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暴露我國公共衛生領域人才短板 催生學科熱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突襲，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我國公共衛生領域人才短板。一時間，公衛學科建設成爲熱門。
近日，包括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和復旦大學等多所高校在內，先後在公共衛生學科建設方面推出新舉措。
如清華大學宣佈新建清華萬科公共衛生與健康學院，預計設立預防醫學、大健康、健康大數據、公共健康政策與管理四個國家亟需、面向未來的學科方向；南開大學決定成立公共衛生與健康研究院，瞄準流行病和衛生統計學、傳染病疫情預警預測與疾控策略評估等6個重點研究方向集中發力……
另一方面，教育部也已明確今年碩士研究生擴招向臨牀醫學、公共衛生專業傾斜，而且以專業學位培養爲主，以高層次的應用型人才專業學位爲主。
針對此次疫情暴露出的人才短板，未來公衛人才應如何培養？新京報記者專訪了清華大學醫學院院長、中科院院士董晨。
在董晨看來，在後疫情時代應調整人才培養結構，加強學科間交叉融合，培養複合型人才，以適應社會發展需要。如果高校成立專門學院培養公衛人才，有三點需要兼顧，包括本科階段進行通識教育、要有一定程度的臨牀醫學教育以及強調實踐性等，並考慮與疾控中心建立合作關係。
清華大學醫學院院長、中科院院士董晨。
疫情暴露人才培養短板
新京報：清華大學醫學院在此次抗擊疫情中做了很多工作，您認爲此次疫情暴露出我國人才培養存在哪些短板？
董晨：此次疫情反映出來的不僅是公衛的問題，也是整個醫學面臨的挑戰。
我認爲公衛應該成爲醫學整體的一部分，比如，病人患有傳染病到醫院就醫，醫院有責任報給疾控中心，同時，疾控中心在做人羣統計時，也需要有診斷標準，這一標準需要臨牀醫生，尤其是傳染科醫生來鑑定。
舉例來說，在新冠肺炎疫情早期，核酸檢測作爲檢測的最終手段，受到產量和採樣方式等限制，影響新冠肺炎病人的確診。武漢醫生提出採用CT影像作爲新冠肺炎首選診斷方法。此後，《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五版）》將“疑似病例具有肺炎影像學特徵者”作爲湖北省臨牀診斷病例標準。
這是疫情診斷的節點。如果醫生不提出影像學這一診斷標準，疾控部門可能無法確認具體患病人數。從醫學角度來看，疫情暴露出我國臨牀醫學和疾控中心這兩者處於脫節狀態。
我還發現另一個問題：新疫苗的臨牀試驗由疾控中心組織，這也是兩者脫節的表現。
新京報：是否可以具體解釋一下？
董晨：因爲疫苗是新藥，不清楚人接種疫苗後會出現哪些不良反應。疫苗的臨牀試驗需要臨牀知識和能力，新冠疫苗的臨牀試驗應在醫院，由有經驗的臨牀醫生進行。疾控中心不是醫院，還是說到這一點，它與醫院關係是脫離的。
另一方面，公衛與臨牀的脫節，公衛人才的培養，如果沒有在職教育和繼續教育，就會變得像行政管理人員，與醫院脫節使其對很多臨牀問題不太瞭解。從學術方面來講，我想強調的是，疾控中心和醫院要建立密切關聯。
一封信促成清華與萬科“聯姻”
新京報：針對疫情暴露出的短板，清華大學已經開始發力人才培養，成立清華萬科公共衛生與健康學院，萬科捐贈價值超50億元的所有企業股。當時是您發起的這件事情？
董晨：疫情暴發以來，我們醫學院表現不錯，也有比較好的科研。清華醫學院發起的各項研究已達34項，其中包括由臨牀醫生髮起的研究20項。新冠病毒免疫和致病機理、病毒感染與進入細胞機制、新藥和疫苗研發、檢測器械研發等均取得了階段性的進展。
實際上，我們醫學院也在進行常規的募捐籌款。疫情暴發後，我和辦公室進行溝通，收集了一些做慈善活動的基金會信息，並在3月初寫信聯繫了幾家企業。信發出一個星期，我就收到了萬科基金會負責人的回覆。
緊接着，我們談了一次，我主要介紹了清華醫學院正在做的工作，有做基礎研究的，有做臨牀的，有公共健康中心等等，希望學院能獲得進一步的提升和發展。雙方很快達成了共識，之後又進行了溝通並決定進一步推進合作。
當時萬科提到能夠用股權對清華公衛學科建設進行支持，將規模做大。後來，我向學校彙報了此事，這與學校“考慮建立公衛學院”的想法不謀而合，就促成了這件事情。
建議高校與疾控中心合作
新京報：包括清華大學在內，目前已有多個高校宣佈建設公共衛生學院或專業，教育部也已明確今年碩士研究生擴招向臨牀醫學、公共衛生專業傾斜。如果成立專門學院培養公衛人才，您認爲應怎樣瞄準痛點發力？
董晨：首先，要讓學生具備厚實的基礎學科知識，本科階段進行通識教育。因爲公衛不僅需要醫學方面知識，還涉及人文、社會以及公共政策管理等相關知識。所以，清華公衛學院初步打算只招研究生，不招本科生。
我認爲，公衛人員不只是一名專業人員，還帶有管理色彩。比如出現新發傳染病，他如何應對？拿出什麼樣的公共政策？是封城還是封小區？其所需具備的知識不僅是公共健康方面的，還涉及社會學和管理科學等各個方面。
第二，在培養人才過程中要有一定程度的臨牀醫學教育，讓學生對疾病有比較透徹的認識，而不是膚淺的瞭解。
第三，強調實踐性。無論上學時、實習過程中還是工作後，公衛人員與傳染病醫院都要建立密切聯繫，不能脫離實踐、不能脫離臨牀。我覺得這三點都需要兼顧到。
高校在籌劃公共衛生健康學科時，還應考慮與疾控中心建立合作關係。一方面，疾控中心能將高校先進知識、跨學科內容帶入自己工作中，另一方面，高校在培養人才時，疾控中心人員又可以把實操經驗傳授給學生，使學生不再是象牙塔裡“雕花”。
社會發展需要複合型人才
新京報：您剛剛提到公衛人才與醫療人才培養相對獨立，那國外的情況是怎樣的？
董晨：國外有專業做流行病分析的，但也有很多醫生拿到了公衛碩士學位，所以交叉型人才培養比我們厲害。
新京報：是不是有好的經驗可以借鑑？
董晨：我國醫學相關人才的培養還處於起步階段，帶有濃重的前蘇聯體制影響，如學生高中畢業就去讀醫學，公衛學科也是如此，而越來越多西方發達國家把醫學作爲職業選擇，職業培訓是大學畢業以後進行的教育。
培養大量工匠，是因爲以前推進工業化需要這樣的人，但現在更需要高端人才，通識教育就變得重要起來。所以，我現在反覆強調的是要培養複合型人才，以適應社會發展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