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中國可能面臨的「顛覆性錯誤」？（上）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在談話中表示要繼續依循鄧小平「改革開放」的路線前進。（圖／達志影像／美聯社）作者／九峰

前言：

2014年被稱作改革元年，而今年則是改革攻堅年，所謂攻堅概括地說就是新的一輪國有企業股份化，市場化和高官私人持股化，土地變相私有化，及政府去職能化等大手術，也就是世界銀行前些年依據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原理爲中國改革頂層設計的《中國2030》的翻版。其實新一輪改革所採用的這些手段都不是什麼新鮮理論，全都是25年前西方爲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轉型而用過的辦法，只不過在中國強大的社會抗議聲中動作幅度有所收斂而已。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是推動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動力，西方設計的改革是不是也推動了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和社會進步呢？

蘇聯土崩瓦解後形成的15個國家，以及14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西方「休克療法」的頂層設計下，集體實現了所謂憲政及私有化革命。轉眼1/4世紀過去了，蘇東加上前蘇聯衛星國蒙古多達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的日子過的怎麼樣呢？他們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是改革良策還是「顛覆性錯誤」，應該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經驗教訓，是一個足以令當前深化改革借鑑的大課題，然而蘇東的改革成效在中國似乎卻是許多人刻意迴避的話題。爲什麼呢？

1990年到2011年間，30國中表現最好國家之一的波蘭改革的紅利其國民收入增加了119%，然而中國釋放出來的改革紅利纔是驚人的。1990年中國GDP總量1.866萬億，2010年GDP增至39.798萬億，GDP爲1990年21.33倍(>2100%)。中國在航天、衛星導航、超級計算機、高鐵、網絡技術、信息技術、造船、軍工、工程設備、核能、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產業、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產業七大產業新興產業快速發展等等，衆多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業正全面趕上或接近世界先進水平。反觀曾經領先中國很多的前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經過25年的西化改造，如今除了受西方封鎖的軍工產業還在吃傳統市場的老本外，其它產業除了賣資源外，幾乎都成了西方現代產業的附屬殖民地。曾經享譽世界的俄國、波蘭重工業如今自主知識品牌產品已萎縮的無影無蹤，專利發明、文化事業、高等教育更是一落千丈。

令人費解的是理論界有一股自我妖魔化、自我貶低的歪風，不顧中國和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改革成敗對比鐵一般的事實，無視中國幾乎所有行業技術水平和盈利能力快速提升，技術進步水平舉世無雙的現實，硬要把健康發展的中國經濟醜化成中國經濟單純靠投資拉動粗放式發展無以爲繼，極力否定有中國模式的存在，抹黑公有制，妖魔化國企，打擊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民族自信、制度自信，並通過教育、理論研究和輿論平臺正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改革的進程。如果按照這種思路「深化改革」中國將有可能重蹈蘇東國家「休克療法」改革的覆轍，犯下傷及中華民族根本利益，難以逆轉的「顛覆性錯誤」。什麼是中國可能面臨的「顛覆性錯誤」？

新加坡學者日前一篇《中國十大可能的「顛覆性錯誤」》引起輿論關注。文章例舉「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和八十年代末那樣的重大錯誤」爲「顛覆性錯誤」作註解。那麼何謂「顛覆性錯誤」，一般認爲，如果把中國現代化進程比作在軌道上奔馳的列車，顛覆意味着列車脫軌翻覆，國家發展進程被迫中斷。

1. 中國近代不可逆轉的顛覆性錯誤

慈禧鎮壓清末維新改革、在面臨外敵虎視眈眈內外交困的情況下，卻挪用鉅額軍費修頤和園供自己享樂，導致中國長期積貧積弱、被動挨打，其本人也被洋人追打的如喪家之犬，致使中國因此失去現代化的最好時機；蔣介石、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拱手把東北讓給了日本，助長日本侵略中國，進而稱霸世界的野心，這些都算得上是當時政府所犯的，招致國破家亡的「顛覆性錯誤」。

「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和八十年代末那樣的重大錯誤」是「顛覆性錯誤」嗎？顯然言重了。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和八十年代末那樣的重大錯誤應該算是中國在現代化探索的道路中摔了個頭破血流的大跟頭而已。拍打掉灰塵，擦乾血跡，中國仍然在現有體制框架內繼續前行，並因此爲後來的快速崛起積累了豐富可貴的經驗和教訓，使我們民族更加成熟，因而避免了蘇東社會主義國家那樣政治上的幼稚而導致不可逆轉，造成民族災難的「顛覆性錯誤」。

