆多企業作出調整，採取措施自救。
今年2月，天境生物美國上市公司I-Mab宣佈剝離中國業務資產，臧敬五辭去董事會職務，領導天境生物中國公司。
“對於天境生物而言，我們完成了戰略重組，切分中國的業務，形成中國產業鏈的閉環，從企業運營的角度，減少地緣政治不可控的影響。”臧敬五表示。
“資本的挑戰，外資的調整和撤離，中美角力等因素，讓創新藥企被迫把生存放在第一位，影響了整個創新的氛圍。”他同時強調，面對外部環境的突變，企業不能幹等形勢好轉，必須找到合適的出路。在資本環境的低迷迫使企業必須考慮形成自身造血的能力。“還是那句話，只有先生存下來，纔有機會創新。”
幾家企業高管都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資本的低谷期，企業會更加關注創新效率，覈算以什麼樣的投入來換取創新的產出。
“市場的競爭會很激烈，而且目前中國創新藥產品的經濟價值仍然比較有限，這意味着大部分企業都需要作出調整，以提高質量、以質換量爲目標，單從量上看也許會大幅減少。”蘇慰國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但這也是好事，前幾年資本市場過熱，催生了很多重複性的投入，這一輪低谷過後，市場的發展將會更健康、更穩健，實現質的提升。”
政策也在馳援創新藥企。
7月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全鏈條支持創新藥發展實施方案》。會議指出，要全鏈條強化政策保障，夯實創新藥發展根基。
中國的創新藥企，需要什麼樣的支持？
“你們對創新藥的支持，首先不需要在稅收上支持，不需要給補貼，財政上的補貼意義不大。”王誠在與地方政府打交道的時候，曾提到這一點。
高強度的研發投入，是創新藥企的底色。不少以創新爲重的生物製藥企業，在其早期的發展階段，研發投入甚至超過整體收入。
那些位居全球前列的製藥企業，其研發投入規模更是巨大。2023年，強生以852億美元的收入位居全球藥企第一，當年的研發投入150億美元，超過千億人民幣。默沙東是2023年研發投入最大的藥企，當年投入了305億美元，佔其當年總收入的一半以上。
中國風險資本活躍的時期，那些有潛力的初創企業拿到億元級的投資並非難事。海內外流動的資本、經驗豐富的投資人、大企業管理層離職創辦的衆多初創公司等構成的市場，自帶優勝劣汰的機制。這種市場機制，比政府挑選一組企業來培育，更有可能實現一個繁榮的產業生態。
“給我政策，給我市場。”這是王誠以及衆多製藥企業更期待的支持。“政策生態環境要好，投了錢要看到回報。如果大家投資沒得賺，他不投資了，科學家肯定是另找出路。”
企業的希望是，進入國家醫保之後，能夠順利進入醫院。實際的情況往往並非如此。
爲控制醫藥開支，各家醫院控制藥品佔總體費用的比例，能夠進入醫院的藥品種類和數量受到嚴格限制。
藥品國談制度常態化已經六年時間，一大批創新藥物進入醫保目錄。但這些藥物要想進入醫院，就要通過醫院“藥事會”。藥事會是“藥事管理與藥物治療學委員會”的簡稱，它決定了各家醫院的常備藥物供應目錄。
此前，有些醫院對於召開藥事會，將新藥納入常備藥物目錄的積極性並不高。
“現在即使價格降下來了，來到醫院以後，你得一家一家醫院去磕。”王誠對記者說。對於醫院來說，即便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藥物，“我有藥佔比，我有總數1200種藥的限制。現在已經1200了，我把誰踢出去，他都得跟我拼命了。”
這就是爲什麼很多醫藥公司，原來需要養活龐大的商務團隊，而這些公司每年的營銷開支巨大，甚至遠超過研發投入。
對於全產業鏈支持醫藥產業，王誠認爲，可能各個部門要坐下來，梳理好互相矛盾的政策，大家朝一個方向走。
“你給我1個億的市場，比給1個億的補貼，對我的影響大10倍。”王誠表示，“我要市場，我不要補貼。所以我經常說，千萬別給錢，給我政策好。”
有藥企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國產創新藥支付改革是整個產業良性循環發展，最後一塊有待彌補的短板。
魯先平對第一財經記者說到，“我認爲，中國生物醫藥重啓週期就兩條道路，一是解決醫保支付的合理性問題，二是企業在資本市場恢復融資的能力，支持企業的全球化，其中只要滿足任何一條，中國創新藥就能走出低谷。
在他看來，目前對於創新藥的支持，最根本的是要解決三個問題，首先是醫保制定漸進式支付比例，而不是決定藥品價格；其次是醫保和醫療體系對醫院考覈中基藥使用的比例與醫保國談品種使用之間的矛盾；第三是財政轉移支付對於國家整個健康醫療方面的投入。
然而，無論是醫保支付還是資本市場的融資能力，都並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蘇慰國向第一財經記者指出了在中國推動創新藥所面臨的“理想與現實的矛盾”。
