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助便民：守住“數字”裡的民心
“當事人，經測算，您自起訴之日到一審判決相似案件平均耗時119天左右。若調解，相似案件經調解結案的平均耗時爲27天左右。”手機上點開上海政務服務“一網通辦”移動端“隨申辦”平臺，在“虹口區旗艦店”應用板塊嵌入了一個小程序，當事人可以在這裡獲得包括訴訟指引、案例參考、風險評估等交互式訴訟服務。
讓“智能的司法數據”與“多元的訴訟需求”對話，這是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與中國司法大數據研究院合作推出的數字化訴訟服務，也是上海法院“數助便民”鏈接城市“數字大腦”共同服務社會民生的一個縮影。
經過十年的改革躍遷，從信息化建設起步，到近兩年以來數字法院建設的先行先試，如何讓技術變革在賦能法官辦案的同時，讓人民法院“數字化腳步”邁進人民羣衆的需求裡？
讓訴訟流程可知、訴訟服務可感、訴訟結果可期，這是上海法院站在公平正義的邏輯起點給出的“數字答卷”。
訴訟流程可知：“一個標準、一個流程”
“再也不用拖着大行李箱來法院立案了。”在上海金融法院，代理金融類批量案件的方律師申請立案的135件證券類虛假陳述糾紛案件，隨着上傳、儲存……不到5分鐘，立案信息便全部上傳至系統，完成了起訴材料的生成。
線上立案、電子送達、開庭審理、結案文書送達、電子卷宗隨案生成……從立案到結案，僅30天，這批案卷材料就完成了歸檔。
全流程網上辦案體系，將立案從“腳尖”搬到了“指尖”，而電子卷宗“單套制”歸檔改革作爲打通全流程網上辦案“最後一公里”的關鍵環節，也是數字法院建設的基礎工程。“法官可以在電子卷宗模塊內隨時看到案件卷宗，方便掌握案情，質證也可以在網上實現。”上海金融法院法官孫倩感觸頗深。
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不斷推動“電子檔案爲主、紙質檔案爲輔”的歸檔方式改革，在上海等8個地區30餘家法院先行試點，實現了從無到有的突破。
2020年4月，國家檔案局、國務院辦公廳電子政務辦、國家電子文件管理聯席辦聯合發文，確定由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承擔電子文件單套歸檔和電子檔案單套管理試點任務。
從筆墨時代向信息時代，再到如今的數字時代，技術革新的號角吹響，上海再次選擇了“先行先試”。
如果說信息化讓標準化成爲可能，那麼數字化與標準化是相伴而生的。
“通過數字化手段，可以更加有效地推動全部訴訟服務項目和工作規程標準化，使法院線上線下的訴訟服務‘一個標準、一個流程’，大大減少人爲因素帶來的不確定性。”上海高院立案庭副庭長葉琦點開上海法院12368訴訟服務平臺，訴訟全過程中的訴訟引導服務能夠爲當事人提供清晰的訴訟流程和指南，當事人可以隨時隨地獲取關於訴訟流程的詳細信息、案件狀態、法律文書的模板和填寫指南等。
而在上海各級法院的訴訟服務大廳，還出現了“智慧的空間”和“聰明的AI”。
“怎麼立案？”“請問刑法第二十條說的是什麼？”“我能不能要求減免訴訟費？”“上班路上被車撞了，能否要求工傷賠償？”走進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訴訟服務大廳，有一位“數字導訴員”在回答着當事人各種各樣的問題。
上海二中院立案庭庭長張曄軍說，這樣的“人機互動”提供了標準化的便民服務，能滿足基本的訴訟服務需求，相較傳統人工諮詢，在即時性、精準性、全面性方面更具有優勢。