蘇聯土崩瓦解後形成的15個國家，以及14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西方「休克療法」的頂層設計下，集體實現了所謂憲政及私有化革命。轉眼1/4世紀過去了，蘇東加上前蘇聯衛星國蒙古多達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的日子過的怎麼樣呢？他們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是改革良策還是「顛覆性錯誤」，應該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經驗教訓，是一個足以令當前深化改革借鑑的大課題，然而蘇東的改革成效在中國似乎卻是許多人刻意迴避的話題。爲什麼呢？因爲專家的頂層設計理論繞不過「休克療法」所用過的那些手段。

任何人要避免犯「顛覆性錯誤」，首先要汲取自己和他人的失敗的教訓。如果無先人經驗可借鑑，就需要小心謹慎地去實踐、「摸着石頭過河」。中國的改革就是「特區」、「試點」、「推廣」這麼一步步走過來的。然而中國理論界卻要摒棄「摸着石頭過河」的改革方法論，要效法蘇東「休克療法」那樣的頂層設計，在中國營造一種氣氛，即像蘇東那30國當年一樣，輕率地相信和推進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指導下的所謂頂層設計。轉眼25年過去了，他們的改革是釋放出巨大的紅利，還是造成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普京語），非常值得中國頂層設計及政治經濟學者們，出於對民族和社稷負責、對歷史和人類未來負責的態度，深刻探究蘇東那場變革對人類歷史正面和反面的深遠影響。

2. 「休克療法」始作俑者爲後社會主義國家失敗改革的無力辯白

回首當年柏林牆倒塌，無數人曾欣喜若狂，從東柏林到烏蘭巴托，人民洋溢在幸福的憧憬之中，西方民主和繁榮似乎近在咫尺。然而這項人類歷史上範圍最廣、最宏大的社會實踐結果卻出乎幾乎所有人預料，嚴重背離了西方經濟學原理的預期，不僅沒有釋放出改革巨大的活力和生命力，反而不久就開始給改革設計者和參與者迎頭潑了一盆冷水。25年的痛苦經歷，使得無論是經濟學家還是普通百姓都不得不面對的嚴峻現實是，除了諸如愛沙尼亞和波蘭這樣的少數國家可以稱得上有所進步外，後社會主義國家普遍被認爲是失敗的，經濟停止、倒退，貧富差距拉大，社會福利縮水，寡頭政治和新興獨裁者烏煙瘴氣的民主政治使百姓喪失了原有的民主激情，從前南斯拉夫到車臣以及如今的烏克蘭東部，戰爭打破了歐洲大陸四十多年的脆弱和平局面，那裡的人民飽嘗民族自決、民主自由的惡果。曾經的波蘭報紙編輯及反共異見人士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嘲諷說，「關於共產主義的最糟糕事情」，「都是隨後發生的」。

一心想在中國推動股份化、私有化、市場化改革的專家學者們自然對蘇東國家令人失望的改革沒有興趣，甚至有意忽視他們的失敗，只強調、誇大和營造新自由主義在西方成功的虛幻氛圍，目的就是要讓中國人再現柏林牆倒塌時期前社會主義國家人民迎接西方民主和繁榮的心態，讓中國人在幻覺中認定中國只要推動他們頂層設計的改革，中國就將像美國一樣富有。但從來不敢告訴人民，他們實際上採用當年蘇東改革類似的方法，這種頂層設計的改革也有把中國帶到同烏克蘭一樣糟糕困境的可能。

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經驗教訓，中國沒有進行過大規模地、系統深入地調查研究和總結，但西方人一直在做，作爲「休克療法」頂層設計參與者，美國經濟學家，哈佛大學經濟學系教授，1991年到1997年間擔任俄羅斯政府經濟顧問的安德烈•施萊弗不久前在美國《外交事務》發表了一篇《正常國家——東歐後社會主義國家25週年回眸》的文章，從維護和辯解其頂層設計改革的角度整理了這些後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發展的脈絡，力圖爲那場失敗的變革找回點面子。施萊弗教授認爲包括15個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繼承國家、14個前東歐共產黨國家和前蘇聯衛星國蒙古在內的後共產黨國家的改革貶斥爲失敗是一個錯誤，關於後共產主義世界，廣泛流傳的悲觀描述大都是不正確的（顯然並沒有在中國廣泛流傳）。施萊弗教授的研究表明在整個前東歐陣營，人們的生活已有極大改善。自從體制轉型以來，這些後共產黨國家增長迅速，今天，它們的國民生活得更加富裕、更長壽，也更愉快。在大多數方面，這些國家現在看上去只是非常像其他任何經濟發展水平相仿的國家。它們已經成爲正常國家——並且，在某些方面表現更加優異。

