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這個地方,據說是全世界戶外人的“耶路撒冷”
提到桂林,大多數人的印象,恐怕還停留在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山清水秀,二兩米粉十塊錢一碗——這幾乎構成了外來者對這座城市的想象。
“陽朔山水甲桂林”,很多人遠道而來,只爲親眼目睹“20元人民幣同款”的位於桂林陽朔的灕江風光。僅僅是今年上半年,涌入陽朔的遊客數就近15萬人次。
灕江遊船。(圖/pexels)
但鮮少有人知曉,關於陽朔的山,還存在着另一種敘事,那就是圍繞野攀生長起來的人與事。
所謂野攀,即野外攀巖,就是在真實的山壁上攀登。在野攀人的眼裡,陽朔只存在兩種人:攀巖的人和不攀巖的人。這些人對待山的想法和大衆遊客有點不同,他們會說,山是用來爬的,不是拿來看的。當我問他們:你看到山的第一反應是什麼?得到的回答無外乎:這山能不能攀?
嘉嘉,這位染了一頭紅髮的女孩告訴我,如果一座光禿禿的山突然矗立在跟前,她會很自然地聯想到,“這裡肯定有人開過線”。開線,是指在一塊巖壁上首次勘探一條新的攀巖路線的過程。整個陽朔最有名的“開線狂魔”,是人稱“縣(線)長”的邱江。
兩年前,還是野攀小白的嘉嘉剛到陽朔,她先去了大名鼎鼎的白山。剛到山腳下,她左右環顧,“你懂嗎?就是震驚”。回憶起白山時,她把兩隻手臂張開到極限,激動地說:“在別的地方沒見過那麼大面積的巖壁。以前在別的地方爬,一座山上可能就四五條線,頂多就10條。”而光是白山,寬至150米的巖壁上就有多達75條難度不一的路線。
陽朔的白山。(圖/攀巖攝影師TC Chen提供)
那個瞬間,她感覺自己徹底愛上了陽朔,並且再也回不去那種被一些陽朔巖友稱爲“冰冷盒子”的人工巖壁。事實上,整個陽朔每年平均接待攀巖遊客高達60餘萬人次,但卻僅有1家提供人工巖壁的巖館。到處都是唾手可得的自然巖壁,誰會專門跑去巖館抱石呢?嘉嘉當時看着白山,心想:“這肯定是中國最好的。”直到有一次,她去了雷劈山,同樣是陽朔的經典巖場。她擡頭一看,“怎麼這麼高?就像被雷劈成了兩半”。這回她又被震住了。在陽朔,這樣的震驚時常發生。
神奇的是,連小卷這個土生土長的陽朔人也有類似的感覺。我們坐在小卷開的音樂餐吧裡,他開始細數最近流行起來的山地運動——天上的舊式飛艇、水邊的溯溪、山上的野攀,山所賜予的東西實在太多,他認爲這是陽朔獨有的。
巖友在陽朔的天然巖壁上攀巖。(圖/攀巖攝影師TC Chen提供)
野攀似乎是理解這座西南小城的一條暗線。自20世紀90年代美國人託德·斯金納(Todd Skinner)來到陽朔,在月亮山上開闢了第一條路線後,陽朔野攀的種子就此播下。在這30多年中,經歷幾代巖友的耕耘,陽朔已經成爲全國乃至全世界野攀愛好者的“朝聖地”。
在陽朔,有苦心琢磨攀巖的“硬核派”,也有把攀巖當作愛好的“娛樂派”。無論你是哪一派,總能在陽朔的巖壁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可以這麼說,攀巖已經成爲陽朔人的生活方式。“就好比我抽菸、喝咖啡一樣,一旦脫離了它,你就感覺生活失去了一些東西。”小卷笑着說自己是個菜鳥,但不妨礙他依舊熱愛攀巖。
曾經的西街,到處是新鮮的空氣
陽朔的攀巖文化,最開始也是舶來品。在20世紀90年代,陽朔的攀巖路線絕大部分是外國人所開,最早“吃螃蟹”的,就是託德·斯金納。
託德算是第一批來到陽朔的外國旅客,他是被朋友山姆說服來的。起初,他們並不是在偏遠的山路上找路線,而是在賣紀念品的商店裡。在那些印着秀麗山峰照片的明信片和撲克牌上,他們尋找着適合攀爬的巖壁。