在“數字導訴員”旁邊，還有一個“智慧艙”，這是上海法院的一項集約化、信息化訴訟服務便民舉措。“智慧艙”共有20多項功能，分爲“我要查”“我要辦”兩大類，可爲當事人提供立案登記、輔助書寫、案件查詢、訴訟費繳納等服務，這裡像診所一樣自動診斷當事人需求，並開出“處方”。
依託數字法院建設，目前上海法院運用數字模型篩選碰撞提取有效信息，爲“智慧艙”增添語音交互功能、要素式訴狀識別功能以及遺漏當事人、案件主要信息提示功能等，提升“智慧艙”數智化、精準化、便捷化服務。
訴訟服務可感：數字邊緣仍有呵護
改變不止於法院內部。
2019年，上海率先探索以“一張網”形式爲城市運行管理服務，並提出了“一屏觀天下，一網管全城”的目標。
這一年，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上海時指出，要抓一些“牛鼻子”工作，抓好“政務服務一網通辦”、“城市運行一網統管”。
如今，“兩張網”已然成爲上海這個超大城市科學化、精細化、智能化治理的“牛鼻子”。
隨着數字法院建設的推進，司法大數據與政務大數據實現了彙集與碰撞。2023年，上海市閔行區檔案館在訪問閔行區人民法院時，提到了對離婚生效裁判文書的數據需求，“當前的民生檔案查詢中，婚姻類檔案的查詢佔近70%，且多年來一直位於市政府‘一網通辦’民生查詢的首位”。
於是，將離婚裁判文書納入“一網通辦”民生檔案查詢公共服務，這是上海在全國範圍內的首次嘗試。
還有沒有更加貼近當事人需求的做法？上海高院立案庭庭長喬蓓華向記者介紹，目前上海法院正在開發“離婚證明書自助生成推送”應用場景，通過篩選已經生效的離婚案件法律文書，提取當事人姓名、身份信息及法律文書生效時間，自動生成離婚證明書並向當事人發送，免去當事人在法院與民政機關反覆奔波的辛苦。
“數助便民”帶來的切實便利越來越多地被感知到。安傑世澤律師事務所律師權亮羽表示，“案件生效證明自助申請開具”應用場景能很好地輔助權利人順暢地申請執行，並保障勝訴當事人權益及時實現。
“看似簡單的應用，既給當事人和律師減輕了負擔，又優化了訴訟體驗，是一項便民、利民的實實在在的舉措，也是‘司法數字智慧化提升正義效率’範例，我要給它點個大大的贊。”權亮羽說。
“案件是民生需求的反映，‘數助便民’就是要奔着需求去。”作爲黨的二十大代表、全國模範法官，喬蓓華曾經在民事審判領域以“勞動爭議百問不倒的法官”而名，也曾經長期在立案窗口一線直面當事人的訴求。
在訴訟服務中，人民羣衆的需求是多元化和個性化的。“數助便民”在司法服務中的體現，不僅通過數據碰撞提升了便民服務的精準度，更在細節上體現了對各類人羣特別是弱勢羣體的尊重與關懷。
比如，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在立案大廳設置了手語窗口，配備實時語音文字轉換設備，幫助老年人、殘障人士等更好地瞭解司法服務信息。
與此同時，法院內外的數據碰撞還爲身處困境的羣體伸出援手。在今年“三八”國際婦女節前夕，上海法院“涉家暴信息溝通共享機制”應用場景正式推廣。
一直以來，上海法院持續探索實施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爲反家庭暴力提供了有力保障。但由於婦聯等相關部門此前無法第一時間獲取法院涉家暴案件信息，使保護令的效能受到一定影響。
這一應用場景以上海法院審判辦案系統、上海法院裁判文書庫爲依託，篩選出上海法院所制發的“人身安全保護令”裁判信息，並推送至上海市婦聯等相關部門。
