醞釀反蔣 伏下寧漢分裂禍苗
第八路軍。(新華社資料照片)
留守廣東的第四軍李軍長濟深所轄的陳濟棠、徐景唐兩師,則改稱爲第八路軍,由李濟深任總指揮。於是,武漢方面的駐軍頓時由一個半軍擴充至七個軍。而江西方面的二、三、六各軍因待遇不公,內心憤懣,反蔣情緒正在逐漸醞釀中。凡此種種的發展,都伏下了日後寧漢分裂的禍苗。
後來總司令部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我和鄧演達、陳公博、陳銘樞三人某次閒談,我便說我曾勸總司令不要再兼軍校校長,以避免軍中加深門戶之見。鄧演達聽了,不覺失笑,問道:「你和總司令說了嗎?」
我說:「當然說啦!」因爲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可說的,而且是應該說的。我是忠心耿耿爲國家前途着想,爲蔣總司令練兵減少困難。
第四軍依樣畫葫蘆
鄧笑着說:「糟了!糟了!你所要避免的,正是他所要製造的。他故意把軍隊系統化,造成他個人的軍隊。你要他不兼校長,不是與虎謀皮嗎?」
陳銘樞、陳公博二人知蔣也較深,他們也認爲我爲蔣氏謀,卻偏與蔣氏原意相反。我們檢討之下,都有不勝欷歔之感。
由於蔣總司令的私心自用,革命軍上行下效的結果,唐生智首先便發生問題了。唐的第八軍,先於武長路,繳獲由嶽州一帶潰退敵軍的大批武器。後自嘉魚渡江,漢陽、漢口之敵,因劉佐龍反正而倉皇撤退,所遺械彈又爲該軍所得。唐生智更於漢陽取得規模極大的漢陽兵工廠管理權,所獲尤豐。唐氏乃乘機招兵買馬,擴充所部實力。在我軍破武昌後,唐氏遂囊括武漢三鎮,聲威不可一世。
我軍肅清了江西,總司令部移駐南昌。不久,遂接唐生智來電,呈請將所部擴編爲四個軍,由唐部原有師長李品仙、葉琪、何鍵、劉興升任軍長。時我適在總司令部,見到唐氏電報,我便力陳我國民革命軍的擴充編制,應由總司令部統籌辦理,決不可由各軍長恣意自爲。我對蔣總司令說,此風決不可長,唐生智的電報應予批駁,以儆效尤。無奈此時第一軍也在擴編之中,因廣州新到一批俄械,蔣總司令以之悉數撥歸第一軍,該軍已在湘、粵兩地擴編,故總司令部實無辭以駁唐氏。再者,此時粵、漢兩地正在醞釀反蔣,武漢方面的黨政首腦皆非蔣的心腹,蔣氏深恐激唐成變,使唐氏爲該批政客所利用,所以就準了唐的請求。因此,唐生智一軍轉瞬間竟變成了四軍,頓成尾大不掉之勢,革命軍的制度和體系遂被破壞無遺。嗣後,唐生智來南昌開軍事會議,我鄭重地告訴他說:「孟瀟,你是始作俑者啊!我們國民革命軍怎麼可以任意要求擴充部隊,這還成什麼體統呢?」
唐生智苦笑說:「德鄰兄,我沒有辦法啊!部下都有戰功,大家都應該升一升纔好啊!」
我說:「若論戰功,我們四、七兩軍遠在八軍之上。假若論功行賞,我們都要升起官來,哪有許多官可升呢?」唐氏聞言語塞,支吾其詞了事。
第八軍既開其端,接着第四軍也依樣畫葫蘆,要求擴編,經該軍自行協議,呈請總司令批准。第十二師擴充爲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張師長髮奎晉升軍長,轄第十二、第二十五兩師。第三十六團團長黃琪翔晉升副軍長兼第十二師師長。朱暉日任第二十五師師長。原第十師則擴編爲第十一軍,由師長陳銘樞晉升軍長,蔣光鼐爲副軍長,轄第十、第二十四及第二十六三師,由蔡廷鍇、戴戟、楊其昌分任師長。其留守廣東的第四軍李軍長濟深所轄的陳濟棠、徐景唐兩師,則改稱爲第八路軍,由李濟深任總指揮。於是,武漢方面的駐軍頓時由一個半軍擴充至七個軍。而江西方面的二、三、六各軍因待遇不公,內心憤懣,反蔣情緒正在逐漸醞釀中。凡此種種的發展,都伏下了日後寧漢分裂的禍苗。
此時各軍除任意擴充外,各軍首長復紛紛涉足政、財兩界以擴充其個人的影響力。湖南攻勢發動之初,唐生智即受任爲湖南省政府主席;八軍到武漢,唐氏的勢力也隨之向外延伸。江西肅清後的首任主席爲李烈鈞,但旋即改由第三軍軍長朱培德擔任,隱然以江西主人自命。此外,各軍、師長復紛紛薦舉心腹股肱出任收復地區的縣長和稅局局長等職。中央領導人物既已徇私,影響所及,下級政治遂「治絲益棼」,無法收拾了。
際此軍政擾攘爭奪之際,我第七軍奉命陳師鄂東,卻絲毫未改舊觀。論戰功,無論在湘在贛均首屈一指,論將士傷亡的比率,也是各軍中最高的。但是我們絕沒有乘機要挾擴編。自衡陽而後,我軍累克名城要隘,然既克之後,我軍便迅速推進,將地方行政交予戰地政務委員會負責處理,我軍不參預絲毫。自湘而鄂而贛,我軍終未推薦一人出任縣長,更未保舉一人助徵稅捐,凡此史籍均有可考,未可虛構。雖當時我們頗爲清議所嘉許,而官方別無獎勖之辭。然我軍終能於北伐史上長留清白的一頁,今日回想,也很覺自慰。
「天子門生」的劣跡
軍事之外,當時政治上所潛伏的暗礁尤爲嚴重。此種暗礁所來有自,初非一朝一夕所形成。其根基早伏於國民黨左右兩派的內訌,再加以共產黨的挑撥離間,而蔣先生本人於民國十三年本黨改組後,或左或右,縱橫捭闔,以培植其個人地位權力的作風,更如火上加油,必至自焚而後已。
本黨於民國十三年改組之初,黨內領袖即因對容共意見的不同,隱然形成左右兩派。此時如中央領導分子目光遠大,氣度寬宏,此種意見的分歧未始不可逐漸化除,使全黨同志和衷共濟,爲三民主義革命而奮鬥。無奈總理死後,汪、蔣二人一味左傾,借重共產國際的援助,逐漸奪取黨、政、軍的領導權,致迫使黨內一部領袖脫離中央。至於中山艦事變的內幕情形如何,固不得而知,而蔣氏發動政變,以打擊共產黨始,以排擠汪兆銘終,則爲不易的史實。汪氏既除,蔣氏重表示左傾,與共產黨、俄顧問攜手以打擊正在爲其反共政變喝采的西山派,斥之爲反革命。蔣氏如此亦左亦右的手法,並非由於其政治觀點的改變,事實上只是其個人的權術,以虛虛實實的姿態排除異己,以達其個人獨裁的目的。當時本黨左、右派的領袖都不直其所爲,只因其權勢炙手可熱,對渠無可奈何而已。然蔣氏獨裁的跡象已見,故左右兩派一有機緣,都想對蔣加以抑制。(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