1990年代初,外國人來到陽朔開闢野攀線路,當時一名七旬老人也來一起攀巖。(圖/Climb International)
那一年,託德在月亮山上開闢了陽朔第一條線路,“高高在上”(proud sky),難度5.12b(根據目前廣泛用於野攀路線定級的“YDS難度體系”,5.12b以上的路線屬於攀巖專業級,數字越大表示難度越高),這標誌着陽朔野攀歷史的開端。
當時兩個老外走在路上,常常引起當地村民的好奇圍觀,但並非因爲他們的白人面孔。當時已有不少老外出沒在陽朔的街頭巷尾,然而像他們這樣揹着攀巖裝備在山上攀來攀去的,村民還是頭一回見。
在當時,開闢攀巖路線,如同外來者在一塊飛地上重建新的秩序。
離開中國後的第二年,託德又回到了陽朔。他在籌劃自制紀錄Climb International(直譯爲《國際攀巖》),記錄其在陽朔探索新巖壁的過程。也是從那時起,陽朔開始進入熱愛戶外運動的外國人的視野。
當託德在巖壁上打釘和安掛片時,小卷還在上幼兒園。小卷出生於1987年,那會兒正好是外國人來華旅遊呈爆發式增長的時期,而桂林作爲我國最早對外開放的旅遊城市之一,吸引了大量外國遊客。
陽朔吸引了大量熱愛攀巖的外國遊客。(圖/圖蟲創意)
小卷從小就住在如今最繁榮的西街邊上,他所就讀的幼兒園位於龍頭山碼頭下來的濱江路上,這條街曾是遊客下船後的必經之路。在小卷的記憶中,從輪渡上下來的大多是洋人面孔。大巴車就停在街邊,導遊領着他們去西街,到了就停下來喝杯咖啡。
20世紀90年代起,外國人紛紛在西街開起了餐廳。據小卷回憶,當時每家店的外牆都漆着不一樣的顏色,整條西街就像彩虹小鎮似的。它給人的感覺就是,人在國內,卻似在國外。父母常讓小孩到街上和老外說“hello”,練習英語。
整個童年和青春期,小卷是眼看着西街一步步成長起來的。千禧年前後,西街開滿了酒吧、CD店和賣手工藝品的鋪子。藝術家和揹包客穿梭在同一條街上。當然,攀巖的人也出沒在那裡。
不同圈子的人都生活在同一條街道上,大家相互間都會交流,這就造成文化多樣化的景象。“那時候的陽朔給人的感覺是足夠純真,足夠自由。在城市裡,或許你得武裝好自己。但來到陽朔,你愛幹嗎幹嗎。”小卷說。
在小卷的巖友圈裡,“縣長”邱江代表了他在那個時代見證過的生活方式。
2003年,邱江在陽朔無保護攀登了拇指峰上一條名爲“新年快樂”的長度約120米的結組線路,刷新了當時國內徒手攀巖的最高紀錄。該攀登過程被製成微電影《一個攀巖者的白日夢》。
“縣長”邱江。(圖/《一個攀巖者的白日夢》)
在電影中,邱江沒有穿上衣,留着一頭長髮,鬍子拉碴。鏡頭不斷拉近,他念起一段獨白:“那年,我27歲,在陽朔混了兩年多。沒招過誰,也沒惹過誰。每天攀巖、泡吧,日子過得還挺不錯。”
下榻一個屬於“髒包”的客棧
2015年3月,人稱“校長”的張勇在白山上開了一條5.13b路線,並將其命名爲“江緣客棧”。這個名字所對應的,正是一家當年陽朔攀巖圈中幾乎盡人皆知的客棧。“來攀巖,找江緣”,這裡一度是巖友們的集散地,也是供大家吹牛的公共空間。
當時共同經營這家客棧的是張勇和他的老巖友——一個叫八月的北方女孩。在最初接觸野攀的幾年裡,八月曾過着一種上海—陽朔兩地跑的“雙城生活”,後來她乾脆把家搬來了陽朔,在這裡定居。
八月客棧的客廳,日常作爲巖友們的公共空間。(圖/八月提供)
2008年,八月第一次來陽朔。來之前,她聽說陽朔是一個小鎮,眼前立馬浮現一幅中國南方農村的畫面。她着急地問朋友,要不要帶這個,要不要帶那個,買不到東西怎麼辦。朋友只覺得很好笑。抵達後,她被眼前的繁華景象嚇了一跳:“要吃有吃,要喝有喝,燈紅酒綠。”
當時,巖友們都聚集在西街片區,鬆弛到攀巖“搭子”甚至可以從街上“撿來”。巖友通常穿着不修邊幅,看起來很“野”,走在路上或許就被人問:你們去幹嗎呢?明天你們去哪兒爬?我跟你們一起玩行不行?