“一方面，法院對人身安全保護令等執行力量不足，而婦聯具有較強的基層組織力量。另一方面，婦聯缺乏家暴信息來源，而法院數據庫保存了較多涉家暴案件信息。”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未成年人與家事案件綜合審判庭庭長方方說，“通過彙集法院、婦聯及更多其他社會力量，合力鑄就‘司法﹢’多重反家暴‘保護牆’，真正把婦女兒童權益保護落到實處。”
如果說，從“腳尖”到“指尖”的技術迭代讓司法服務更“聰明”，那麼從“指尖”到“心間”的距離，是上海數字法院建設更“溫情”的一面，讓站在數字鴻溝兩端的不同社會羣體感受到司法關懷。
訴訟結果可期：讓“法的可預期性”具象呈現
除了讓訴訟流程可見、訴訟服務可感，“數助便民”還可以怎樣更進一步？
上海法院正在探索的訴訟風險評估類應用場景，集中展示了數據碰撞的智慧。
“從大數據分析來看，同類案件勝訴較多，但訴訟有風險，請注意收集和保存有利的證據。”
“從大數據分析來看，您起訴的被告已被列爲失信被執行人，請合理預判訴訟後果及時調整策略。”
簡單點擊操作，就能預估訴訟風險，獲得類案調解指導……依託大數據和信息技術，幫助當事人瞭解訴訟風險，讓“法的可預期性”具象呈現。
在訴訟風險評估類場景中，當事人可根據自身糾紛的實際情況，通過問答互動方式選擇相對應選項。以繼承糾紛爲例，應用場景將通過當事人回答的單選或多選答案快速瞭解案情，如“與被繼承人的關係”“被繼承人是否留有遺囑”“請求繼承的遺產類型是房產、存款還是其他”……
當事人選擇完成後，應用場景通過將選項內容與法答網和人民法院案例庫中的問題或案例自動匹配，以勝訴率的形式直觀展現訴訟風險，通過大數據分析，展示相似案件中得到支持的案件比例。同時提供“相似案例”展示功能，當事人點擊查閱，即可獲得其他同類案件的裁判結果，以印證風險提示的客觀性。
“從被動式服務向主動式服務、從便捷式服務向便民式服務。”面對數字化加持的服務能級的重大躍升，喬蓓華用了一個詞：審慎。“這是沒有‘容錯率’的探索，還是要不斷優化訴訟服務流程和服務方式，確保人民羣衆能夠享受到更加優質的訴訟服務。”
數字法院對訴訟服務的定位之一，就是通過系統自動分析比對，爲當事人推送法律適用規則、裁量尺度標準、相關法律法規、類案參考，提供司法裁判走向預測及訴訟風險評估，讓訴訟結果更加可期。
訴訟風險評估類場景還設計了時間與費用成本測算功能，根據案情的具體情況，分別展示訴訟與調解將要花費的時間和費用，有利於當事人做出合理的抉擇。
比如，當事人點擊進行訴訟風險評估後，向當事人發送判決時間和調解時間的對比。又如“財產案件的訴訟費根據訴訟請求的金額或者價值確定，您當前案件的訴訟費用約爲50元。若在起訴前進行調解，您可聯繫調解機構瞭解相關費用；若立案後進行調解，並以調解結案的，人民法院將減半收取訴訟費”。
這樣的“可預期”也受到了人民調解員的歡迎，上海高院研發推廣了“調解參考案例及裁判文書推送”應用場景，在訴前調解時，將參考案例推送給人民調解員，如果調解沒有成功，還會將案件後續審理結案的裁判文書再次推送給調解員。
“我想知道，爲什麼當事人沒有接受調解，知道最後的判決結果，會幫助我在今後的調解中更加了解當事人的需求。”一位人民調解員告訴記者。
這些“預期”所指向的，是以“數字正義”保障“個案正義”，最終還是爲了“努力讓人民羣衆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數助便民’這一理念深植於訴訟服務領域的數字化轉型之中，不僅僅是對訴訟流程的一種技術革新，更是對服務理念的全面昇華。要以人民羣衆的需求爲中心不斷優化服務流程和質量，確保人民羣衆在訴訟過程中能夠真正感受到正義和溫暖。”上海高院黨組成員、副院長林曉鎳說。
來源：人民法院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