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廣場》人口結構的薪資紅利被物價吃掉（朱雲鵬）

疫情衝擊，薪資M型化結構擴大，總薪資最低的教育業與最高的金融保險業差距拉昇至3.8倍。圖爲今年五一大遊行，勞工提出「抗通膨、要加薪、要職安、保年金」4大訴求。（本報資料照片）

主計處公佈今年臺灣1到6月全體受僱員工平均每月經常性薪資爲44262元，年增率3%，但是同期通貨膨脹超過此數，實質經常性薪資變成年減0.11%，爲6年來首見的負成長。即使改用總薪資計算，把年終獎金等加入，名目數字增幅會高一點，扣掉通貨膨脹後實質薪資稍微增加，但是幅度有限，可以說幾乎不變；薪資增幅被物價吃掉了。

看到這個現象，實在非常訝異。以臺灣的人口結構，最近兩年應當是薪資開始異常快速成長的關鍵時刻。臺灣的工作年齡人口，也就是15到64歲的人數，在2015年達到1736萬的高峰，然後開始逐年下降，其速度與年俱增：2016比前一年少7萬4千人，但去年比前年少了26萬4千人。

人口的總數，晚了幾年，在2019年達到高峰，前年開始下降。一年以後，也就是從去年開始，勞動力人口──15歲以上在工作或尋找工作中的人口，也開始下降。而且當勞動力開始下降，其速度就甚爲驚人：去年上半年減少了9萬6千人，今年上半年則減少接近10萬人。

所以，企業會發現本來員工就不好找，而從前年開始，找到工人的難度又加大了。我們許多企業的業務和海外有關，規模沒有縮小，有些還愈來愈大，在這種需求不變或繼續成長，但勞動供給逐漸萎縮的情況下，照理說薪資應該會快速上漲。政府可能也看出這個趨勢，最近兩年調整最低工資的時候很大方；其實在這種人口快速減少狀況下，不快速調整最低工資纔是奇怪的事情。

勞動力愈來愈少，可工作的人口愈來愈值錢，薪水愈來愈高，可以說是人口結構的「薪資紅利」。問題在於，有此紅利的工作人口，其經濟能力是否跟着薪水愈來愈高？答案是否定的。年輕人面臨的生活壓力很多，但至少有兩個主壓力，一是消費者物價上升率，二是房價。在消費者物價節節上升的情況下，薪資漲幅被吃掉了；房價呢？更慘，其漲幅遠超過薪資。

以實質經常性薪資來看，今年6月的平均月薪以105年的價格計算，爲41100元，其實是創兩年多以來的新低。至於房價所得比更不用提了，屢創新高。可以這樣說，人口結構變化理論上應該帶來薪資紅利，使得年輕員工得到的扶持增加，但實際上這種情況並沒有在臺灣發生。

月前曾經有幾位中央研究院的經濟學院士公開呼籲，中央銀行在推動利率和貨幣政策時，不能只看消費者物價上升率，還要看房價，甚至呼籲消費者物價指數納入房價。對這樣的呼籲大家應該重視。當然房價本身不可能放在國民所得民間消費項目的平減指數裡面；消費是流量，而民衆購買房地產不是消費，是投資，那是存量，這兩個完全不同。但對一般家庭而言，這兩個價格都是必須跨越的物價關卡。

存量和流量的連結就在於「租金」。民衆購買自有房屋，購買時屬於「投資」，但購買的目的在於未來每年作「自用住宅服務」的消費，一般用租金來設算。在美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中，住宅服務所佔的權重很高，達到42.4%；這是爲何該國最近通貨膨脹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美國的房價持續快速上升，連帶地市場租金會在一段時間後上漲，再隔一陣子自用住宅服務的設算租金也會跟着調整。由於這三項環環相扣的事件還在持續發生，消費者物價指數也就停留在超高水準，很難立刻大降。

臺灣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公式中，住宅服務佔的權重大約是美國的一半，但以上同樣的邏輯依然適用。房價上升，市場租金上升，自用住宅設算租金上升，三者環環相扣，都是對於薪資所得者的致命關卡。

（作者爲東吳大學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講座教授、前行政院政務委員）