資深巖友、客棧老闆八月。(圖/受訪者提供)
和很多人一樣,八月在陽朔瘋狂地愛上攀巖。起初,她以每月一次的頻率往返上海和陽朔,有時是坐晚間航班到桂林,再乘大巴到陽朔;有時則是在火車上搖晃一整夜,天亮後直抵陽朔。在巖壁上,她只能聽到風的聲音,並忘情於這種感覺。
2010年,她接手了江緣客棧,和朋友們一起經營。2020年疫情期間,江緣客棧關門易主,一時之間巖友沒了個重要的根據地。不久後,一個老巖友在電話中問八月:“怎麼江緣沒了?”她的難受勁兒才一下子涌上來。
於是,她下定決心開一家新的攀巖客棧,就叫“八月客棧”。客棧一樓是一個寬敞的客廳,常有巖友前來嘮嗑。在後院,她專門設了一塊人工巖壁“月亮板”(MoonBoard,一種用於攀巖訓練的人工巖壁,通常由一塊傾斜的攀巖牆和特定排列的攀巖點組成),供巖友們使用。她在慢慢接近自己想要打造的“理想之地”——一個可以讓巖友們一起訓練、聚會的場所。
大家在觀看巖友在“月亮板"上的訓練。(圖/八月提供)
8月下旬的一個夜裡,嘉嘉和小盧結束了下午的攀爬,她們沒有緣由地聚在了八月客棧的客廳裡。她們坐在沙發上嗑瓜子,閒聊,撫摸小狗,或者刷攀巖視頻,相互切磋琢磨一條路線的更佳解法。這是她們的日常。
26歲的嘉嘉是陽朔的新生代攀巖者,她曾在昆明一家巖館當前臺,順便磨練攀巖技術。剛見面時,嘉嘉用一個詞介紹自己——“dirtbag”(髒包),這是紀錄片《攀巖浪子》中的主角弗雷德·貝基(Fred Beckey)對自己的評價。
這個詞所代表的,是那些沒有工作或者主動放棄高薪工作的戶外狂熱者。他們幾乎脫離社會規範,宛若與山岩爲伴的流浪漢。毫無疑問,貝基是“最完美的髒包”,他這輩子幾乎只思考與攀登和女人有關的事。
(圖/《攀巖浪子》海報)
那天晚上,在客棧中講話最少的小盧,也許是我在陽朔見過最不尋常的“髒包”。
小盧是欽州市靈山縣人,結了婚,有小孩,曾在家鄉經營一家餐飲店。2013年,在QQ羣認識的朋友告訴她,靈山有可以攀巖的地方。當時她什麼裝備都沒有,屁顛屁顛地就跑了過去。安全帶、繩索都是用別人的,腳踏着一雙運動鞋就上巖壁了。往後幾乎每個週末,她都在早晚班間的空檔奔去巖場。
很快,靈山的路線已經無法滿足小盧。她聽說陽朔的路線豐富,很快就辭掉了工作,隻身一人坐大巴到陽朔。
起初,她一個人都不認識,但想着自己有手有腳,總歸餓不死。於是,她在西街上擺攤,早上賣煎餃,攤子一收,下午立馬趕去攀巖。這樣的生活維持了大約一年。
攀巖、酒精和音樂,一切與多巴胺有關
中國有兩大野攀社區,北方有北京密雲的白河,南方有廣西桂林的陽朔。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陽朔和白河表現出完全不一樣的氣質。
白河的攀巖社區有一套較成熟的協調機制,而陽朔的攀巖社區,更像野蠻生長的中外混合物,制定規矩在陽朔顯得尤爲困難。這當然與社區自發生長的特質有關。
桂林陽朔西街夜景。(圖/圖蟲創意)
在陽朔縣舊縣村一家老巖友開的客棧裡,老闆今今跟我講了一個據說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約塞米蒂國家公園(Yosemite National Park)的故事:“當時有一架載滿走私大麻的飛機失事了,然後被一羣攀巖者發現了,他們拿(大麻)去賣了很多錢,再用這筆錢換了很多酒。”
她搖了一下桌上的啤酒,告訴我,在陽朔,攀登跟酒是分不開的。
進入90年代末期,中國人的身影開始出現在陽朔的巖壁上。1998年,西唐離家後從桂林市區來到陽朔,先是到巴克蘭(Buckland)學了一年英語,這是當時陽朔第一所外語學校。混跡西街的那幾年,西唐在酒吧打過零工,還兼做英語導遊。後來,他結識了一個慕名來陽朔攀巖的加拿大人,跟他學起了攀巖。
左:蜘蛛人攀巖俱樂部;右:喀斯特中西餐廳。(圖/鄒露)