“國家正在加大推動創新藥的發展，包括我們生物醫藥全鏈條的支持，近年來，關於創新藥產品定價靈活性的呼籲也一直在持續。”他表示，“然而由於醫保局和各地政府需要控費，也就是說中央的政策到了地方上難以落實，所以我認爲想要推動新藥的創新，還是必須要從政策落地實施的細節入手。”
法國生物醫藥公司益普生中國總經理戴紀堯（Guillaume Delmotte）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國家的政策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應該更加統一，包括地方醫保機構的協同一致。”
戴紀堯舉例稱，過去三年，國家藥監局批准了約120個創新藥，但僅有20%左右的創新藥進入了一線城市三甲醫院的藥房。“提高創新藥的市場可及性並不僅僅和價格相關。”
一流市場與一流企業
目前一流製藥企業集中在美國。
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爲美國巨大的醫療開支，爲創新藥物提供了成長的土壤。強生、禮來、默沙東等藥企每年動輒幾十億美元的研發投入。與之相對應的是，美國創新藥行銷全球，重磅藥物帶來的超高回報。比如默沙東的每年研發投入約千億人民幣，它的K藥全球銷售超過了千億美元。
“美國是很特殊的市場，美國FDA批准完全根據臨牀數據，不考慮價格這些事兒。”美國吸引藥企的地方是其市場化定價。張小林表示，“價格都可以往上漲的，只要你能賣得出去，隨便你賣多少錢。”
近期迪哲醫療的JAK1抑制劑高瑞哲獲國家藥監局批准，用於二線治療復發/難治性外周T細胞淋巴瘤。該公司也在與美國FDA溝通，積極爭取在美國上市。
美國是全球最大的醫藥市場，目前佔全球醫藥市場比例在40%-50%。中國與美國所處階段不同，製藥產業走了不同的道路。
醫療制度改革進展有目共睹。醫保目錄更新頻次高了，而且創新藥物獲得了傾斜。過去很多腫瘤藥、血液藥難進醫保，現在單抗、小分子、大分子、生物治療等進入醫保。
中國的製藥產業有了長足的發展。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做出0~1的創新，國內就能把剩下的1~100部分做好。但在0~1這個階段，中國醫藥行業源頭創新的藥物還很少。
據馬軍教授觀察，現在中國每年有0-1個源頭創新的藥物，美國每年大約10-15個創新藥物，英國、日本和歐洲某些國家大約是0-2個。
“遺憾的是，我們擁有的原始創新的專利權很少，往往都是跟隨 First-in-Class的藥物。”馬軍說，創新的藥物，要靠歷史、靠循證、靠經驗來沉澱。
在國內市場受限的背景下，中國創新藥企近年來紛紛出海，在美國、歐洲等市場尋找收入來源。這其中，少數中國藥企是獨立運作其海外業務，大多數藥企與跨國公司合作，一起分享海外市場權益。
從長遠來看，繁榮的中國醫藥市場，是中國醫藥產業向上打破天花板的先決條件。中國只有發展成一流的醫藥市場，才能孕育出一大批一流的製藥企業。
“從戰略角度出發，沒有哪個國家有很強的醫藥行業，但沒有強大的本土市場。”張小林對記者說。“我們去薅美國的羊毛，把產業建起來是不可能的。”
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執行會長宋瑞霖在2024年中國醫藥創新政策論壇上表示，我國長期處於全球版圖上的價格窪地，談判價格相較於最低國際參考價的中位價還低約39%。這導致作爲全球第二大藥品市場的中國，創新藥在全球醫藥市場佔比僅爲3%，與創新大國的定位顯然不匹配。
國家醫保基於‘保基本’原則，創新藥要全部靠醫保來支付，並不現實，醫保也無法解決創新藥支付的所有問題，創新藥支付應該走多元支付道路。
波士頓諮詢（BCG）、中再壽險、鎂信健康等3家機構共同編撰的《中國商業健康險創新藥支付白皮書（2024）》顯示，2023年創新藥市場規模約1400億元。據測算，商業健康險對創新藥的支付總額約74億元，佔比5.3%。
中國製藥產業經過十年的改革和發展，創新的基礎已經打下，薪火傳承甚至燎原的希望還很大。
復星醫藥董事長吳以芳亦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很多時候，大家研發創新藥是帶有非常強的使命感。在過去二十年時間裡，從國家層面鼓勵創新開始，中國生物醫藥發展迅速，如今超越了韓國、日本，已可以和歐洲國家並駕齊驅，並僅次於美國。近期也很高興看到從中央到地方出臺一系列支持生物醫藥全鏈條發展的政策，期待更多利好政策出臺。
醫藥關係所有人的生命健康，這意味着它和耐克的運動服飾、愛馬仕的奢侈包是完全不同的運行邏輯。醫藥註定是一個強監管、政策導向的行業，國內國際都是如此。
“政策不好，錢肯定跑了，錢跑了以後人一定跑；政策好了，錢和人才都不用擔心。”吳曉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