儘管施萊弗教授極力反駁後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失敗論，然而他例舉的數據卻是蒼白的。即使他選擇蘇東動盪GDP嚴重下跌的1990年作爲基準，「1990年到2011年間，就增長而言，處在中位的後共產黨國家(烏茲別克斯坦)的擴張要稍快於世界上其他地區的中位國家(挪威)。這些年間，挪威的人均GDP增加了45%，而烏茲別克斯坦上升了47%。波斯尼亞的國民收入增加了450%以上，其增長率在那一時期排名世界第三;阿爾巴尼亞排名第16，其國民收入增加了134%;波蘭排名第20，其國民收入增加了119%」。然而，施萊弗教授所例舉的30國中表現最好國家的改革紅利，充其量達到和西方國家相當的「正常國家」，其它大部分則是他不忍言及的非正常國家，而中國以及效仿中國改革的越南所釋放出來的改革紅利纔是驚人的。1990年中國GDP總量1.866萬億，2010年GDP增至39.798萬億，GDP爲1990年21.33倍（>2100%）。上世紀80年代後期，日本的經濟總量曾達到中國的10倍，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2014年中國經濟總量已約爲日本的兩倍。中國在航天、衛星導航、超級計算機、高鐵、網絡技術、信息技術、造船、軍工、工程設備、核能、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產業、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產業七大產業新興產業快速發展等等，衆多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業正全面趕上或接近世界先進水平，這絕非所謂「投資拉動，粗放發展難以爲繼」所能歪曲的。反觀曾經領先中國很多的前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經過25年的西化改造，如今除了受西方封鎖的軍工產業還在吃傳統市場的老本外，其它產業除了賣資源外，幾乎都成了西方現代產業的附屬殖民地。曾經享譽世界的俄國、波蘭重工業如今自主知識品牌產品已萎縮的無影無蹤，專利發明、文化事業、高等教育更是一落千丈，這都是施萊弗教授研究報告故意迴避的領域。

令人費解的是中國理論界盛行自我妖魔化、自我貶低的歪風，不顧中國和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改革成敗對比鐵一般的事實，無視中國幾乎所有行業技術水平和盈利能力快速提升，技術進步水平舉世無雙的現實，硬要把健康發展的中國經濟醜化成中國經濟單純靠投資拉動粗放式發展，極力否定有中國模式的存在，抹黑公有制，妖魔化國企，打擊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民族自信、制度自信，並通過他們控制的教育、理論研究和輿論平臺正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改革的進程。

自我妖魔化理論正極大影響國企的股份化、私有化改革，並且不擇手段地推進農村土地的私有化或變相私有化進程，鼓吹只有土地私有化才能釋放農村改革的紅利。可悲的是在這種理論風氣的影響下，不少人迷信西方經濟學理論，不相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放不下身段去河裡摸摸石頭，真實地考察、探討一下那30個後社會主義國傢俬有化的經歷。中國人不願做的事很久以前美國的教授已經捷足先登了。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俄羅斯、東歐問題專家，傑西卡 阿麗娜-皮薩諾撰寫的《後蘇聯時代的波將金村：黑土政治與產權》從一個側面揭示俄國和烏克蘭土地私有化的災難。從1997年到2006年，傑西卡花費十年時間考察由著名蘇聯中央黑土帶經濟區分割而來的俄國黑土地區和烏克蘭黑土地區的土地私有化問題，其中俄國部分面積大到有澳大利亞國土面積那麼大，烏克蘭部分則相當於德國的面積。十年間傑西卡無數次考察、採訪、收集各種報刊資料和統計數據，挖掘改革背後的內幕。結論是不管兩國在改革的時程上，兩國私有化形式，權利架構，以及集體農場遺存的內涵或外延有多大不同，可以確定的是兩國農民所面臨同樣的厄運是既沒有成爲土地的擁有者，也沒有成爲假定產權的受益人。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我們才知道，改革20多年過去了，擁有如此廣闊肥沃私有化黑土地的俄羅斯每年還要進口大量農產品，夢想中的改革紅利到哪裡去了呢？然而經過多年的灌輸，不少國人宗教般的迷信西方理論，自欺欺人地罔顧後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現實，不是去總結弘揚光大中國自己改革積累下的寶貴財富和經驗，而是一味推動模仿西方的夢想，走蘇東後社會主義國家失敗的老路，實在是一件發人深思的問題。模仿美國有可能變成美國，更有可能變成模仿美國後的烏克蘭。

●作者九峰，現居美國鳳凰城，旅美文化和戰略研究學者。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鄧小平時代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圖／翻攝自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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