1999年,“喀斯特”中西餐廳在縣前街開業,這可能是國內第一家攀巖俱樂部。老闆吳小燕同爲攀巖愛好者,她一邊開店一邊帶酒吧的客人去攀巖。
2000年,人稱“老鐵”的呂鐵鵬在縣前街開了第一家攀巖主題的酒吧,名爲“理查德”,就開在“喀斯特”的附近。2001年,老鐵拿到了中國登山協會第一期攀巖教練培訓班的資格證書,編號爲001。
當時,酒吧裡建有一小塊人工巖壁,每天晚上聚集了很多來陽朔的攀巖愛好者。每逢週末,他們就辦一場小型攀巖比賽,獎品常常是一瓶啤酒或一件T恤。比賽結束後,大家就聚在酒吧徹夜開party,有時甚至會吵到把警察惹上門。
“中國攀巖”俱樂部照片。(圖/鄒露)
後來“理查德”改名爲“中國攀巖”,承載了好幾代攀巖者的記憶。如今陽朔攀巖協會副會長阿邦就是從中國攀巖走出來的。2005年,初中沒畢業的阿邦來到陽朔第一次打零工就是在中國攀巖,當時50多個員工中,超過一半是外國人。阿邦每天就跟他們同吃同住,有一天,他從牀上彈起來說,“我聽懂了你們在聊什麼了”。
新世紀的頭幾年,是陽朔攀巖俱樂部的爆發期,“西唐”“黑石”“蜘蛛人”等攀巖俱樂部相繼成立。在那個年代,攀巖往往誕生於酒吧,彷彿就沒有攀巖人不愛喝酒。
至於小卷這個陽朔人,曾被父母送去桂林市區念職高,繼而在桂林組建起自己的樂隊。後來實在待不住,他就回到陽朔,開始教人打鼓。也就是在20歲出頭的年紀裡,他遇到了那幫看起來像嬉皮士的巖友。
小卷的音樂餐吧週六晚上會舉行一次演出。(圖/小卷提供)
當時“縣長”邱江愛玩雷鬼樂,“校長”張勇則跟着小卷學練手鼓。他們玩完音樂後,就一起跑到縣前街的橋附近霸佔攤位。那幾年,陽朔還沒有城管前來驅趕,整條街都坐滿了以擺攤爲生的巖友。
2010年往後,小卷逐漸察覺到西街在變。他曾常光顧的酒吧陸續關門,越來越多在門口招攬客人的夜店佔據了這個街區,小卷認爲這是城市club文化在陽朔的植入。這讓他感到有些無所適從。於是在2013年,他決定開一家自己的音樂餐吧,目的是讓老朋友們有個“根據地”。
西街在變,陽朔的攀巖社區似乎也在變。八月說,就拿開線的風格來說,現在新開的線路和20年前“老炮兒”們開的線路,給人的感覺完全不同。“現在的路線開得更安全了,或許人的冒險意識慢慢淡了,對危險的承受能力會弱一些。而以前的人更奔放,他們連掛片的位置都可能打得遠一點。”
攀巖的路線越來越安全。(圖/圖蟲創意)
當然,開線的成本對開線方式亦有所影響。常駐陽朔的攀巖攝影師TC稱,在過去,掛片需要從國外帶回來,且價格較高,這對於巖友來講是一筆不小的開銷。隨着國產掛片的普及,開線者對掛片的使用也更加自由。
這幾年來,小卷一直在思考一件事,就是如何打通音樂和攀巖之間的“壁”。他曾自籌辦過三屆音樂節,試圖將攀巖文化融合進去,例如專門規劃一塊地,放上一些運動裝置。不過,他自認這樣的融合嘗試有些失敗,大部分人也只是在裝置一旁幹看。
去年,他做了一個大膽的嘗試:在巖壁上進行樂隊演出。他和幾位巖友臨時組成了一支四人搖滾樂隊,用專業攀巖器械把自己和樂器懸吊在一面巖壁上,隨後拍攝表演視頻。小卷稱他們的團隊爲“陽朔野崽”。在桂林話中,“野崽”常常用來斥罵那些不合時宜的人。他覺得這很符合團隊的氣質。
小卷把樂器和自己懸掛在巖壁上。(圖/受訪者提供)
最後,我問小卷爲什麼要做這些事情,他說,自己從小做音樂,聽朋克長大,歌詞中都在教人何爲愛與和平,這就是他在學校外所接受的“教育”。而這一切,都轉化爲他的社會責任感。
這不是什麼很宏大的理念。“不管是攀巖還是音樂,都是陽朔的一種生活方式。要怎麼把這兩樣東西做一個連接,讓更多人蔘與到社區裡,這比賺錢更讓我感興趣。”這也是他努力在做社區“黏合劑”的緣由。
編輯 陸一鳴
運營 嘻嘻
排版 黃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